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在变吵还是安静？
感受和数字可能并不完全匹配。
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8）》中，全国最“吵”的城市不是京沪等一线城市，在省会城市里是以均值59.3分贝位列第一的哈尔滨。最安静的城市是拉萨，均值48.2分贝。
报告还显示，2017年，全国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55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2.9%。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是35.4万件，占比35.3%。
2019年4月1日，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生态环境部召开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修改启动会。
城市噪音污染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与宜居的必然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外城市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很多与声学相关的研究者眼里，上海是国内降噪办法最多样的城市。
管理噪音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
我请了一位声学学者和一位声音艺术家，聊了聊身边常见的降噪办法，进行了一次关于城市噪音的行走。
1
我和殷漪站在静安区大悦城门前的十字路口，足足5分钟。
5月的工作日下午，城市还处于不疾不徐的慵懒之中。如果不是和殷漪一起，我从未如此调动听觉感受身处的环境。远处工地，尚在建设的大厦中，钢筋和水泥偶尔撞击，“哐哐”作响；近处，20米开外是公交站台，往来的公交车到站、开门上下客、驶离。细数，8辆公交车里6辆是电动车——我这才留意到上海的电动公交车普及率已如此之高。电动车启动时，是一种沉闷的声响，行驶起来后更为轻盈，但轮胎摩擦柏油马路的声响并没有减轻。
整体而言，“（噪音）还可以接受吧？”殷漪侧过脸问我。
半分钟后，一辆企业班车打破了“尚可接受”的程度——这是一辆燃油车，短暂停留下客后，它启动，发出轰鸣，席卷了整个路面。
3天前，我请身为声音艺术家的殷漪领我看看身边的降噪措施。殷漪2008年投入城市的实地录音中，近两年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上海整体交通上的噪音减少很多”。
降噪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交通工具更安静。殷漪认为上海推广电动车就是一个效果明显的办法。国外一些城市的经验还包括，使用低噪音的轮胎、使用半柔性的路面材料；在繁忙道路和居民区之间设立隔音设施；以立体交叉路道代替十字路口，采用智能信号管理来减少车辆的频繁起步；禁止大吨位车进入城区，停车十秒以上必须熄火等。
选择在静安大悦城附近，殷漪还有另一番用意。
他领我走过蒙古路、西藏北路路口，然后指着一个银灰色的柱形装置让我看。
我围着这个家伙绕了一圈，感觉它看上去就像块普通的广告牌，很低调，什么介绍都没有，但效果却是令人惊叹的——这个设备使得声音像聚光灯一样，投向前方的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可听到清晰响亮的“请走人行横道线”，但当走到与该设备同一水平线位置附近或者绕到后方，即使离得再近，也几乎听不到声音。
殷漪之所以能观察到这个细节，是因为他长期录制各个城市的信号灯提示音。他曾经把已录制的城市做成一组声音装置作品《第一公约》——在展厅模拟城市过马路的场景，数只带着铭牌的耳机被安置于斑马线之上，不同城市的铭牌对应这个城市的交通信号灯提示音。这些声音有的比较悦耳，“啾啾啾”，像鸟叫，有的很快，“嗒嗒嗒嗒”，有的是“嘟嘟嘟”，有的是“叮叮叮”，还有循环的人声：“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
实地录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细节，比如，在日本东京，不同方向的人行道提示音不一样，这对视障人士更友好；还比如，在中国香港，提示音会根据环境声的高低而调整音量，这是在有意识地管理声音。
殷漪认为，他领我看的聚声装置正是一个细节，说明上海已经有了对声音管理的意识。“我走了那么多城市，真正实际用到信号灯提示声上的，只看到过这一处。我第一次经过时，激动地跟我太太说，上海太牛了。”或许，不久的未来这项技术就可用于广场舞、大型活动播音中，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
