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龙浩天上场了。
他的衣服右胸处绣了一面中国国旗，还写着他的英文名“HOTAN”――这件衣服是他被纳入赞助商冠名的“全明星队”的标志，而加入这支队伍，本身就意味着他是中国最好的霹雳舞者之一。
此刻是8月31日晚，BIS(Battle in Shanghai)国际街舞大赛团队斗舞决赛正在浦西的中国船舶馆举行。霹雳舞是街舞的一种，源于街头，风格多样；它与滑板一样，在全球拥有无数青少年粉丝。
19岁的龙浩天反复调整右胳膊上黑色护肘的位置，然后弯下腰，用手肘撞了撞地面，接着双手着地，双脚腾空，试探性做了一个倒立。他右肩内侧有伤，需要充分拉伸，身体只有维持在最热的状态才跳得动。
落下伤是在1年前――2018年5月，第3届夏季青年奥运会霹雳舞项目第三阶段选拔赛在日本举行，龙浩天入围。赛前集训时陡然提升的难度，让他的肩膀不堪重负，比赛前他吞了3颗止疼药，“右肩膀整个麻掉”。
但龙浩天觉得很幸运，他是见证历史的人。那是霹雳舞第一次作为青奥会比赛项目出现。更好的消息是，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第134次全会上表示，原则性同意2024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
紧接着，今年8月12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霹雳舞完成了在国内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首秀，龙浩天代表上海队赢得社会俱乐部甲组男子亚军。冠军是队友商小宇，他是去年唯一一位闯入青奥会决赛的中国选手。
时代给了霹雳舞者机会。之后，他们将从上海出发，去往世界赛场。
“家门口”
决赛舞者上场，看台观众起身，之前已结束比赛的队伍涌上舞台观战，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混杂着欢呼声响彻全场。对龙浩天而言，“世界”就在眼前。
龙浩天是“00后”，今年刚满19岁，“霹雳舞龄”却已达6年。他眉毛很浓，一双丹凤眼，头发烫过，刘海偏分。
决赛时长为10分钟，双方交替出招。第一个出场的是阿渠，青奥会和青运会时，他是龙浩天和商小宇的教练。出场前1分钟，他刚把腰间的对讲机和手上的计分板塞给别人――他既是选手，也是赛事筹备方负责人之一，“霹雳舞龄”18年。
最后几十秒，对方一位舞者连出大招，光是单手着地、身体360度旋转的大回环就做了8个，现场气氛被点燃，这叫“炸场”。时间到了，音乐未停，龙浩天几个摇滚步就到舞台中间，不服气地也做单手大回环。
“要想让中国国旗出现在奥运会霹雳舞项目总决赛的赛场上，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支持！”决赛前，在台上喊出这话的是赛事创办人汪 炅。他在国际霹雳舞大赛上屡获冠军，2018年被聘任为青奥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主教练。
2005年第一次受邀出国参赛，汪 炅才觉出自己是井底之蛙，“中国的霹雳舞者该有一个自己的国际比赛！”
回国后，他创办了BIS，在世界各地设立海选分赛区，把国际顶级舞者请来上海，在“家门口”交流。
首届比赛，“寒碜”到仅仅在一间舞蹈教室里举行，因为报名参赛的总共不过60人。做视频，画海报，策划，公关，招商……筹备团队起初就汪 炅一人，他常在现场着急到“猩猩跳”。
2012年，汪 炅到美国奔波分赛区事宜，每天只睡4小时。回国比赛时，他试图做一个后空翻接前空翻，落地刹那，听到“啪”一声响，跟腱断了。
做手术那天是3月14日。汪 炅托人把电脑带到病房，跟团队开视频会议，事情处理完，两张病床一拉，做双臂屈伸。当年4月，BIS决赛，他拄拐杖到现场。当年6月，他又飞去韩国参赛。
今年在中国船舶馆举行的比赛已是第13届，为期3天，参赛免费，观赛免费。“我们在24个海外分赛区海选，有16个世界冠军参赛，奖金全球最高。”汪 炅介绍。
比赛结束，舞台上的霹雳舞者拥抱、击掌，互致敬意。阿渠重新别好对讲机，拿着计分板，站在台下，想起他第一次随汪 炅出国比赛的场景――当主持人介绍他们“来自中国”时，原本持续不断的喝彩声顿时消失。那一刻，他几乎听得到自己的呼吸，“早晚有一天让世界看到中国霹雳舞者！”
找地板
6年前，龙浩天是重庆农村的一名初中生，第一次在学校艺术节上见到别人跳街舞，觉得匪夷所思，“怎么能做得到呢？太帅了吧！”这个13岁男孩在学校里成绩中等，不爱说话，但有一群不错的朋友。
学校开设的微机课是他唯一能上网的机会。每周上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课堂任务完成后往往还剩10分钟，他赶紧找街舞视频看，然后在座位旁的地板上尝试。第一次练倒立，他起得太猛，一下子砸到旁边同学身上。
