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
我的祖父马连良，字温如，回名尤素福，原籍陕西扶风，生于北京。他是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老生行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马派”艺术创始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扶风社的招牌人物。其父马西园与著名京剧演员谭小培熟识，三叔马昆山在上海唱戏，受家庭的熏陶，祖父从小热爱京剧艺术。9岁入北京喜连成科班，23岁自行组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马派”表演风格。1931年，祖父马连良在天津与周信芳同台演出，因他们技艺精湛，各具风采，被誉为“南麒北马”。祖父虽长居北京，但天津作为京剧的“大码头”，祖父经常来演出。和平区河北路的“疙瘩楼”便是他的故居。
以前，马连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只有两岁多。童年里关于祖父的记忆并不美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黑五类”的后人，我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人指指点点。于是，一颗敏感的少年心在悄悄画着问号：祖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家里几乎没有他留下的痕迹，而长辈们都对他闭口不言？
1989年，我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到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工作。香港――这个祖父曾经留下过无数印记的城市，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时香港对马连良的认知和评价高度，比内地要高很多很多。通过一些事情，让我对祖父有了全新的认识。香港有位沈先生，办了一本全球发行的杂志，在华语文化圈内很有影响力。有个开音像店的福建籍老板，生意岌岌可危，不知道卖什么音像制品可以赚钱，找到沈先生求助。沈先生给他支招，告诉他，可以专门卖戏曲，而这老板对戏曲并不了解，于是沈先生说，我告诉你两个人的名字，只要卖他们的戏，保证能赚钱。老板大喜，急求这俩人的名字，沈先生慢悠悠地说，一个叫梅兰芳，另一个是马连良。后来，听从沈先生建议，他引进大量梅兰芳、马连良的戏曲音像制品，果然大卖大赚。就这样，两个京剧大师用一种啼笑皆非的方式，救活了一个濒临倒闭的香港音像店。虽然看似笑谈，但对我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
正因为这件事，静静潜伏在我血液里的京剧基因，开始悄然萌动。随后，我有幸看到一直在库里封存着的、当年马连良在香港拍过的电影拷贝，第一次欣赏到了祖父精彩的表演。面对着电影里那个潇洒倜傥的形象，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祖父，那个曾经给我少年时代带来阴影的人，竟然是如此伟大的艺术家！祖父对我来说，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是风华绝代的京剧大角儿，而他卓绝的表演艺术对我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同时也是对故乡一种无法释怀的乡愁。
我想，不论是作为后人，还是马派艺术的欣赏者，都应该为马连良做点什么，中国出这么一个艺术家很不容易，我只是想，这么好的艺术，不应该被忘却。我多年来致力于马连良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著有《我的祖父马连良》《马连良画传》《京剧大师马连良》等。我觉得，整理艺术资料和图书出版，就是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作为京剧名角，马连良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选择剧目上还体现出爱国情怀。1925年，他24岁时，为支持五卅运动组织了义演。1938年，为激励国人同心抗击日寇侵略，祖父根据山西梆子《五红图》，改编为全本大戏《串龙珠》，剧中揭露异族侵略者的凶狠残暴，表现炎黄子孙的抗暴斗争，他饰徐达，唱、念、做、打兼备。该剧于1938年4月在北平首演，剧场效果强烈，引起观众情感共鸣。次日即遭日寇当局禁演。祖父义愤填膺，耿耿于怀。当时，适逢山西梆子名伶张玉玺和名旦李子健(即“小梅兰芳”李世芳之父)等进京演出传统名剧《灯棚换子》《换官杀驿》《檀帅困营》，李亦青先生建议将这三折戏改编成一出完整大戏，马先生和李亦青、吴幻荪、翁偶虹三位学者策划，由吴幻荪执笔，创作了以舍生取义和反抗异族侵略为主题的《春秋笔》。还演出了体现民族气节的《苏武牧羊》等戏。
1936年金秋时节，天津中国大戏院建成。开幕典礼来宾两千多人，盛况空前。马连良代表中国大戏院致谢词。晚7点，戏开演，先由马富禄出演《跳财神》，继由马连良出演《跳加官》，最后是马连良、姜妙香、茹富蕙、刘连荣等主演的《群英会》和《借东风》。演出受到全场宾客的热烈欢迎，演毕多次谢幕。从此以后，马连良经常来津演出，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他来津，便住在“疙瘩楼”里。从那时起，到上世纪40年代中叶，马连良经常来津演出，还参加多次义演，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