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晚上活动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今年，上海84%的城市公园延长开放，24小时公园增至129座。夜晚的公园非常热闹。
多年前，公园17：00关门，按照城市旅游景点来打造。而如今，免费又延长开放时间后，公园扮演的角色变了，它成为每一个市民的“后花园”，更是一个日常的公共活动空间。
为此，记者前往几座公园探访，从公园角色的变化来探讨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什么样子。
城市公园，不再是景点、绿地、园林
“小时候，能去中山公园春游、长风公园划船是一种难得的奖励，就像出门旅游一样。”许女士回忆，“前一晚还会兴奋得睡不着，做梦都在想带什么好吃的。”
而此时此刻，夏日傍晚，30多岁的许女士正带着6岁的女儿坐在中山公园的草坪上玩耍。一席毯子，上面放着驱蚊灯、蓝牙耳机、小风扇、矿泉水，女儿在草坪上奔奔跳跳，许女士则悠闲地刷着手机。
自从进入暑假，家住附近的许女士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带女儿来此休憩，原因也很简单，“不希望老是坐在家里孵空调，小孩子就应该出来多接触大自然。”
如今，对这位母亲来说，免费开放的中山公园早已不再是童年记忆中的“旅游景点”，它就是一个家门口的“后花园”，每天可以来此活动，已是生活中日常而平凡的一部分了。
同济大学副教授董楠楠长期研究城市景观。几年前，当上海的城市公园开始免费开放、逐步延长开放时间后，他就注意到这不是一件小事，“意味着城市公园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2019年上海公园延长开放名单上，延长开放的公园有253座，覆盖16个区，占目前全市城市公园总数的84%，比去年增加了58座。其中，全天开放的“24小时”公园从去年的73座增至129座。
延长开放，加速转变了城市公园的属性。它已经成为家门口的公共空间。
过去从城市规划角度，一般把公园当作“绿地”计算。比如在空间布局中，可以从公园规模的大小、可达性服务距离的多少和服务外圈的人口数量来评估公园的社会服务效能。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城市公园已经不仅仅是绿地、园林了。”董楠楠说。
囿于传统观念，设计城市公园时，我们往往优先考虑如何堆山叠水、植物造景，满足视觉效果，确实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是面向未来，尤其对市中心区域而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那样精致的园林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场地给市民日常活动，尤其在园林里很难满足健身、跳舞的需求。
所以，今天的城市公园，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公共空间”。
夜晚的公园，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18：45，新渔路和淞虹路口的新泾公园开始一天的喧嚣时刻。助动车、自行车里三层外三层堆放在大门处的广场上。这是一个置身于大量居民区的街角公园，面积不大，主要由一个环形步道组成。
采访当日，上海高温，即便夜晚多走几步也会浑身冒汗。然而到了公园门口，画面是壮观的：密密麻麻的身影，在大圈步道上快走、奔跑。即便三两人边走边聊，依然健步如飞，一切仿佛进入一个快镜头的奇妙世界。这个快放的世界，主要以中青年为主。
18:50，一位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人经过大门，张望了一眼，略感惊讶：“那么热的天，公园竟然还有那么多人！”
19:00，步道一端的圆形广场，3台喇叭流泻出的音乐，让广场化身“舞池”，一对对跳交谊舞的人影填满广场的每个角落，多数在50岁以上。
