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
却半路转行投身教育
他不是运动员
却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他生逢乱世
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
他
就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
「南开创办者」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
摄于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时
今天
是张伯苓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
我们再回首张伯苓创办南开的往事
重温先生思想
缅怀致敬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1951年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在津溘然长逝。他留遗嘱说，新中国有光明远景。人们发现他的遗物是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但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却无法计算。
24日，周恩来总理正好来天津参加会议，一到天津便以个人名义来到张伯苓家中吊唁，并送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求学北洋水师学堂弃武从文投身教育
张伯苓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庭，幼时的张伯苓家境贫寒，父亲只能送他去上当地免费的义塾。但小张伯苓聪慧好学，用功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他的正规学堂教育也是从进入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开始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
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那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甲午惨败之后，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威海卫服役时，张伯苓亲眼目睹威海卫短短两日内三易旗帜，深感到国家因贫弱带来的屈辱。他痛定思痛，认为海军已是报国无门，要改变中国的屈辱必须要改变中国的下一代，以教育救国。于是他毅然弃武从文，回到天津。
▲严修、张伯苓先生志同道合，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崭新的一页
张伯苓创办新教育的初心是从天津严修的家馆开始的。严修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局中守正开新、勇于自我求变的典型人物，刚刚从贵州学政退居家乡天津。他要在故土上开办新教育的试验地，眼光极具前瞻性的严修首先发现了张伯苓。他聘请张伯苓教授其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从此，严氏家馆成为张伯苓开启新教育的奠基礼。张伯苓开始以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先行者的身份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成为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
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
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
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
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张伯苓（前排右一）与南开大学矿科创办人李组绅等
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
1936年年初，张伯苓预见到一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早已引起日寇仇视，因而想到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决定建立重庆南开分校。他在重庆近郊建成校舍，同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９个月。
兼具东西方教育意识
张伯苓是兼具东西方教育意识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吸纳了多样性文化资源有密切关系。南开中学初建不久，他就陆续请来美国教员到校任教。中学学生从二年级起都有外国教员授课。教材选用除国文和中国历史以外，一律是美国中学的英文原版课本。这些课程大都用英语讲授。美国伊文思书店还一度在南开设立支店出售美国图书。
张伯苓曾在20世纪上半叶构筑过许多国人心中的西方教育的镜像。他坚定地主张，“我们需要尽快改变过时的、使人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中国必须要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要赶上现代化国家，否则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任人宰割”。直到晚年他仍然希望南开大学“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
1917年，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伯苓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考察，从一位有名的中学校长转换成留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1918年12月张伯苓返回天津发表讲话说，这次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而来，所以要立即创办大学。他还强调，我们要让世人知道，仰仗人民私力，能为教育做出贡献，南开大学就是“要做成人民所立之学校”。1919年10月成立的南开大学是东西文化在教育上的靠拢，标志了张伯苓教育开启向世界的一个探索阶段。
培养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
1934年，张伯苓在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成为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
当时张伯苓人在南京，获知学校被毁的消息后痛惜不已。张伯苓说：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南开遭轰炸后仅仅月余，张伯苓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后来，被迫南迁的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篇章。
倡导体育强国强种
▲张伯苓参加校运动会开幕式，走在队伍前面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张伯苓为学生足球比赛开球
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其鸿鹄之志体现在当时南开的每一个角落。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园，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也不断涌现。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中北足球队到南开五虎，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威振一时的骁将猛士。
“积沙成塔，积羽沉舟。”张伯苓的努力在当时的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被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人物。正如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晚年身居陋室生活朴素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张伯苓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捐献给国家。1950年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回津后，张伯苓没有分文收入，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
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晚年张伯苓夫妇
身后留下的不只是四座南开学校……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总理从北京来吊唁。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总理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
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伯苓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这是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然而，张伯苓为我们留下的又不仅是四所“南开学校”。张伯苓已经逝世70年了，回望他的生命轨迹，使张伯苓生命不朽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品质。张伯苓献身教育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就是强国强民的愿景。强国之梦，催发着他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焕发了张伯苓始终不渝、无私奉献，把兴办教育当作终身志业的精神。张伯苓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他的教育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教育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和启示，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张伯苓提出“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使民办教育激发了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其次，张伯苓将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范例。第三，他始终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立德树人，特别是他把爱国作为培养学生做人的第一要义，他常常站在礼堂的讲台上，向师生抒发经历“国帜三易”的感受和“爱国三问”的豪情壮志。第四，他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南开教师能够做到情系讲坛，爱洒学子，正是张伯苓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生动体现。
百年来，南开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人才。翻开南开师生名录一大批卓然成器的人才放射着熠熠光芒：有国家领导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两院院士，人文科学著名人士，其中我们熟悉的如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钱其琛、梅贻琦、张彭春、陶孟和、陈省身、吴大猷、吴阶平、吴国桢、叶笃正、刘东生、周光召、朱光亚、郭永怀、杨石先、张存浩、邹承鲁、梁思礼、陈序经、严仁英、叶恭绍、查良钊、吴敬琏、曹禺、老舍、金焰、黄宗江、穆旦（查良铮）、何柄棣、汤一介、韦君宜、阎明复、张昭若，以及85岁写出33万字纪实文学《巨流河》的齐邦媛和被台湾尊为“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抗战八年中没有一个南开学生投降日本甘当汉奸。
斯人已去，今天，张伯苓先生那颗火热的心传递给我们的温度依然灼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