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垃圾桶，生活会变成怎样？
垃圾桶和人类生活高度捆绑，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毫不起眼却又不能失去。因此，当上海各区近年开始陆续试点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之后，围绕垃圾桶的争论频频出现。曾有一个小区，因推行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居民前后投诉居委会、物业35次。
今年，上海将“本市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作为法规写进7月即将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前不久，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还进一步印发《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施导则》，对基层开展“定时定点”的工作方法、实施步骤等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他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可以想见，垃圾分类是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也将带来“垃圾问题”背后几组关系的必然变革。
人与时间
“定时定点”带来的习惯养成
“定时定点”通过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提高居民扔垃圾的“成本”，倒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和少扔垃圾的行为习惯，有助于从源头实现垃圾减量化。
小刘是一名航空公司空乘，租住在长宁区程家桥街道上航新村。他至今记得，2017年上半年刚搬来时，小区垃圾房常“爆仓”，夏天总有一股酸臭味。实行垃圾定时定点分类后，新改建的垃圾房不仅“颜值”提升，更是解决了困扰小区已久的环境问题。
而今，全市1.2万个居住小区的1.7万多个定时定点垃圾箱房已更新改造近万个，许许多多“小刘”深切体会到定时定点分类带来的居住环境变化。
上海为什么要定时定点扔垃圾？许多基层干部说，定时定点投放的好处很多：除了有利于环境改善，还能减少硬件设施成本、减少保洁员工作量，让居民得到更准确、点对点的垃圾分类指导，提高企业清运和处理垃圾的规模效应和效率……
从许多发达国家和城市的成熟经验看，探索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最大意义在于，可以用“不方便”倒逼全民生活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
在我国台北，如果人们不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等候垃圾车，便只能把垃圾放回自家冰箱或是安装了除臭设备的车库。
在日本，超过10种类别的垃圾都固定了专门的收运时间和地点。一些特殊种类的垃圾，错过一次收运，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个月。长期严苛的定时定点投放规则，最终引导全民走向生活垃圾自觉分类，这对于当前正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上海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曾表示，“定时定点”是通过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提高居民扔垃圾的“交易成本”，倒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和少扔垃圾的行为习惯，有助于从源头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而这一点，在上海各基层单位的实践中，已得到初步验证。
在崇明新村乡新浜村，村民户上分类后自行到指定投放点进行干湿垃圾分类投放，保洁员或志愿者则现场查看桶内垃圾，做得不好，当场指正；多次拒不整改，取消评奖评优资格。实践发现，这样的定点投放模式让责任明确到户，激发了农村熟人社会的内在动力，碍于情面的乡里乡亲主动更正习惯、顺应趋势，让垃圾分类成了新时尚。
在奉贤南桥镇苏宁荣悦小区，通过推进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保洁员刘阿姨的工作量大大减少，除分拣工作轻松外，每天产生干湿垃圾的量，几乎缩至原来的一半。
人与桶
撤桶带来“支付成本”新观念
把原来大家已经习惯的家门口垃圾桶撤走，重新设定统一的垃圾收纳场所。长宁古北国际花园350个楼层垃圾桶全部撤走的第一天，物业经理电话被打爆。
定时定点的意义不言而喻，但难度也显而易见，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垃圾桶与人的关系。
21号楼楼下第一天撤去垃圾桶时，马利敏懵了。作为杨浦新江湾城街道上和园一期小区的居民，从住进来那天起，小区15个门栋口就放着13组垃圾桶。每次顺手把垃圾带下楼，盖一抬，手一松，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未曾想过，有朝一日它们会被集体撤走，人们必须到小区大门口定点投放垃圾。
毫不意外，绝大多数人会感到不适。在上和园一期小区，定时定点投放的做法持续不到3个月便“流产”了，期间还经历了居民到处乱扔垃圾和不厌其烦地投诉。
这并非个案。前不久，本报报道了普陀区武威东路888弄圣都汇小区居民的撤桶遭遇。小区实施撤桶后，居委会选择了5个点位作为新的垃圾投放点，但最终能推进的却只有2个。居民纷纷表示，支持垃圾分类，但投放点若是安排在自家所在楼幢附近，却一百个不愿意。
对大多数小区而言，要想推进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都得先过“撤桶”这一关。简而言之，就是把原来大家已经习惯了的家门口垃圾桶撤走，重新设定统一的垃圾收纳场所。去年，长宁古北国际花园350个楼层垃圾桶全部撤走，同时在地下车库新增5个投放点。“撤桶第一天，物业经理电话被打爆，有居民拦着撤桶人员不走，几天后才开始习惯。”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盛弘说。
徐汇区田林十二村，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后，6个标准化垃圾箱房进入小区。居民觉得免费送个垃圾桶是“福利”，垃圾箱房变得更干净整洁也是好事，可唯独撤走临时投放点，要多走几分钟路，惹恼了周边对垃圾桶有“依赖”的60多户居民。于是，每天约有3桶各色垃圾躺在垃圾桶撤走后的空地上，还有人索性把垃圾袋抛进小区绿化带里。
在奉贤南桥镇苏宁荣悦小区，尽管今天看来定时定点投放工作进行得平稳有序，但很多居民仍忘不了去年4月小区骤然撤桶后的那段时间，有人缠着物业，希望归还原来的垃圾桶。
