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日夜晚，乔伊收到朋友的微信，信息里朋友说终于成功从拼多多离职，她不愿意再经历双十二“20天休1”的高负荷运转。随后，朋友又发来一则脉脉的帖子——23岁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在凌晨一点半下班的路上。
围城
10点55分，曾经是上海金虹桥国际中心一天里最壮观的时刻。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全都聚集在大厦一楼，两台放着打卡机的桌前形成庞大的队伍，不远处的路口，还有人狂蹬着共享单车冲向大楼，刹车、扔车、飞奔……
好好停车绝不是此刻的优先级，打卡制度让人分秒必争。“慢一秒钟，前面就会多排一个人，这个人也许就会导致你11点01分才能打上卡——这时候是最崩溃的。”乔伊说。
一年半以前，乔伊是拼多多的一名产品经理，她所在的部门上班时间是11点，但因为拼多多也有部门上班时间为9点，于是迟到统一从9点开始计算，11点01分打卡，意味着迟到两个小时又一分钟，需扣除2小时的工资。
2020年11月的一个中午，乔伊又回到了熟悉的金虹桥，来见一位刚入职拼多多的朋友。一迈入写字楼，熟悉的消毒水味闯入鼻腔，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那种精确到分、秒的压迫感，再一次冲上乔伊的神经。
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乔伊曾迷恋互联网大厂的光环。在华中科技大学时的她，听过很多校友的成功案例：微信创始人张小龙、PPTV创始人姚欣、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入职互联网大厂，成为了包括她在内的应届生们的最优选，它意味着一份诱人的薪资，无限的成长空间，以及改变世界的可能。
2018年夏天，乔伊大学毕业，几乎同时，3岁的拼多多成功登陆美股市场，成为联网史上敲钟最快的电子商务公司。彼时，乔伊觉得收到拼多多的offer ,是“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offer”。
同样是为了心目中最好的offer，徐力则从研一开始做足准备。那是2014年，徐力眼中“互联网的黄金之年”，微博、京东、阿里巴巴在这一年先后上市，外卖平台、打车软件燃起烧钱大战，争抢着用户版图。
徐力在一次实习中遇到了一位从阿里跳槽来的经理，他的从容自信、侃侃而谈感染了徐力，用当时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形容，就是让人“不明觉厉”。非计算机专业出生的徐力，在研一时平均每天会花6小时自学Java语言、刷算法题。他还报名参加算法大赛，为以后进入阿里增加筹码。毕业后，这些付出得到回报，他如愿成为了阿里的一名程序员。
薛楠森进入阿里则拥有一些偶然性。2018年，已经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薛楠森陪朋友参加阿里的面试，最终，朋友在第三轮面试被刷，而她留了下来，进入阿里的直播业务。
大多数年轻人进入大厂的故事，可能和赵又清的经历更相似一些——名校毕业、视野开阔，被看作是全国最顶尖的头脑。赵又清本科毕业于985院校，硕士就读于英国的一所名校，回国后，因为代表优秀的标签从“名校”变成了“大厂”，她顺滑地成为百度的一个齿轮。
但后来，和乔伊一样，这些人都选择了离开大厂。
在BOSS直聘发布的《2020年Q3人才吸引力报告》中，互联网行业在人才吸引指数排名中依然位居第二，第一则是和它紧密相关的IT行业。与此同时，脉脉发布的《人才迁徙与流动趋势报告2020》也指出 ，2019年，互联网行业里出现了可见的人才流出。
一群人争先入局，一群人失望离开，互联网大厂，已经成为这一代年轻人新的围城。
▲ 图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又念了一遍高三
乔伊眼中，在互联网大厂的日子像是“又念了一遍高三”。
作为一名增长方向的产品经理，乔伊的工作内容是如何让数据显得更好看，她所在的部门为此曾讨论出一个三个月时长的项目，几经博弈，最后，这个项目被压缩到了3-5天就上线——因为Boss们想马上看见这个产品上线后的短期收益。