64岁的陈强敏也在其中。他住在离公园15分钟路程的通协小区。4年前刚退休时为了健身，每天傍晚去路上跑步，几次途经公园，热闹扑面而来，“一个人在街上跑步没劲，也不太安全，所以就去公园了。”
没想到一进公园，觉得交谊舞比跑步有意思，于是从零学起。舞圈里总能找到一两个附近小区的熟人。从此只要天气允许，他每天19：00，都会雷打不动去公园“挥汗如雨”一个半小时。
新泾公园是典型的“社区公园”，空间简单，也没有更多设施。每到夜晚，这里就是一个免费露天的“健身馆”。锻炼的人大多来自附近，常常同一个小区十几个人，白天家门口遇不上，反而晚上在公园舞池碰头。跳累了，坐下闲聊，邻里之间多了交流的机会。有时候，老阿姨甚至也会和跑步的年轻人寒暄几句。
作为24小时开放的公园，保安说，夏日每天23点以后，公园里的人群才会渐渐散去，“难以想象，以前公园17点关门时，夜晚活动去哪里”。
地处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夜间活动则更加丰富多元。有小朋友识昆虫活动，一位老师带领十几个亲子家庭，一棵棵树讲解。一位母亲说，她是在手机APP上无意中看到，立即报名。有两桌人在乌漆麻黑的夜晚，拿着LED手电筒下棋。身旁的观棋者们，静静站了1个多小时，早已汗流浃背，却若无其事。还有一位阿姨坐在偏僻的角落练越剧。当然，这里也是著名的“夜跑圣地”，不乏年轻人的身影。
夏日夜晚，才是公园最热闹的时刻：健身的年轻人、跳舞的老年人、亲近自然的孩子与家长、自娱自乐的居民、散步聊天的好友……这一拨“夜公园的热闹”，离不开两种需求迅速增长：
一是健身锻炼，更多年轻人只能选择晚上。而一部分中老年人在高温天时也改在了晚上。
二是特大城市虽然服务便捷，但可供亲朋好友闲聊聚会的免费、开放、舒适的空间，其实并不多。
出了家门，就是商场。近几年，街道极力打造了不少“邻里汇”等社区活动空间，试图弥合大城市社区之间的人情关系，满足社交和情感需求，但是它们大多晚上关门。如此一盘算，忙碌的白天过去后，一天中到了更适宜都市人生活、休闲、享受的夜晚，反倒公共空间不多了，于是城市公园就成为不二选择，在夜晚显得弥足珍贵。
由此看来，未来延长开放的城市公园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打造和管理，或许比从“绿地”角度管理更加合理。
当公园与社区成一体
董楠楠形容城市公园的作用，还用了一个词：公共活动空间溢出现象。
当一座城市人口众多，在广场已经聚集大量人群后，还有很多人被溢出而无处可去，他们就会来到公园。任何地方溢出的人，公园都可以接纳，它逐渐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公共空间。在公园里，只要没有人去投诉某种行为，那么公园都可以“包罗万象”。溢出现象的背后，是大量市民的公共活动需求，尤其是对高品质公共空间的需求有待进一步满足。
49岁的姜兆华夫妻俩来自东北，她有风湿性心脏病，9年前停薪留职后，跟着孩子到上海住。她发现上海的城市公园分布广泛，家离闸北公园很近。起初，公园里有一位老师想教她学拉丁舞锻炼身体，但她关节不好，婉言谢绝。丈夫是体校毕业，她便让丈夫教她健身操。
好玩的是，原本只是夫妻两人在闸北公园的“自娱自乐”，一个教，一个学。几天过去后，姜兆华一转头，忽然发现身后有人跟着跳。跟跳者越来越多，她就把时间固定在傍晚。人数达到一二十人后，夫妻俩买了一个小音箱方便大家。结果，跳健身操的人从十几个扩展到150多个，一个自治群体无意中形成。
这个群体里，最小的15岁，最大的84岁。有一个年轻姑娘平时不上班，每天都来跟着跳健身操，坚持2年多后，又在某一天再也不来了。也有人并非附近居民，每天乘坐3站地铁就为了到闸北公园学健身操。
9年的时间，健身操渐渐从闸北公园传播开来，风靡上海各大公园。姜兆华成为领头人，组织团员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
为了管理这群规模最大的团队，闸北公园也是煞费苦心。人太多，声音太响，场地从靠近住宅区挪到了靠近餐饮区。后来规定，一天中能外放音响的时间是6:30-11：00，14:00-17:00。每到跳舞时，总有2个以上保安在姜兆华团队附近巡逻，维护秩序。
聪明的闸北公园管理方让姜兆华成为一名志愿者。跳舞团队一共3人，每个月的19号、29号来公园值勤1小时。“基本没啥大事，给人指路，劝阻不文明行为。”姜兆华说。但是这让她对闸北公园更有归属感了，像维护家一样维护它。