对于撤桶，人们究竟害怕什么？只是不愿多走几步路吗？并不尽然。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个著名的理论：人的习性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行为，而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人们不能失去原本触手可及的垃圾桶，而是不能失去便捷地丢弃垃圾的“固有权利”。毕竟在过往的社会环境中，“扔垃圾”行为是“零成本”的，不需要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付出。而当下，垃圾分类的新要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预期，要人们和过去的生活垃圾处理习惯一刀两断，重新塑造愿意为垃圾处理支付成本的新观念，这就很难一蹴而就。
人与人
加减之间映射的治理智慧
撤桶不是为撤而撤，长宁四季晶苑小区，在每个楼层再添一只垃圾桶，“加桶”是在不影响居民垃圾投放便利度的前提下培养其习惯，最终平稳“撤桶”。
撤桶的阻力很大，但定时定点的推进不能因此止步。有些小区“硬碰硬”，通过强推加监督，陪着居民共同撑过“阵痛期”。
崇明堡镇虹宝社区，1500多位居民原本对29组垃圾桶十分依赖。实施定时定点投放后，居民必须到指定的3个集中投放点扔垃圾。而社区内原有的志愿者则全部投入到监督行列中去，来一个帮一个、来一个盯一个，不厌其烦地劝导。此举效果显著，不过，居委、物业等各方面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有没有温和的推进方式？虹口区祥德路48弄，干垃圾和湿垃圾每天两次（早上8:30-9:00，晚上7:30-8:00）由东虹保洁定时至祥德路48弄口收集垃圾，居民在规定时段内分类投放。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通过老年人带头学习分类知识，引导带动年轻人参与，有时甚至是老年人主动敲开年轻人的门，询问是否需要代为投放垃圾，在良好和睦的自治氛围下，小区实现了垃圾投放向定时定点模式的自然过渡。
实际上，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行定时定点，主要取决于社区本身的资源禀赋，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统一模版。日前，闵行区公布各小区“撤桶并点”的时间节点，提出最晚今年6月底，所有小区要将原来多个垃圾桶撤销合并成一个或几个垃圾投放点位。这让许多居民感到“头大”，原因是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有些小区并不具备撤桶并点条件，而有些小区没推进定时定点前已经保证了较高的分类投放正确率，全部实施撤桶并点，分类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时候，就迫切需要更加科学的、因地制宜的治理手段。毕竟，撤桶不是为了撤而撤，根本目的是要推动习惯养成，一旦“一刀切”切掉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祥德路48弄这样的熟人社区，“关系”能够成为瓦解群体习惯的突破点。只要说服几个核心人物，新的风气自然形成；而在虹宝这样的大型社区，强制措施必不可少。只有依靠严格的制度和即时监管，不断敦促居民重复“正确的动作”，才能养成新的习惯。
在奉贤南桥镇银河丽湾小区，推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后，门前的垃圾桶是撤走了，但各楼内物业派驻的大堂管家又多了一项新任务――定时上门回收垃圾，并现场教正确的分类方法，宣传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的理念，柔性引导居民接受定时定点投放。
在长宁虹桥街道四季晶苑小区，为最终实现定时定点，居民决定先不撤桶，而是“加桶”。小区只有287户人家，原来每个楼层放一只桶，现在再添加一只，且标记清楚干垃圾和湿垃圾。表面看是“加桶”，实则是要在不影响居民垃圾投放便利度的前提下，培养其习惯，最终是为了更平稳地“撤桶”。
如今，加桶模式已在虹桥街道户数相对少的商品房小区推行，比如世纪虹苑、美丽华花园、金色贝拉维。此外，虹桥街道根据定时定点模式推广的经验，还总结了几种适应不同社区情况的模式，如对具备条件的采取撤桶“+设定时点投放”和“+垃圾箱房定时投放”，对暂不具备条件的采取“每层加设分类桶”和“跨层加设分类桶”。
撤桶背后考验的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一项新举措的推行，如何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如何用好“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面都有大学问。
失去“便利”，换来“红利”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效在即，近来不少小区在加紧宣传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一场“定时定点、全面撤桶”的行动也在展开。此举在不少地方取得了成效，但其造成的“不方便”也引起一些居民的不满。
对一项涉及多方的、复杂的公共事务来说，有赞有弹，实属正常。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要做成一件难事，总是要付出一些特别的艰辛和努力。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量，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上海要在2020年前实现全民垃圾分类的目标，任务不可谓不艰巨――相同的工作，日本用了27年，德国用了40年。而要在源头上建立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意识，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建立起来的，必须付诸行动，包括一些带有强制性的、看似“不方便”的措施，“倒逼”出一种习惯。
国内对于垃圾分类的呼声已有多年，过去收效甚微，一大原因就是硬约束不足。反观世界，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倒垃圾不那么“方便”几乎是常态。在局部的便利和长久的社会效益之间，我们往往需要多算一些大账。就垃圾分类而言，牺牲一部分生活便利，所换得的习惯养成，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优化，其终究是属于每个社会个体的福利，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红利”。一开始的撤桶看似简单粗暴，但也许正是这点“矫枉过正”，最终促使人们在最短时间内养成了好习惯。
不过，具体推行方式，也未必都是简单粗暴。《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施导则》中，强调了“因地制宜”。也就是说，小区垃圾分类的方案制定，要有小区居民的参与。而这也将直接影响小区垃圾分类的真正落地。比如同样是在小区推进撤桶方案，有的小区一撤了之，反对声众；有的小区却因为有前期互动而顺利推进，其中体现出的正是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的高下。
当然，垃圾分类，重点在“分类”，这是长期目标。目前上海以小区为单位在进行的垃圾分类探索，有一个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经过动态的试错和调整，每个小区应该放多少个桶，又该留出多少倒垃圾的时间，都会找出一个最优解。在以精细化管理水平著称的上海，用心解决好这个问题，应该不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