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
我的伯父周叔 (1891―1984)生于安徽东至，是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故居位于和平区睦南道129号。他曾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是中国北方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他先后4次将珍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计四万余册和历史文物一千二百余件献给国家，人们赞誉他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解放战争期间，我作为天津地下党“城工部”的工作人员，组织安排我与周叔 伯父秘密接触，动员他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因此，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中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影响较大。1949年9月，周叔 先生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请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周叔 欣然应允。他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天津的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从1954到1983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为著名的古籍文物收藏家，他集毕生精力搜购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并进行了大量的收藏、考证、校勘、题跋、影印等工作，为保存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声誉卓著。他曾以一万元的高价，收购险入日本人之手的石涛《巢湖图》和《东观余论》，捐赠北京图书馆。1946年夏，我哥哥周慰曾从北平来天津看望伯父周叔 。他和我谈起所收藏的元树台岳氏本《左传》，尚缺卷一。此卷为嘉定徐氏收藏，先是不卖，后经辗转托人购得，伯父兴奋地翻看着此书，连连说：“值得，值得！”后谈及此事，他说：“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他在桂林路寓所为日后藏书的保管写下遗嘱，嘱咐他的儿孙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伯父在抢救文物过程中，敦煌书简是一项重要内容。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既有搬不动的塑胶像与壁画，也有拿得走的书简，书简记载着经典与民间的多种内容。字体刻得工整，但在发展变化中，已和后来的文字有很大不同。清朝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敦煌，以低价买走大量敦煌书简，大部分运往巴黎，小部分运到北京。蓝眼睛的汉学家功夫不到家，书简上的许多字认不出，要请中国专家解读与鉴定，开了个展览会，六千多件流失的敦煌书简大案这才被揭穿。清王朝既不敢抗议，又不敢追回，只有下令将残余的敦煌书简由押运官押到了北京进行保管。押运官押运了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来到北京，贪官居然胆大到这地步，押运车不进学部大院，却进了学部大臣的住宅。学部大臣请来他的岳父，岳父又请来两位文物专家，四人聚在一室，把这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一分了之，这件贪污大案居然无人敢追问。虽然四名盗窃犯躲过了追究的这一关，却不能躲过生老病死这一关。他们不能把书简带进棺材，他们的后人为了生计，就把书简卖了换饭吃，但书简收到手却卖不出去，能收古书的人士不肯收难看难猜测的书简。
伯父是北方第一藏书家，书商就来到天津，问他要不要。伯父自然知道这批残余的敦煌书简被盗的事，就说要，有多少收多少，结果是书简源源而至。他财力不及了，向世交陈一甫借了一万多元。这个款数在当时定是很大的数目了，但还是挡不住收购的浪潮。借钱是要还的，不能再借了。于是他找到至亲张叔诚。张是专收玉器的大家，要他也收书简。张叔诚说不懂书简。伯父说你总懂得抢救敦煌文化吧，尽我们一份应尽的责任吧。张叔诚说，如果你收不了，那就给我。结果那一车从敦煌押运到北京的残余敦煌书简，大概一个不少，全部落户天津。伯父在捐书工作完成之后，又联合张叔诚，将抢救的敦煌书简全部捐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这就成了镇馆之宝。说不清楚是哪一年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来人到天津，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书简影印出版。直到现在，这是国内、国外仅有的影印本。伯希和弄走的书简要多得多，但也没有影印，也一直没有公之于世。
全国解放后，周叔 实现了这一夙愿。1952年到1982年的30年中，他先后四次将珍藏的古籍图书、文物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他珍藏多年的宋、元、明精椠、名钞，精校的珍本，清代活字本书和敦煌卷子。周叔 先生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国家的褒奖、人民的赞扬。1984年2月14日，周叔 先生逝世，终年93岁。逝世前，他曾留下遗嘱：将献书奖金所购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及定期存款一万元，全部献给国家。 (周骥良口述 金彭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