现在殷漪的提示音声音库已经增加到30个。他很想把上海这个聚声装置的提示音录入自己的素材库，“可如果只是录音，听众可能无法体会到这种声音定向的特殊之处吧。”他一时有些懊恼。
我们决定再到地铁里看看。
2
坐地铁之前，殷漪问我，来时在地铁上听到什么声音？
我下意识地回想，那应该是相当混杂的声音，比如交谈的声音，广告的声音，报站的声音。
但真正站在车厢里，声源比我想象中要简单得多。人们都在看手机，极少交谈，车厢连接处吱呀吱呀的声音，以及呼呼呼的风噪声，成为车厢里声音的主旋律。
“上海的地铁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是更安静的。”殷漪说，比如站台几乎都是全封闭的隔音屏，这在欧洲大多数站台都没有。电视屏幕的播放音量曾经很大，但现在已经明显变小。环境噪声越低，传达信息的播报声音就越可以控制音量，从而避免产生“毛刺”般尖噪效果。
实际上，在此次行走之前，我先去了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所长毛东兴也提到了地铁里的几个降噪细节。
在研究所，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声学科学的一面：
在物理声学领域中，声音的产生是因为出现了振动现象。
但并不是出现振动现象就一定产生声音，还取决于振动的频率。人类听觉系统可以感知到的频率在20Hz到20000Hz之间（即一秒钟内振动20次到20000次）。
而噪声，具有一切声学的特性和规律。从物理声学的角度，它是指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
毛东兴善用比喻解释各种声学的原理。
上海是全国最早在城市高架路上使用声屏障的城市，同济大学声学所当时参与了最早一段的设计与研究，那时采用的科技叫“微穿孔吸声结构”——“把声音比作弹珠，有吸声结构的声屏障就相当于一块海绵，把弹珠扔上去，它或许会停留，但若没有吸声结构，就像是有厚度的硬板，弹珠就会反弹回来，声音也是如此。”
而道路交通噪声是混杂的，声屏障对高频噪声比较有效，对低频的效果就差一些。为什么？“高频声音的波长短，低频声音波长长。所谓波长，可比喻成一个人的身高。高频声音比方说20KHz时，波长是1.7cm，面对声屏障，它就像蚂蚁一样难以翻越高墙；低频声音比如20Hz时波长有17米，相当于一个庞然大物，越过声屏障对它来说就是如履平地。”
上海最早做过绿化降噪，后来研究发现，只有很深很密的树林才会有一点降噪作用，更多是景观作用。
对于高层建筑，高架上声屏障的效果不佳，政府花了大力气：2015年，上海市路政部门听取居民意见，把为中环线沿线高层住宅居民安装通风隔音窗作为实事项目，为虹口沿线300余户居民家安装通风隔音窗，减少了中环线带来的噪音烦恼。
在有些情况下，声屏障的设计相当有讲究，比如在轨道交通中，不能做得特别高，否则会影响运行，但是太低，又影响降噪效果，需要反复测算研究；在高速铁路沿线上设置半封闭式或全封闭式的声屏障就更如履薄冰，列车高速行驶时会形成极大的正负压差，如果声屏障的质量出现问题，随时可能会倾覆在轨道上。
声学专家们会参加规划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在一些项目中，这些专家有时会为了减少给沿线居民带来噪音影响，直接在会上与建设方“吵”，“逼着他们找出降噪方案”。
而这些努力，很多是人们无法看见的。
3
从8号线人民广场站出站后，我和殷漪去人民公园逛了逛。
进入公园，粗壮的梧桐、樟树组成了密实的绿色围墙，一直萦绕在耳边的交通噪声很快就消失了。“明显，这是一个慢行空间，一个适合停留的地方。”殷漪说。
鸟儿唧啾，三三两两游人在水边闲坐，有人带着收音机放起老歌，自然而然聚起一个老年人的圈子；再往东边门走，风从树梢间穿过，麻将声传来。
“如果你在麻将馆里，听到的都是这种麻将声，你大概会觉得嘈杂，对吧？但在这种环境里，它和鸟鸣、风声混在一起，就变得有意境了。”
职业生涯的最初，殷漪的工作是一名声音设计师，很商业的那种——熟悉手头的声效资料库，在影视制作的工业流程中，做好为视觉服务的效果。后来，他发现一些问题。为便于快速检索，这些声音都被归类：汽车声、飞机声、水声、动物声以及日常用品发出的声音等。音效库的同质化程度很高，有时录得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环境噪声，仿佛是“一具声音的尸体”。
2006年殷漪去欧洲15天，回到上海下飞机后的第一感觉是，上海怎么这么吵。“并不是指某一种噪音，而是整个城市的空间，持续性嘈杂。”一个灵感于是迸发，他想去分辨一下环境噪声。
