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衡复历史风貌区的石库门建筑群建业里，正在进行内部装修，今年3月将以上海建业里嘉佩乐酒店的形式向公众开放。作为目前上海最大的成片石库门建筑群，改建后的建业里由55栋石库门酒店、40套石库门服务式公寓以及约4000平方米的沿街商业组成。除了建业里，同样将通过保护性改造改建成酒店的还有位于淮海中路的尚贤坊。位于南京西路的大中里、张园也在改造更新之中。
目前，以新天地为代表的全部重建改作商业、田子坊为代表的商住混居、建业里为代表的整体改建以及步高里为代表的文保模式，被称为石库门保护的“四种模式”。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从成本、技术到功能形态，这四种模式都不是最优解。
为什么要保护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的城市背景色，中国传统社会的‘门户’概念在这里有最鲜明的体现。”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表示，石库门“一院一户”的构造不仅反映了上海人“家”的概念，其“居中为尊、小辈住两厢、女儿住楼上”的空间分布，恰恰折射出传统中国家庭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
石库门的历史要追溯到1870年。早期石库门被称为“老式石库门”，平面布局为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砖木立帖承重结构，外墙多用石灰粉刷，门框多用条石砌成，没有复杂的门头装饰。1910年后，“老式石库门”逐渐向“新式石库门”转变，布局变为单开间或双开间，结构变为砖墙承重，门框也以斩假石等人工材料为主，墙面多为清水砖墙。在建筑门楣，一般会出现圆弧形或三角形的西式山花与线脚装饰，新闸路的斯文里、淮海中路的宝康里、老渔阳里等都是典型的新式石库门里弄。
1920年后的10年中，里弄住宅迎来快速发展期，建筑空间向纵深拓展，从2层上升至3层，层高逐层变化，布局以单开间为主，确立了“一院一户”这一经济实惠的户型。同时，里弄的总弄宽度增大，和支弄有了明显区分。“从大马路走到里弄，从里弄走到支弄，再走进自家客堂间，正是从陌生人社会到街坊邻居间的熟人社会，最后抵达私密空间的完整过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生表示，石库门“72家房客”加剧了建筑本身的使用负担，但不可否认，市民文化正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中逐渐形成。居住空间局促，遇到吃饭、洗衣服、上厕所、摆放自行车这样每日必经之事，僧多粥少怎么办？排队就成了维持邻里和睦的唯一选择。在特定空间下形成的契约精神，由此慢慢深入上海人的骨髓。
资本介入是把双刃剑
石库门建筑群为何最终都以商业形态重新示人？曹永康说，石库门多集中在市中心，中心城区不断上涨的地价体现出城市对土地的渴求，也对石库门建筑群保护造成压力。
另一压力来自高昂的保护成本。原本“一院一户”的石库门拥入“72家房客”，产权关系自然变得复杂。于是，大到置换一户居民释放居住空间，小到换一根电线、水管，资金投入和沟通成本都比预想要高。张生表示，综艺节目《梦想改造家》 中对石库门内部的几次改头换面都颇为成功，可见通过改建，建筑本身完全能适应现代生活。然而，产权关系复杂使得改造变得困难。
此时，资本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不过，解决了资金缺口，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商业开发的目的一定是盈利，那就必须采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但石库门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而非资金运作，出发点不同，就会产生矛盾。”曹永康认为，类似建业里这样通过大片征收对建筑群统一注入新功能的做法并非不可行，但必须明确三大前提，即新功能是什么、成本能否负担、改建技术是否可行。
对四种模式进行修正
为何要明确这三个前提？历史建筑的保护有六类措施，分别为一般保护、保养维修、部分修缮、整体迁移、落架大修和复原，干预程度依次递增，干预程度越大，建筑的历史价值就损失越大。
但这些措施都是就技术层面对建筑本身进行修复，修复后的石库门究竟是完整保留居住功能，还是在居住功能的基础上适当引入新功能，这才是上海面临的最大课题。曹永康认为，“理想的保护是基于现有四种模式的修正”。田子坊保留了建筑和部分居民，是四种模式中较为理想，也是成本较为可控的，但在消防安全和技术性修缮上存在不便。商业再次激活了田子坊的生命力，但对原住民的干扰无法有效控制。他建议，上海可制定类似《长城保护条例》的法规，对石库门进行统一保护，其中有三条须明确，即制定相关政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明确施工方资格认定标准以及放开对石库门建筑开展学术研究的限制。
其中，引入社会资源设立文保基金、为参与保护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为特定人群设立购房优惠政策都有他山之石可鉴。2005年，英国发布的《经济适用住宅与历史环境》报告显示，1919年前建成的400余万套住宅占2005年英国住房总量的21%，以联排式住宅(类似石库门里弄住宅)最为突出。专门从事历史建筑改建和开发的Urban Splash公司着手在萨尔福特市修整了一处已衰败多年的维多利亚式联排建筑，保留建筑外观，对内部进行个性化更新。修整后的350余套房屋中25%出售给了通过英国政府“首次购房计划”的青年专业人才。符合这一政策的青年，可享受最高相当于房屋总价95%的贷款额度。若干年后，当他们有能力重新置业时，开发商可回购这些房屋，再出售给下一批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人。
“政府不是开发商和老百姓的中间人，应是监管者，负责制定最合情合理的政策。”曹永康表示，通过建业里这样的个案，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各自对石库门保护的认知局限，这无疑是好事。(解放日报记者 舒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