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巨变，有许多看得见，也有一些不太引人注意。尤其一些普惠型的公共事业，就在群众身边，惠及千家万户，却又有点像空气一样，往往在悄然之中、不经意间，让人惊觉其发展之快、跨越之大。如公共交通，上海地铁已日均运送客流1200万人次，这哪怕相比10年前，也会觉恍若隔世。又如公共卫生，20年来战非典、禽流感、假疫苗……给无数人留下集体记忆，也在理念上实现历史性跨越。还有公共绿化，70年一路走来，亲历者深知艰难。这些“公共”里的悄然之变，指向“公共获得感”，是美好生活题中之义。此组“国庆访谈录”，分别聚焦公共卫生20年、地铁50年、绿化70年等，寻访亲历者。今为首篇。
她，1989年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会主席，1991年进市卫生局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疾控处，1998年参与筹建“全国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20年里，亲历了我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起草、非典、禽流感、疫苗风波、控烟……2013年建言上海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为中国有效阻击“全球恐慌”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立下汗马功劳，得到国务院领导、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高度评价。
在刚刚履新的复旦办公室，这位上海市疾控中心原主任、市卫健委原副主任，接受专访：“公共卫生的工作理念，很容易不为人知，很需要不被误解。”“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真实。”
吴凡与记者分3个下午谈了近10小时。10小时背后是公共卫生20年。20年背后是新中国70年跨越。采访结束次日，“重磅”消息传开：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重磅”在于，从长期“以治病为中心”，历史地转向“治未病”、重预防、“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历史性跨越的端倪，藏在吴凡亲历这20年。
比如，1998年11月上海率先建立的疾控中心，其实全称和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带了个坏头”开始的历史性变革
全国首创的疾控中心，也是吴凡第一次深度参与的重大改革。各传染病防治所要“拆围墙”裁撤合并，干了一辈子的人们，难舍。多年后一位国家相关机构的老主任还一见吴凡就说：就是你们带了个坏头。
吴凡耐心向质疑者解释：原先是一个所在干，现在并非工作没人管了，而是由一个系统来做。
长达近半世纪，新中国针对各种传染病，分别建起“一病一院所”，从机构上实现防治一体，贡献巨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染病被极大控制，病人数大为减少，这种单病种防治模式的弊端也凸显出来。各个防治站所业务萎缩、人员老化，难以为继，遇上一人多病的患者更是处置不了。最要命是“下面没有脚”――慢性传染病需要对病人进行长期健康管理，如肺结核病在急性期治疗后，半年内每天看着或提醒病人吃药，一个防治所包揽不了全市病人，也不可能让病人去医院一住半年，落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合理、更有效率。在社区“有脚了”，全市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治体系，从机制上实现防治融合，才是对传染病最好的控制。
“围墙”不破，也无法升级全市防控的集成水平。
正是看到这些，时任市卫生局局长刘俊，领导吴凡处室设计一套肺结核病防治新模式：新组建的市疾控中心负责协调、管理、督导，综合性医院负责病人诊断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实病人管理。近20年上海结核病逐步降低的事实，证明了“三位一体”的上海结核病防治模式的成功。
中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年，卫生部向全国推广上海模式。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建成。
吴凡对刘俊感念深深：
他1993年到任，针对医药费用涨价过快，提出“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减轻千家万户负担。卫生部向全国推广。
他1996年率先创新上海卫生监督体系模式，全国推广。
非典时他夙兴夜寐，退休后仍关心医改。2011年离世时，700人前往送别，行业权威媒体称“医改事业先驱”。
疾控中心成立10年后，当年质问者所在单位负责的某呼吸道传染病，卷土重来。多地发病大幅上升。上海，不升反降。
