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96年曹杨五村推出的红黄绿三色垃圾桶，将垃圾分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毒有害垃圾”，作为上海社区开始大规模探索生活垃圾分类的起点，那么，上海社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已至少走过了21个年头。
截至去年底，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已覆盖全市500万户市民家庭。然而，不少市民反映，上海推行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感觉效果并不明显。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开展达标复核的4284个分类小区中，只有3850个小区通过达标复核，一些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现状仍不尽人意。
社区是生活垃圾产生的源头，决定着后续垃圾收运处置的难度，也影响着整座城市的垃圾分类水平。20多年过后，上海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究竟该怎么做？
熟人社会 轻松分类
住着四五百人的惠工新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整个小区只有一个专门的垃圾箱房，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开放3个小时。对此，却没有人嫌烦，即使有少数人错过了固定的收运时间，也不会因为不方便就在小区里随意偷倒，而是把提着的垃圾袋又带了回去。
定时定点扔垃圾的习惯是养成了，那么垃圾分类的意识又怎样？会不会因为定时定点已经很麻烦，索性不分类，一个袋子扔进垃圾桶，图个轻松？某天上午10时，记者趁着垃圾箱房即将关闭，进去翻看了垃圾桶，棕色的湿垃圾桶里只有菜皮、蛋壳、剩饭和果皮；红色的有害垃圾桶里则是日光灯管、过期药品；黑色的干垃圾桶里是破袋后的垃圾袋、废弃餐巾纸……几乎挑不出毛病。
出人意料的是，这是个去年年底才开始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小区，短短半年就做到这种程度？对于记者的惊讶，惠工新村自管小组组长张月红解释了原因：“这归功于社区建立起了‘熟人社会’。”
上世纪90年代，惠工新村的原始住户绝大多数是惠工缝纫机厂支内返沪的工人及其亲属。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184户家庭中，原住户仍占三分之二以上，许多居民都是彼此熟识的老同事、老朋友，知根知底。在这种熟人社会，消息传播得很快，要是被发现乱扔垃圾，邻里当面一句提点、背后一句议论，这样的舆论压力有时比法律还令人敬畏。
不过，张月红坦言，由于居民的平均年龄较大，真正让大家搞懂生活垃圾分类，还是花了点时间。在惠工新村，有一个30多位居民志愿者组成的“绿荫社”，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长辈，在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初期，他们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逐家逐户走访、派发垃圾分类宣传资料，在居民确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后，让他们签署承诺书。最近，50多位退休党员和20多位“绿色童子军”也加入了社区，“老少”组合，让生活垃圾分类的宣教工作更有分量。这还不够，志愿者们会站在垃圾箱房旁，手把手地教居民……就是这么每天不厌其烦地指点、劝说、提醒，居民们才逐步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现在哪怕没人驻守在垃圾桶旁，居民彼此也会互相监督、提醒，不用担心。”
正向激励“把生做熟”
不过，类似惠工新村这样的社区，历经多年还能保持较低的人员流动性，维持着熟人社会，在上海并不多见。
许多四五百人的社区，人员流动性一大，“把生做熟”就很吃力，更不要说居民是其数倍的大型生人社区。这些社区人员冗杂，经济状况和素质参差不齐，要靠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倒逼居民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实施垃圾定时定点投放，难保不发生瞬间桶满又无法及时清运的问题，有的居民就会把垃圾直接扔在垃圾桶外，导致小区环境恶化。
在静安区悠和家园，一场“把生做熟”的实践正在进行。“以垃圾分类为例，小区的居民大致有三种：积极者、‘摇摆人’和‘钉子户’。”洛善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黄蓓坦言，悠和家园的垃圾分类还有很大改进空间，769户居民中，有一成左右是不配合者；剩下的居民对半开，一半积极响应垃圾分类，一半观望。而这一半观望的，就是社区要极力争取的。
生人社会的典型心态之一，就是冷漠、“和我无关”。如何让这些“摇摆人”主动关心和参与垃圾分类？
“要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的好处，打开他们的心结。”在黄蓓的带领下，记者走到了悠和家园的“悠和绿站”，不仔细看，还无法辨认出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垃圾箱房――底楼是充满设计感的垃圾投放区、堆放区、垃圾桶清洗区，楼顶则是开满鲜花的社区花园。垃圾箱房一旁，还有个“一米菜田”，小区湿垃圾堆成的肥料既可以供应菜田，也可以为楼顶的鲜花提供养分。现在天气好的时候，不少居民扔完垃圾，愿意到楼顶花园发发呆、聊聊天，还能领到垃圾箱房种出的蔬果、鲜花。很多不认识的人借助垃圾分类彼此认识，以前建不起来的志愿者队伍、兴趣小组，如今不费力气就能一呼百应；以前很难调和的矛盾，如今也能有商有量。
社区自治 激活分类
熟人社会可以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反过来也能促进熟人社会的形成，这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多年的上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维度。
“经济、观念都在发展、改变，许多人因此不断流动，生活方式无法稳定下来，成了行为不受组织约束的‘单细胞生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没有类似熟人社会这样的组织约束，很难让这些人主动去做垃圾分类。不过，反过来说，如果把松散的组织重新组建起来，人有了约束，垃圾分类就有做好的可能。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要求，2020年底前，直辖市等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就意味着，到“十三五”末，上海城区范围内必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如今，时间紧迫，戴星翼认为，提高上海社区自治的水平，形成更多的熟人社区，将是上海能否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关键。
提高社区自治水平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像悠和家园这样，借助各方资源，以激励为主，循序渐进地吸引居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自治事务；另一种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以生活垃圾为例，在一些小区试点“差别化收费”机制。
“收费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激发社区自治。”他表示，在收费的压力下，一些社区会发挥集体智慧决策，到底是“不分类只好认罚”，还是“分好类不掏钱”，又或者是掏钱雇分拣员分类避免处罚。无论结果如何，这些交流沟通的过程都将促进社区自治。有了经济杠杆，也能促使更多社区出新招，促进上海生活垃圾的分类。（解放日报记者 陈玺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