这和拼多多本身的成长有关，2017年，拼多多的GMV（年成交总额）超过了100亿，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淘宝5年、京东10年的业绩。到乔伊离职的2019年，拼多多的GMV突破了万亿。这家后起之秀，一直在尽力赶超过去的巨头。
那些“行业巨变”“世界改写”的伟大理想和乔伊无关，她听到最多的劝告是，“就像高三时老师最常说的那样，你只顾低头做题，别的什么也不用想”，至于事情的意义如何、值不值得，不在她的考量之内。
以加速和提高效率为名，姓名在拼多多是被抹去的。和阿里一样，拼多多采用的也是花名制，工卡、邮箱、座位牌、工作软件、点餐软件……所有标有姓名的地方，都被花名取代。入职之后，对接的部门越来越多，但乔伊对同事的了解只也限于花名。在拼多多工作的一年时间里，乔伊只知道三位同事的真实姓名：一位是微信名就是真实姓名的上级，另两位是她大学时认识的校友。“去了解同事的真实姓名和真实生活，好像被默认成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系统在提醒你，你只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友的，要拎得清才行。”
工位也是不断变动的。乔伊所在的部门有几百人，几乎瓜分了金虹桥国际中心28楼四分之三的工位，办公桌一张连着一张，非常密集，乔伊时常觉得，自己像重新坐进了一间六七十人的高三大教室。
一路狂奔的拼多多自2017年搬入金虹桥国际中心，两年间员工数就从原有的1000多名扩张到了如今的6000多名，但基础建设却远没有跟上这个步调，“会议室总是要抢，厕所总是要排队”。为了在有限的办公地区达到最高的办公效率，乔伊曾见过工位旁三天内就搭出了一间新的玻璃会议室，一个月后，因为工位扩张，这间会议室又在3天之内被拆除。
▲ 图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每一两个月，乔伊所在的部门就会进行一次座位调整。调整没有任何周期和征兆，往往是一个平常的午后，部门领导在工作群里上传新的座位表，通知晚上七八点全部门人员换工位。一到调整的时刻，28层的大多数人就会抱着台式电脑、办公用品从一块拥挤的区域腾挪到另一块。
用一位大厂HR的说法，座位调整是为一些同项目的业务组相邻能够更高效办公，项目在变，座位就得变。但如此频繁的工位变动，让同事间很难建立起深层关系。乔伊的理解是，“就像高中老师们换座位，不让差生们相互讲话，而是让优等生和差生搭配着坐一样，公司也许是想让业绩好的员工坐在业绩差的员工身边，去带动他们。”
也有人全然接受了拼多多的逻辑。在乔伊记忆里，小组组长总是每天在工位坐得笔直，不断敲击着键盘，即使要飞去香港打HPV疫苗，她也只请了不到两天的假；还有同事离开拼多多后，觉得新工作不够有“拼”劲，正计划着重新回来；而同部门的90后大领导更是连着四五个春节，都驻扎在公司。
“高三终究有结束的一天，但工作永远没有尽头。”乔伊说，“那些日子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地自己就被困在工作里，忘记了对生活的感知、忘记了对规则的怀疑。”
刚进入拼多多时，乔伊和同事们只是私底下讨论过打卡制度的合理性，但没有人向公司提出过明确质疑，当时的她觉得，“我这样的新人，应该没有资格去提这种问题。”她做出的最大“叛逆”，是在离职前的一个月里，用迟到来抗拒上班，一个月里一半的工作日，乔伊都选择故意迟到半小时，因此被扣了2000多元的工资。
面对拼多多的打卡制度，当时有员工发明了作弊方法——迟到的当天，让已经到岗的同事用自己的工作电脑截个图，作为到岗证明，只要在之后的补打卡说明中提交这张截图，就能被认定为正常出勤，免去迟到的惩罚。
这件事后来被人举报，拼多多在公司内部进行了一次打卡作弊的盘查。当时，乔伊请完年假，定了翌日早晨的飞机回家，凌晨零点接到公司的电话，要一条条确认乔伊出勤的日期。“你那天是不是这个点来的”“你到底有没有迟到”“你说的都是真话吗”“你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会一条一条查监控，如果你有说假话，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让乔伊觉得像在盘查犯人。
整个盘查结束后，已经是凌晨三点。
劈柴
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讲过一个关于“劈木材的人”的故事。当一个年轻人得知不参与劳动就会一整天饿肚子时，他连续挥舞斧子劈了12个小时的柴，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强度。布罗茨基觉得，人们“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