1963年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做肿瘤登记的上海，2000年仍只登记了城区，防治所人力有限。疾控中心成立后，两年，就覆盖上海全部郊区，数据质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登记中心采纳认可，成为当今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一个登记点。
另一件吴凡难忘的上海率先，是上世纪90年代在华夏宾馆那次大胆尝试。
特意选这家宾馆，因是司法系统所属。
把安全套放进客房，明示供免费使用。好多年后，主导这次尝试的老专家康来仪还被威胁“要抓起来”。
曾经的认知是：一个正经人，谁包里放这？搜出就是不法证据。何况主动提供。
时任市卫生局分管副局长袁惠章慢悠悠道：小吴啊，告诉他们，要抓康教授，就先把我抓起来；这个事情我知道的，我支持的。
吴凡告诉记者：“袁副局长一开始并不知情。”
心有明见，所以坚持。国际通行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在上海这家宾馆“试水”后，“并不像大家以为会难为情、没人拿”。吴凡1991年跟处室“老法师”起草文件后，1992年上海第一个开展献血员HIV免费筛查，“当年就查出一例阳性，大家也很意外”。1994年前后，外来务工者涌入，肠道传染病面临高发，吴凡在时任副市长谢丽娟领导下，参与出台政府规章，在浦东设防病办……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举措，也是“跑工地了解实情后出台”。
上海公共卫生20年，许多率先探索，都是“因为‘看见’，看见社会的真实需要”，进而从实际出发，力求专业、规范的制度、体系。
所以――2003年春，非典肆虐时，吴凡是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中心主任，刚与英国牛津大学临床研究中心著名的Richard Peto爵士，合作开展全球最大的52万人健康人群队列研究。这位教授认真严谨，与老师Richard Doll爵士一起用50年，证明烟草致肺癌。他那天问吴凡：世卫组织专家去了广东，来了北京，接下来要去上海，你觉得会怎样？上海宣布只有6例确诊，每天飞机这么多，其他大城市多“沦陷”了，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少？吴凡认真作答：“我相信。”
理由就一条：体系，在社区“有脚”、医院会报告、疾控中心督导管理强的上海公共卫生体系。
上海靠什么一再赢得世卫组织专家点赞？
结束上海考察时，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詹姆斯博士表示：“我们都不相信上海只有6例。但是经过我们的核查，它的防控体系是可靠的，可信的，所以这个6例是可信的。”“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体系在全市运转。”
吴凡感叹：“这就是刘俊局长的高明，把信心建立在体系自信、调查完整上。上海就提供两样东西，一张上海地图，一本全市医疗机构通讯录。要去哪你们自己晚上定，我们备好车，第二天早上说去哪就开到哪。专家看到每一个病例的调查清清楚楚，上海社区阿姨也很能干的。”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波乡镇卫生机构改制潮，“热火朝天卖”。上海没有。“当然也和爆发过甲肝有关，很知道基层一线机构对公共卫生有多重要。”
非典10年后，一个全球未知的新病毒（后定为H7N9）又在上海发现，一上来病死率很高。
世卫组织专家组再到上海，抵达日期和10年前同一天，组长还是詹姆斯。不过他已是助理总干事，组员均全球顶尖专家。
听完吴凡报告，詹姆斯连说三词：灵敏、专业、高效。
午饭时，吴凡问：“纯属巧合？还是你们特意选这个日子来？”对方很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吴凡一乐：“上海还是上海。不过您变了，升官了。”
灵敏，指第一时间发现。闵行那家三人过世两位，市里立即派组现场处置。两位年轻骨干没能带回样品，确实有困难，吴凡严肃批评：“我们是专业机构，只负责上报什么是真实。”很快微博爆出六院有病人女儿在求救，吴凡一下警觉：闵行的不是孤立事件。立即调查1月以来全市所有不明原因的呼吸道死亡病例。一汇总，放地图上一看，一是集中在闵行，二是边上大多有活禽市场，没有的那例也接触过鸡。“我马上觉得事情很大。英文的‘传言’其实是中性的。当时社会上传的是一家四口走了三位，实际情况是一家三口走了两位，已经很精确了，人家还没做过流行病学调查呢。”吴凡记得很清楚，那天周六，“立刻上报”。
专业，指处置到位。报告有句话，吴凡坚持写上：聚集性病例。虽然通常指第一代传给第二代更多人发病，但她反问：空间的聚集就不是聚集？有共同原因、同时发生、同一范围，怎么就不对呢？有问题我负责。恰巧，卫生部函询上海聚集性病例情况，用的也是这词。后来去活禽市场采样又遇问题：全国动物的采样都归农口。吴凡坚持查到底。“现在就像公安在破案，还没找到凶手，你告诉我有怀疑线索不能去查？”一测，果然阳性。火速再报：高度怀疑活禽交易市场，建议关闭。
高效，指各项措施落实迅速。活禽交易市场说关就关，当机立断，而且关了有效果。4月2日市里专题会决定宣布省一级的三级应急响应，决策者指着吴凡带去的“预案”原文说：既然条件够了，就应照预案做。当场拍板立即开新闻发布会。来不及修饰的吴凡出席时，“蓬头垢面，很急的。但第一时间发布，很主动”。4月5日，两位分管市领导又带队看活禽交易市场，开专题会。吴凡用事实说话：我们的农业部门对养殖场有监测，我们的卫生部门对养殖场工作人员有监测，都没发现问题；上海郊区养鸡的地方没有病人，不养鸡的市中心反而有病人，这呈现一个逻辑指向――不是本地出问题了，而是外来的家禽通过活禽市场在上海传播。