如果把公园当作公共空间，那么顺理成章，它就是社区的一部分。它的管理方法，如安排群众活动、协调场地和时间、组建志愿者巡逻等等，本应与社区一体。
一方面，公园需要日常的环卫监督，可请社区的积极分子、志愿者帮忙，效果有时候比增加安保还好；另一方面，社区举办活动，如果缺乏空间，也可使用公园作为场地。而未来，城市公园如果能像社区治理一样，推出自治项目，互换资源，真正融为一体，效果或许会更好。公园最终还是得通过社会公共治理来应对各种问题。
年轻人的街头文化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就连公园也不例外。城市公园中，还有一类针对年轻体育人群的“滑板公园”逐渐兴起。
比如位于江湾城的SMP滑板公园，是全球最大的滑板公园之一，按照国际滑板场地标准建立。建造之初就已名闻遐迩。尤其是几个景观奇特的大碗池、栏杆和台阶，颇受欢迎。每到双休日，这里不仅有穿着拉风的滑板爱好者，还有网络主播、摄影和自拍人士前来取景，一度成为上海的“网红景点”。
就在这几个月，国内首档滑板节目《极限青春》把某一集的录制场地选在SMP滑板公园。导演组的人说，节目中期跑了好多城市进行比赛，但上海始终是国内滑板的大本营。他们在上海看了不下10处场地，试图从街头视角展示上海引领潮流、时尚文化的一面，表现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走遍徐汇滨江、中骏广场、静安大悦城天台、M50、吴淞邮轮码头等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样一座公园。
高群翔是来自西安的滑板选手。7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上海，他被SMP滑板公园“惊着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滑板池、抛台，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地滑。父亲问他：“开心吗？”他回答：“特别喜欢。”于是之后，全家搬到了上海。
此后几年，高群翔天天在SMP滑板公园玩着滑板长大。在这里，他第一次成功试抛，也是在这里，他学会了360度旋转技巧。公园里的一砖一缝，他都了然于胸。
长大后，他去了更多地方，发现即便美国的水泥场地都很难做到一个小坑都没有，但上海的SMP滑板公园做到了。只是这几年，公园疏于维护，场地老化，地砖有裂缝，被一些滑板选手嫌弃。
从滑板选手的角度看上海的公共空间，评价是怎样的呢？1995年出生的王玓，17岁时从济南来到上海，因为“走滑板这条路，必须去大城市，而上海是中国滑板大本营。”但实际上，到了上海才发现，情况没有想象中好。随便玩玩可以，但真正适合练习技巧的场地并不多。在他眼里，SMP滑板公园水泥地面严重磨损，已经不适合练习，只有拍摄需要才去这座公园。他更钟爱大理石地面，徐汇滨江就有一个下沉式滑板公园，空地和斜坡多，那里一度是他心中上海滑板最好的场地。
作为滑板选手，他几乎走遍上海的各种小路，寻觅公共空间。从苏州河边的狭小广场，到静安寺等热闹中心。采访的那天，他正听朋友说有一个“南京西路绿地”还不错，打算下午去踩点看看。以板会友，在常去的园区成为好友，是这些运动选手的社交方式。
由此看出，某种特定类型的公园，不仅是公共空间，甚至也是年轻人的“街头文化”，是五湖四海的人认识上海、感受上海氛围最直接的场所。
又比如大宁公园，设计之初是一座生态景观型城市公园。面积68万平方米，其中水面积约7万平方米，绿地面积超50万平方米。由于周边有大宁音乐广场、环上大国际影视园区、灵石路电竞一条街等等，大宁公园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
它是文创人士办公之余，每天午休、溜达的日常场所，也因此成为不少电竞、影视和文化企业入驻大宁板块的理由之一。
它也是大宁片区居民健身、活动的地方，社区公园承担的功能它同样也有。为了方便居民，大宁公园新增了2个小门，直接毗邻东方明珠大宁公寓、绿色丽园2个小区，方便居民进出公园。
