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上海市社联主席、教授）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同时是上海解放70周年。对上海解放70周年的最好纪念，莫过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上海城市精神传承与改革开放实践，放在新中国发展史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和领会，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逻辑中去衡量和把握。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上海解放前和解放后，以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关联。
外滩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称为“远东华尔街”。
上海解放后，积极推进工业基地建设，上海无线电十二厂，上海第二电表厂，丰华圆珠笔厂等企业在外滩大楼进行生产经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进一步增强上海经济中心功能，上海决定恢复建设金融街。市政府以身作则，率先迁出外滩12号大楼。199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入驻12号大楼，成为当时“重振金融街雄风”的标志性事件。1998年，美国友邦保险重新入驻17号，成为第一家重回昔日“远东华尔街”的外资金融机构。到1999年，外滩原有的34幢银行大楼，相继迎来新户主：美国花旗银行、泰国盘古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都在外滩相聚。
辩证地看待上海解放前后关联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会的场所，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前沿阵地。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上海解放前后的实践关联，举其大端而言，我们认为至少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上海以其对外通商的口岸优势，同时又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当仁不让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化重镇。据相关专家的考证，1899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最早提到了马克思（马客 ）和恩格斯（恩格思），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1918年《东方杂志》最早介绍了列宁的生平，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在石库门的正式诞生创造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可谓偶然中有必然。从此以后，红色文化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和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基因。
其次是两次淞沪抗战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淞沪抗战充分体现了上海在中华民族兴亡中的作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先后投入战斗，浴血奋战近两个月，连续挫败日军进攻，使其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八一三”淞沪会战，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对内具有全民抗战性质，对外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两次淞沪抗战最终都以阶段性的失利而告终，但中国军民的英勇顽强不仅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而且以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强烈热情。并且，从长远来看，两次淞沪抗战为上海这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新兴都市，灌注了一种中华民族终究要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血性、刚强和豪迈的气质。在上海，中华儿女以热血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铸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再次是“租界”的双重性质及其在上海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众所周知，“上海租界”是中国近代租界史上开辟最早、存时最长、面积最大的租界：1845年11月，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此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为“上海租界”的基本格局；面积最大时，法租界占地约1.5万余亩，公共租界占地约3.3万余亩；1941年12月，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不久，美英法等国向中国政府交还租界。“租界”的双重性质在于：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殖民化政策的产物，是近代中国民族屈辱史的象征，另一方面是中国兴办近代产业和实施现代城市管理的试验田，中国现代教育、出版、新闻、体育、美术、音乐、艺术的发源地，江南文化与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淬炼、交汇，形成了海派文化，催生了红色文化。
辩证地看待上海改革开放前后关联
历史诉说着未来，对历史的叙述更应该立足于未来。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我们不仅应当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上海解放前后的实践关联，更应当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上海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关联。
首先，我们要正确估量和恰当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上海艰苦奋斗的历程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样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两个时期要正确评价，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评价上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时同样如此，不仅不能简单否定，而且要实事求是估量和评价这个历史时期上海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及其在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其次，我们要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到前锋的时代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由于其工商业、服务业以及城市治理和财力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和卓越贡献，长期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始终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张“王牌”。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上海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邓小平同志当年布局全国的改革开放时将上海留作了“后卫”。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转变，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上海这张“王牌”，以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为标志，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走向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的信念与决心。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由于肩负着“五大中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重托，上海已经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转向了“前锋”。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上海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孕育和成长，既建基于一百多年来对外开放的历史积淀，更取决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推陈出新。上海要继续发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交办的三项重大任务与办好进博会为四大战略支撑，勇当排头兵与先行者，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把上海早日建设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将是我们对上海解放70周年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