“和100年前相比，我们的听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市中。环境噪音的音量很高，许多细节的声音就都被掩盖掉了。我们‘听不见’很多声音。”
我们聊到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如今“安静”已经是一种奢侈享受。在纽约，对房屋吊顶进行隔音改造，或者用隔音棉对散热管进行降噪处理，可能需要花费几万美元。在孟买，影院的声学顾问销售供家庭使用的隔音墙，但价格只有富人能负担得起。
殷漪笑了。他认为，安静是舒适的，但是我们是否需要绝对的安静？
英国学者迈克·戈德史密斯在《噪音的历史》中写道，噪音之所以为“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有多位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中，而非与世隔绝的环境。
“不要把噪音简单化。”殷漪说，他更愿意把噪音定义为不合时宜的声音，“声音发生的机制和空间功能所要求的声音内容发生了冲突。”
“也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观点，比如说噪音对人是有害的，这些都是抽离的概念。科学验证了，白噪音能让人心情更加安静，有助睡眠。”
从这个角度，他开始试图用一种“噪音”去调制另一种噪音。
一个品牌曾在新天地附近办阅读活动，场所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临时的透明空间。空间旁就是道路，品牌方希望殷漪帮忙做一些隔音，解决掉噪音的问题。但殷漪决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他设计了一个海边声音的场景，包括海浪的声音，海边鸟类的声音，还加入了鱼缸底部暗流涌动的声音……他觉得在阅读的场景之下，背景音乐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声，而可以有阅读者自己的文化解读。
有意思的是，后来这组作品被一位朋友推荐给无印良品旗舰店所在的大厦播放。播放那天，整栋楼都是海浪的声音，有的顾客觉得“高级”，也有人疑惑地投诉，“欸？今天你们的喇叭是不是坏了？”
4
我们在咖啡馆歇脚。身边两位时髦的女士入了座，许是好久未见，两人富有激情的交谈声、大笑声，声声入耳。
我们聊到了“大声之国”。
一个共通的感受是，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大声之国”——人们不介意在公共场合发出大的声响。
“有些大声是功能性的，因为距离远，像民歌里面出现高亢和大音量的地区都是空间距离比较大的。”殷漪说，而在城市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许多人对“公”与“私”空间的界限模糊。
“这些人有一些年龄特征，就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是没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区分的。但现在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去学习，重新去审视，和这个世界如何交往？是否有这样一种意识，在乎别人，在乎你周围的世界？”
殷漪认为，公共空间里声音的发生机制以及管理机制，在目前的城市管理中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城市里面所有的声音，其实都是人行为的延伸，甚至就是人的行为；噪音的治理，到最后其实是对人行为的一种引导。”
一旦人们开始自我约束，很多小的社会契约就会自然生发：比如美国的无噪音协会建议人们，在鞋跟下钉一块牛皮，减少鞋子发出的噪音；还比如在法国某些隔音不佳的老建筑里，人们发出公约，半夜尽量不按抽水马桶的冲水开关，以免打断邻居睡眠。
管理应该是更从人的本身出发的。
殷漪想起了鲁迅公园的一个做法。
鲁迅公园几十年来每个周末有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数百位老人自发聚集唱红歌。殷漪去观摩过多次，还录制过一个作品。
2017年他再去时，发现在老人们唱歌的地点旁竖立起一个分贝测量器。
“公园一般不太会设分贝测量器，这相当于建立了一套自我监控的机制。你可以在公园里唱歌，但也需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尽量减少影响别人。”
降噪的效果如何，殷漪没有客观数据，但一个变化是，老人们开始把唱歌场地从公园主干道移向了支路。“如果它起到了作用，这其实就是一种更加细腻的、更人性化的胜利。对吧？”(记者 王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