朝阳区疾控中心新冠疫情处置组下设这样一个小组，他们紧追流调工作进度，第一时间奔赴“案发现场”，经过烧脑的推演“侦破”出可能被病毒污染的部位，将传染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就是经常在深夜出动的“病毒消防员”。
现场“推演”让病毒无处藏身
2020年12月14日，北京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这个病例在集中隔离结束后，曾入住朝阳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人员当晚接到任务后立即出动。随着此后流调信息不断增加，加之后续关联病例的新增报告，消毒组工作人员对该地区的消杀工作前后共进行了6次。
该酒店部分区域通风条件不佳，区域布局也较为紧凑，特别是配楼内还存在着人员混住的员工宿舍，人员构成复杂，这都给消毒工作带来了难度。12月18日，北京又报告了两例与此前的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土病例，这两位女性患者都是附近商铺居住在这个宿舍的员工。
消毒组工作人员唐承军回忆，这两例病例居住的宿舍房间内摆放着六七张床，较为拥挤。人员密集的密闭空间，意味着不论是被污染的程度，还是病毒可能涉及的部位，都会更多。这些都会增加现场消毒的工作量。首先要根据建筑结构、通风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消毒方案。此外，根据不同物品的类型，消毒方法也有差别，“比如存在呕吐物或排泄物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使用浓度为2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处理，而普通的床单、被套则使用浓度为500毫克每升的消毒液就足够了。”
“消毒的过程，也像是侦探在破案一样。走进一个现场，你要不断模拟、推演出患者最常接触、可能被病毒污染的部位。这样的‘推演’，我们从上学时就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病原生物学专业的唐承军说。
7小时消毒数千平方米
2020年12月25日，北京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患者为慧与（中国）有限公司员工。该病例于12月24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紧跟流调信息进度，12月24日晚8点即出动了6人小组，赶往患者工作地点——朝阳区利星行中心A座大厦。
那是一座超过20层的高层建筑，根据防疫要求，整栋建筑都需要进行消毒。整个楼宇最“核心”的区域，即确诊病例所在的工作区域及可能活动的公共区域，则由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的工作人员“全权负责”。
这次消杀任务的最大难点在于，需要消杀的面积实在太大了。患者所在楼层办公区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其可能活动过的食堂、卫生间等公共区域面积则有将近2000平方米。第二天凌晨3点，当完成全部区域消毒时，唐承军说自己踩在地上的脚后跟都是软的。
4小时消杀80多袋冻肉
将时间拉回到去年6月，新发地疫情拉响警报后，有一次任务令唐承军记忆犹新。一个盛夏晚上的8点，消毒组工作人员接到任务赶往位于大兴区的一家牛羊肉店铺。店主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密接人员已经全部隔离。而在这家店铺冰柜里堆满的来自新发地牛羊肉大厅的货物，成了棘手难题。这些可能沾染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货物将由环卫部门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规定的垃圾处理掉。而在此之前，它们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
货物表面喷洒上一层消毒剂，然后装入黄色垃圾袋，并进行严密包装；之后再洒上一层消毒剂，再进行严密包装。经过两遍消杀后，包装严密的牛羊肉，由消毒组工作人员肩扛、手提，送到垃圾车上。在这个闷热的夏夜，6位穿着全套隔离防护装备的消毒人员，在狭小逼仄的商铺里作业4小时，连消毒带搬运总共处理了80多袋牛羊肉。“护目镜被汗水打湿，泛起了一层水雾。”唐承军回忆道。
由于终末消毒工作一般是在人员清场的情况下进行，消毒组的工作人员时常在深夜“出动”，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唐承军今年34岁，他的额前、鬓角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控制传染病要紧紧抓住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其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靠我们扼杀和切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已是根植于我们脑海中的信念。不论多累，必须完成，没有商量。”唐承军说。
朝阳区疾控中心新冠疫情处置组下设这样一个小组，他们紧追流调工作进度，第一时间奔赴“案发现场”，经过烧脑的推演“侦破”出可能被病毒污染的部位，将传染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就是经常在深夜出动的“病毒消防员”。
现场“推演”让病毒无处藏身
2020年12月14日，北京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这个病例在集中隔离结束后，曾入住朝阳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人员当晚接到任务后立即出动。随着此后流调信息不断增加，加之后续关联病例的新增报告，消毒组工作人员对该地区的消杀工作前后共进行了6次。
该酒店部分区域通风条件不佳，区域布局也较为紧凑，特别是配楼内还存在着人员混住的员工宿舍，人员构成复杂，这都给消毒工作带来了难度。12月18日，北京又报告了两例与此前的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土病例，这两位女性患者都是附近商铺居住在这个宿舍的员工。
消毒组工作人员唐承军回忆，这两例病例居住的宿舍房间内摆放着六七张床，较为拥挤。人员密集的密闭空间，意味着不论是被污染的程度，还是病毒可能涉及的部位，都会更多。这些都会增加现场消毒的工作量。首先要根据建筑结构、通风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消毒方案。此外，根据不同物品的类型，消毒方法也有差别，“比如存在呕吐物或排泄物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使用浓度为2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处理，而普通的床单、被套则使用浓度为500毫克每升的消毒液就足够了。”
“消毒的过程，也像是侦探在破案一样。走进一个现场，你要不断模拟、推演出患者最常接触、可能被病毒污染的部位。这样的‘推演’，我们从上学时就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病原生物学专业的唐承军说。
7小时消毒数千平方米
2020年12月25日，北京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患者为慧与（中国）有限公司员工。该病例于12月24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紧跟流调信息进度，12月24日晚8点即出动了6人小组，赶往患者工作地点——朝阳区利星行中心A座大厦。
那是一座超过20层的高层建筑，根据防疫要求，整栋建筑都需要进行消毒。整个楼宇最“核心”的区域，即确诊病例所在的工作区域及可能活动的公共区域，则由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组的工作人员“全权负责”。
这次消杀任务的最大难点在于，需要消杀的面积实在太大了。患者所在楼层办公区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其可能活动过的食堂、卫生间等公共区域面积则有将近2000平方米。第二天凌晨3点，当完成全部区域消毒时，唐承军说自己踩在地上的脚后跟都是软的。
4小时消杀80多袋冻肉
将时间拉回到去年6月，新发地疫情拉响警报后，有一次任务令唐承军记忆犹新。一个盛夏晚上的8点，消毒组工作人员接到任务赶往位于大兴区的一家牛羊肉店铺。店主被确诊为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密接人员已经全部隔离。而在这家店铺冰柜里堆满的来自新发地牛羊肉大厅的货物，成了棘手难题。这些可能沾染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货物将由环卫部门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规定的垃圾处理掉。而在此之前，它们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
货物表面喷洒上一层消毒剂，然后装入黄色垃圾袋，并进行严密包装；之后再洒上一层消毒剂，再进行严密包装。经过两遍消杀后，包装严密的牛羊肉，由消毒组工作人员肩扛、手提，送到垃圾车上。在这个闷热的夏夜，6位穿着全套隔离防护装备的消毒人员，在狭小逼仄的商铺里作业4小时，连消毒带搬运总共处理了80多袋牛羊肉。“护目镜被汗水打湿，泛起了一层水雾。”唐承军回忆道。
由于终末消毒工作一般是在人员清场的情况下进行，消毒组的工作人员时常在深夜“出动”，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唐承军今年34岁，他的额前、鬓角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控制传染病要紧紧抓住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其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靠我们扼杀和切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已是根植于我们脑海中的信念。不论多累，必须完成，没有商量。”唐承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