然而，关市场，确实复杂。或者，6日应急处理，7日一早关掉？
市领导“很利索”：6日早市就关，一天都不耽误。
吴凡反倒有点惴惴不安了：万一，我们错了；万一，这不是唯一传播途径？
“幸运。”市场一关，病人没了。估计新病毒潜伏期最长7天，后来只在第八九天出现了一例。两个潜伏期后没发现，就可说明彻底有效。
上海率先关闭数天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沪考察，期间在疾控中心听吴凡汇报后，很高兴地说：很好！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定要坚持。几天后杭州会议，她强调：目前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定要坚持下去。会后一系列措施上去，确实没再发现新病例，“证实当初判断是对的”。
远见、制度、担当――或者进一步说：远见里的专业、制度里的规范、担当里的初心――是吴凡体会上海公共卫生20年的三个关键词。尤其当三者高度统一。
2009年、2015年、2018年……疫苗风波不断，上海力保城池不失。“网友们说，这是喜爱上海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是靠运气。我们是靠一套制度、一个体系在保障。”吴凡介绍，上海很早就这么做了，“第一个进中国的二类疫苗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我们逐步形成了‘三统一’：不管一类二类，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配送。”
高效的社会治理需要更多有专业背景的人去预见，用最小成本最大程度控制风险
一句“无利不起早”，曾刺激吴凡当场说出一番豪言壮语：“我们是有‘利’的。保障全市儿童接种的健康安全，就是我们的‘利’。”
20年，难忘不被理解时。
“曲突徙薪”，语出《汉书》。一位客人建议把直的烟囱改弯（曲突），搬离易燃柴草（徙薪）。主人不睬，果然风倒灌失火。事后却摆酒席请焦头烂额救火者为座上宾，忘了建议曲突徙薪者。这个词，也是2012年市疾控中心提炼“上海疾控精神”的第一个词（后为博学明道、方寸纳海、健康为上）。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就需要更强的预见性，尤其风险防控。
世博园区建到一半，“我们就进去了。许多楼梯很宽，夏天雨多，大家一奔，滑倒就容易踩踏。必须当中装扶手，隔开人群形成对流”。
搭好的台有喷泉，电线却挂在钉子上，“掉水里就怕漏电，游客用手弄水”……
开园前试运行，吴凡请3位专家坐镇疾控中心，开创大型活动保障“动态风险评估”。“风险是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本身是有风险的。静态预案需结合现场动态评估。”
世博会后，吴凡牵头制定国家层面的风险评估方案。
除了大型活动，还有突发事件。那年日本“核泄漏”，市里要求评估对上海影响。吴凡迅速给团队框架：“一，普及核泄漏常识。二，按最极端情况评估。三，上海会同步启动应急检测。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一直在金山、崇明有两个监测点。四，海产品的影响。”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很快上报。
除了突发事件，还有日常守护。“公共卫生工作的实验室，不是各级医院的化验室。”吴凡强调，疾控中心实验室并非“你交钱我做”，“要对公共事件有意义才做，如高危人群或巨大潜在风险。我们十年建了两大检测平台：一个针对传染病为主的病原学，一个针对化学品毒性。平时收集各种病原，储备检测技术能级：战略级、战术级、常规级。前两级不轻易拿出去，但绝非在闲置。就像原子弹，公共卫生体系是在替城市守底线。”
后来也用上了。那年欧洲“毒黄瓜致死”，进口蔬果检测紧急求助。“这个细菌只在国外发生过，幸好我们预先储备了，能做检测。”
那年沸沸扬扬的浦江水源抗生素污染，也因预先储备了检测方法，两天就出结果（通常要一周），舆论很快平息。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只要涉及百姓健康安全，除了个体性的生病吃药，其他都关乎公共卫生。外地贻贝食物中毒，怀疑和藻类毒素有关，吴凡马上要求同事了解上海周边，江河湖海一一摸清，“我们有中毒控制中心，24小时给医院提供信息。你告诉我中毒情况，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可能是什么，解药在哪”。
预防控制工作某种程度上有点悖论：做，是为了不发生。
发生了的，如H7N9，吴凡也感慨：“大家就觉得，不就是关活禽交易市场，有啥技术含金量？也申请不了科技成果，拿不了大奖。但我觉得，用科学的方法找到源头，找到问题所在，以最简单最低成本方式解决，这是最高境界。”
她对疾控中心检测平台的要求，是“一锤定音”。许多事，看似最后没造成危害，但如不能及时“定音”，长时间造成恐慌，社会经济损失也非常大。
2011年“抢盐”风波，吴凡去了“夜线约见”。2009年H1N1、2013年H7N9，吴凡多次出席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海很主动，这是很关键的。发布会很多挑战，我就坚持两条：一，我说的肯定是实话；二，有谱的才讲，不知道不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在做什么，绝对不乱说、打包票。恰恰这样，公众接受，一讲就很‘定’。”