从那以后，龙浩天描述自己“疯了一样”。课间10分钟在走廊里练，晚自习拎着音响到操场上练，放学回家在房间里练……广场和公园他也常去，那里晚上有很多跳街舞的人。夏天练习完回家，他身上满是被蚊子叮咬的包。
18年前，阿渠在广东上初一，他本来学的是滑板，但一个不小心，滑板滑到江里。再买不起一块新滑板，他另选了同样“刺激好玩”且“无需成本”的霹雳舞。
班上练霹雳舞的有20多个男生。七八个同学凑出大概80元，托到香港旅游或做生意的亲戚带街舞比赛的录像回来。每周日下午，他们成群到有录像机的同学家里，反复看那一盘录像，每人盯一个动作，再彼此传授。当时，跳霹雳舞最厉害的几个，在学校里被尊称为B4。
拎着电饭煲模样的录音机，他们每天晚自习时间都溜出去练舞，银行门口用大理石铺设的地面是他们最喜欢的。上美术课或音乐课时，老师管得松，他们把课桌往教室前面一推，打扫出后半部分场地，一群人倒立、旋转。
初中毕业后，顺从父母心意，阿渠到职校读了两年电子电工，全校跳霹雳舞的仅他一人。他开始跟着社会上的舞团跳舞，每周六约在步行街斗舞，有时人还在倒立，城管来了，赶紧跑。
职校读完，阿渠到东莞打工。工厂的地板特别好，铺有一层绝缘塑胶材料，光滑、平整，每天午饭后是他的练舞时间。周末，他找到工厂附近的溜冰场，溜冰者大多在场地边缘绕圈，他到场地中心去，脚上蹬一双溜冰鞋，或双手着地，或手肘撑起，或头为支点，“负重”练空中旋转。
22年前，汪 炅16岁，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大一。他从5岁起练体操，因为右手软组织撕裂，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不得已离开体操队。那年，在复旦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他看到一群人在做一样的动作，稀奇又有趣，就跟着一起做。回去后，室友告诉他，那是街舞。
当时想跳街舞很难，找不到老师，甚至找不到像样的音乐。但汪 炅极有天赋。只用了半学期，在上海能找到视频的街舞，他都学会了。有批日本留学生在学校表演，邀请会跳街舞的人上台切磋，汪 炅上台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日本人找来翻译，硬要留下联系方式，每周约他在食堂门口斗舞交流。
父母心
原先铺设好的人生轨迹被霹雳舞改变，从此让父母担心，让旁人瞧不起，是许多街舞舞者有过的经历。
龙浩天的父母在外打工，他平日里跟着舅舅舅妈。没想到，舅舅把他跳街舞的“坏现象”告诉了他的父母。“跳舞的都是街娃！”重庆方言里，“街娃”指整日混迹街头的小青年。
龙浩天和父母达成协议：父母给他报暑假班，过把瘾，开学后不再跳。课程有20天，下午5点到6点半是上课时间，但他每天中午1点就到教室，晚上9点才离开。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能跳舞的时间。
再开学，家里管得更严了。舅舅是学校老师，一下课就到他班门口守着，音响也收走。“不能跳舞，好像活着都没有意义。”龙浩天走火入魔一般，找到一个叫“离家出走吧”的贴吧，发帖说想离开家，想学街舞。评论区有好几个人留下QQ号，他选了一个加为好友，对方说可以教他跳舞，还包吃住。
龙浩天毫无意外地上当了。他花200元买了手机，又借了身份证，买了一张去东莞的火车票，最后被一个秃顶中年男人带进传销组织。临近年关，父亲从浙江赶来，花了5万元将他赎出。
回到家，当着舅舅和班主任的面，父亲打了他几巴掌。众人散去，父亲问他：“你就这么想跳舞？”他答得坚决：“我想。”
2014年开春，父亲买了机票送龙浩天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舞。供全家生活的银行卡里只剩13000元，而龙浩天的学费和住宿费就要19000元，他还有一个要上学的妹妹。
龙浩天明白家里的难处。早上8点，学校练功房还没开门，他悄悄从窗户翻进去，一直练到晚上8点。中午出去一趟，喝1瓶矿泉水，吃2个最大的肉夹馍。这样的生活过了3个月，跳不了了――小腿两侧软组织因长期疲劳受伤。
医生要求静养。龙浩天提前回家，白天休息，晚上练几小时，可过了没多久，病情加重，甚至无法下床走路。
亲戚们轮流上门游说，“学舞害人啊”“跳舞没前途”……龙浩天谁的话都听不进，他只盼着夜晚早点到来――睡前半小时，他能在床上练倒立和俯卧撑，这是唯一让他觉得有价值的时间。
4个月后，龙浩天再次南下广州，这次，他要找业内知名的舞者波子学舞。每个月学费3200元，学了3个月，包吃包住。这笔钱，也是父亲执意为他出的。
工作室
2015年，龙浩天在广州成了职业舞者，四处参加比赛。他已经很少向家里要钱，没比赛时就上街发传单，一天80元。
最穷的时候，“3天没吃饭，到第4天早上7点多，实在受不了，问我爸要了300元”。那天早饭，他买了3个包子，6个鸡蛋，1碗豆浆，1碗小面。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沮丧之时，用手捶墙。