但是作为市中心范围面积较大的公园，营造之初注重景观视觉，大宁公园又不只是单纯的“城市公园”。每年这里的花博会吸引大家近悦远来。2018年公园全年接待385万人次，其中花博会游客量为59万人次。到了今年，花博会免费开放，约2万平方米、100万株郁金香盛开，仅花博会游客就达到88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大宁公园还有一片白沙滩，每到双休日，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成为儿童最喜爱的活动片区。如果讨论“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我们离一些全球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其中一项具体指标是，中国城市的社区空间、公共空间普遍缺乏供儿童玩耍的沙土区。因此，大宁公园的白沙滩显得十分难得。此外，每年大大小小机构组织的各类跑步比赛、城市定向赛等活动，也常常放在这里。
时代在变化，公园在市民生活、城市文化传播中职能的变化和走向，也在趋向多元，有无限种可能。
从公共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未来的公园
那么，上海的城市公园打造，是否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
董楠楠认为，国外地广人稀，公园往往绿地面积比重大，人口少；中国则相反，更多市中心的公园呈碎片化分散各处，而人口密度高，需要靠时空交替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上海城市公园的未来怎么样，更多还得靠自己摸索。
比如现阶段，增加公园数量的同时，也增加时间供给，是近几年努力的方向，也是满足市民需求的大势所趋。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公园，都存在一张强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身份认同、志趣相投而聚集，同时也可以因陌生、好奇而交织。例如，合唱团的成员可以去跳舞，滑板爱好者也可以去摄影。公园里这种不同群体的交错融合，是其他公共空间所不具备的。
这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稳态情况下，大家保持默契、和谐共处；反之，则容易产生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需要把公园当作“公共空间”来理解。社区治理、社会共治、志愿者参与等等，当下一系列社区创新治理的手段，对城市公园同样适用。
比如借助上海园艺类讲堂等平台，链接市民需求，为热爱自然的人群提供知识与园艺服务。在国外，一些园艺协会已变成市民社区自治的力量之一，用的就是这一招。
也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可以调整。如未来，每一座城市公园是否首先考虑配置专业跑道？是否有条件的公园可以增设儿童沙滩？而绿化树木的种类，不应只是“生态景观思维”，同时也得注重避免过敏类植物。当夜间成为公园人群的高峰时，路灯的配置数量、绿化布局等，也应适当调整。
城市公园升级时，人行的安全更加重要，例如明沟排水、花坛小道等处的卵石铺设，要慎重考虑安全问题。传统的视觉景观，对城市公园来说未必是第一位的，人性化需求才是第一位。
进一步说，根据不同片区的特征和需求，即使同样类型的城市公园，最好也能因地制宜。
比如，有专家对苏州河畔的公共空间进行研究，发现差异化明显。有些居住小区自带公共绿化，有限的苏州河空间是否为这些小区再拓展绿地值得商榷。但对于某些逼仄小区的居民而言，他们不求春季赏花、秋季观果，优先考虑更实用的活动健身空间，而不是把仅有的空间留给花花草草，似乎更加合乎心意。
总而言之，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供给方式因人而异。注意到公园角色的转变，一些传统的指标或许也到了微调时。如此，未来上海的空间设计和精细化管理才能有的放矢。
归根结底，当我们谈论城市公园时，谈论的其实是质量更高、更具个性、更兼容文化生活和情感的公共空间。（龚丹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