H7N9时，吴凡坚持在“人传人”前加上“有限”二字，“因为有对夫妻感染了。虽然拗口，但我们是专业人员。这一点，也很希望社会理解”。
鲜有人知，她客串过东方广播电台“健康乐园”节目10年主持人，深谙如何不拗口。
“做这个历史阶段属于你的事情，在抓住潮流的过程中，做自己力所能及”
3岁，必须算好换气，趁水涨落间隙游到小河中的沙滩，否则要被激流卷走。8岁，烧饭洗菜生煤球炉。10岁，小学暑假，妈妈想锻炼女儿，让吴凡独自坐长途车从富阳到杭州转火车回上海。门开那刻，舅舅以为她吹牛皮。第二天妈妈到家，被外婆狠训一通。“这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现在不能简单照搬。妈妈也在我口袋放了杭州朋友地址。”她最记得六和塔下车，坐公交到火车站买票，自己决定多花5角，坐快车早2小时到上海。
吴凡感恩自己有一个独立、完满的童年。回头看，她工作中的种种特质，有迹可循。
虽然当初学医是“走错大门，走对小门”。她从小数理化强，喜欢立体几何，大学毕业多年还能画榫头透视图，物理也始终第一，本可保送同济“土木”。妈妈怕小姑娘跑工地，就此，考进上医大。吴凡当时真不知“卫生系”做什么，“表姐刚学过《卫生学概论》，说和‘工程’有关。我一听，就它了。还好越学越发现，意义非常大，真是无怨无悔”。
1991年刚工作时成天打字，吴凡有心，视若“抄方”：“边打边琢磨人家怎么写稿子，用心总能学到东西。”
一周三晚，自费三年读外贸学院大专夜校，深夜到家晚饭。所学《会计原理》，后来当市疾控中心一把手用上了。所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后来读硕士专业是卫生经济学，驾轻就熟。
对她来说，经历确实成财富。
高三暑假起，她就一直“穷游”。一人坐长途车从昆明去喀什、吐鲁番。在九寨沟遇塌方。在若尔盖看老鹰在山脚下飞，连夜拦下很高的卡车，5元路费去甘南。在天水钻铁轨爬火车，上餐车跟列车员们谈天说地。去过川北热当坝、甘南合作镇、夏河，去过南疆，在库车待了三天两夜，见过当地人实际生活，去过藏区，看藏民雨里骑在牦牛上走……所以后来遇到事，她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头脑比较冷静：“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明白不明白？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基础？”
如果在九寨沟不是当机立断换了车，原车要走的路，后来也塌方了。
那趟火车要是没爬，没去南疆，后来想法就不一样。
回沪看地图，吴凡也感慨：“如果事先看到这一大圈，也许就迈不开步。但当时在过程中，一个小目标接着一个小目标。再遥远的目标你只要开始去做，一站站并不遥远，总有一天会到达。”
同时也感悟到：人不能选择出身，教育能让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
也只有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她去年在贵州毕节挂职的体会。
而教育的前提，是健康。
“所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健康入万策。这也是现在‘健康中国行动’要义。”挂职一年间，吴凡助推大大小小15个项目落地，助人自助。
儿童先心病，90%是简单型，其中70%在一两岁“手术窗口期”完全可治愈。吴凡帮当地免费开发登记软件，为严重的建绿色通道到上海治，为简单的在当地建救治平台，请新华医院优秀团队飞去带教。“孙锟院长很有情怀。上海医生航班下午5时多落地，总先奔医院看病人，每一批都是。当地人很感动。”
一边是大量乡镇卫生院开不出门诊，一边是当地8000人考不出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证书，吴凡请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助力，请来锦州医科大学老师，每年强化培训1000人。去年，培训了的通过率46%，没培训的24%，被认为“是实实在在的项目，真正解决贵州问题”。
“我理解‘健康第一’，是建立有益于健康发展的环境，核心是决策者有健康理念，才能实现‘健康入万策’。”在她看来，新中国70年，公共卫生从最大程度控制传染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卫生水平，到改革开放后一手抓慢性非传染病防治，一手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环境，保护健康，“今后更需要的，是营造有利于健康的政策导向，使人们更好养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这位新任复旦医学院副院长说。
那年“穷游”，在鸣沙山，她独自爬上沙丘顶。风很大，流沙从脚踝掠过，痒痒的。
一个突兀的想法冒出：这是几千万年的沙子啊。“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一颗沙子，其实主宰不了多少的。大自然如此伟大。你怎么看待自己？做这个历史阶段属于你的事情，在抓住潮流的过程中，做自己力所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