2006年，阿渠也是职业舞者，他在江西南昌向父母借了3000元，租下健身房每天下午的使用权，开班授课。前3个月，他通宵在网吧发帖宣传，只招到1名学生。第4个月，涌进60多名学生，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被挤得满满当当。
但阿渠梦想成为世界冠军。2008年，他跟汪 炅联系，想投奔汪 炅。那年3月1日，他坐了一夜火车。早上7点，汪 炅到上海南站接他，“你就这么点东西啊？”汪 炅接过阿渠手上的包，再加上他肩上的行李。这两件行李陪伴阿渠在上海待了10年。
曾经的工作室老板阿渠，搬进宿舍，做回学生。那是住了12个人的三室一厅，他住在厨房的抽油烟机下，挺满意：“空气好啊！”每天从早10点到晚10点，他都泡在工作室练舞。鞋子磨破了5双后，阿渠开始教课。
他所在的，正是汪 炅与石头等人合伙开的工作室。
39岁的石头有一张方正的脸，推了寸头，着灰色宽松T恤、黑色肥大短裤，长相憨厚。
在18岁的年纪上，石头也曾是霹雳舞者，却总跳不出成绩。出于对街舞的眷恋，他转型做了“跑码头”的――专为舞者寻找表演机会，有些经纪人的意思。
2005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合伙人们找来一块板子，写上名字“CASTER”，寓意永不停止的滚轮。在一家小酒吧，一群人举起酒杯一碰，工作室成立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家街舞工作室。
外界有不少声音――街舞应该属于街头，而工作室让街舞背离本意。但石头他们的初心很简单：“想给跳舞的兄弟一个地方。”
工作室租在虹口区长春路的一个两层茶楼，1层办公，2层是舞蹈教室。石头身兼数职，前台、行政、保安、保洁，甚至维修工――2楼洗手间的马桶堵了，水滴在1楼办公桌上，他跑上楼，直接上手疏通。
越来越多优秀的舞者，从天南地北加入这个上海舞团。但也有难的时候。2014年，工作室资金链断裂，发不出工资，石头把自家房子卖了。
如今，工作室有咖啡吧，有潮鞋展示区，还设计了自己的服装品牌，但卖得不好。“我们想把所有喜欢的东西带进工作室，就去做了。”石头说自己不是个好商人，可他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觉得舞团有江湖的感觉，重情义。
奥运会
龙浩天的转机发生在2017年。看到青奥会网站上发布的海选通知，龙浩天很快上传了自己的45秒视频。
商小宇当时远在辽宁锦州，初三辍学，过着练舞房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这不会是骗人的吧？”对于霹雳舞成了青奥会项目这件事，他一点也不相信，但还是听从老师建议，试一试。
直到汪 炅以主教练身份出现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比赛是真的，并且意义重大。
3年前，汪 炅开始参与霹雳舞项目入奥的推进工作，跟赛事主办人讨论入奥计划，参与制定全球战略方向和竞赛评分系统，同时做街舞文化普及工作。
国内街舞圈里，很少有人觉得这件事能成。
也有人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成。来自街头的霹雳舞成为竞技性运动项目，必定会发生改变，比如，根据奥运会的竞技要求，霹雳舞要有独立的评分系统和打分标准，“有3大栏12小栏的评分细则，霹雳舞没有规定动作，但有固定元素。”汪 炅觉得，霹雳舞的灵魂自由，入奥不会改变其内核。
2018年5月的日本，要决出青奥会霹雳舞项目第三阶段选拔赛四强选手之前，汪 炅和商小宇一人点了一支电子烟。龙浩天在旁边，他在之前比赛中被商小宇淘汰了。
“你相信我吗？”汪 炅问。“我绝对信任。”商小宇答。
比赛前，没人想到中国选手竟有可能走到这个阶段。汪 炅临时布置战术，商小宇一遍遍在脑海里过动作。
这场斗舞，奇迹般地，商小宇赢了！从场馆里出来，他和汪 炅抱在一起大哭。
喜讯传到国内，石头眼里有了泪花，他终于等到这一刻――“野孩子”走向世界舞台，有尊敬，有荣誉，有高度。
2018年10月，商小宇赴阿根廷参加决赛。回国第二天，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妈妈把很多话都带走了，但我知道她为我骄傲。”他参加青奥会的每场比赛，母亲都会守着看转播，即便是刚做完手术，连着仪器躺在病床上时。
最近，龙浩天与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爸说，当初不让我跳舞，是怕我坚持不下来。如果我真的喜欢，家里卖了房子也要支持。”这次回家，亲戚们纷纷请他到家里吃饭，连早餐都得安排上。
2024年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能有中国运动员参赛吗？
“很难，但我们会努力。”汪 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