乔伊曾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在拼多多的工作系统里劈柴的人。一次双十一前，她加班到清晨5点才从大楼离开，选择在一家小面馆填满自己的胃后，再坐上出租车时，她清楚地记得，计价表已经从晚间的价格变回了白天。
因为是管培生，在拼多多最后的日子里，乔伊经历了一次轮岗，她从产品经理的岗位被调去了客服，工作内容变得轻松，但时间仍然被掐得精准。
客服的工作页面右上角会显示未完成的单子数，每当乔伊处理完一批单子，组长就会发配新的单量，未完成的数值不断减少，眼看着接近于零，新任务又来了，重新归位倒数。即使有时候乔伊提高效率，赶在7点30分时让未完成的数值渐进为零，依然会有新的单子被推进来，仿佛一个精准的算法计算着你的下班时间，不愿让你浪费分秒。
就像劈木材的人，乔伊在大厂的要求下不断去完成任务，她觉得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能休息的周日，她只想待在床上，出门根本提不起兴趣，健身、化妆、购物、游玩……她全都放弃了。
这样“超额的游戏”也发生在薛楠森身上。疫情期间，阿里直播业务迎来了热潮，薛楠森每天工作到三四点，第二天八九点又被工作电话叫醒。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日常属于自己的时间被挤压到只有五六个小时，连睡一顿好觉都无法满足。身体也因此发生连锁反应，她的心脏时不时地像被揪着般疼，平躺时就会心慌睡不着。因此每晚，薛楠森只能是趴着，用身体压住心脏来帮助入睡。
2020年3月的一天，薛楠森从早上7点50分的第一个电话开始工作，随后，产品、运营、销售、技术的电话轮番而至，最忙的时候，钉钉上的信息每隔一分钟就能刷出10条，她需要抱着笔记本上厕所。
当天下午一两点，薛楠森点了一份烤肉作为午餐，但等到她空下时间去取外卖时已经是晚上8点。坐在电脑旁，打开挂满水珠的外卖盖子，扑面而来的不是烤肉原有的味道，而是一种肉凉之后的油腥味儿。为了不让自己低血糖，薛楠森还是选择吃下它。
这顿凉掉的烤肉是她那段时间唯一一次没有边工作边吃饭。冻结着一层油脂的烤肉咽下肚，泪水落下来，薛楠森问自己：“你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活成了这样？”这顿饭也成为了薛楠森离职的催化剂。
真正离职的决定性瞬间发生在今年5月，凌晨四点，做完表格的薛楠森起身下楼洗漱，楼梯走到一半，薛楠森只感到一阵晕眩，一脚踩空，直接从楼梯上滚下了楼。尽管只是头部受了点伤，但薛楠森已经觉得恐惧。
在薛楠森所在的不足10人的团队里，一半的人在加班中倒下过：有同事加班到恶心呕吐，有同事加班得没时间吃饭得了胃溃疡，还有身体不好的同事加班一阵子后直接进了手术室……
在把996当作“福报”的阿里，薛楠森时常能听见老一辈阿里人说“年轻人不熬夜用来干嘛”“年轻人就是用来拼的”的话。那一天清晨6点，薛楠森拍了受伤的照片，发给主管，并提出离职，她决定离开这套“不要命工作”的系统。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丧失
为进阿里准备了三年的徐力，最后只在阿里只待了一年。
真正让这名程序员幻灭的，是“代码价值的丧失”。入职前，徐力花费大量时间让自己写出优雅、清晰的代码，但入职之后，他发现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的收益，不关心代码写得好不好，产品有没有未来。系统里像流水账一样写了上千行代码，尽管有一个寻找故障定位的系统，但真正使用起来，总是比人为发现还晚一步。
更重要的是运行结果。徐力理想中的“工程师文化”“工匠精神”，在大厂的内部晋升体系里，是要退后的，故障定位系统被负责人包装成“宇宙第一定位系统”，受到了许多人的夸赞，然而，等这位负责人拿完3.75的绩效，成功晋升之后，“宇宙第一定位系统”却成为了没人管的烂尾工程。“在阿里，还有很多像这样的边角料项目。”徐力说道，“要做影响全国亿万用户的事情，有可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在百度，要完成一个项目，作为产品经理的赵又清只会被技术部的同事看到两次。第一次是立项时，技术会询问她这个项目的预估收益；第二次是做OKR Review（目标与关键成果回顾），他们找到赵又清，直截了当地说，需要填一个完成的收益值。
赵又清曾经熬了四五个夜，做出一个产品的三份方案，在与技术讨论的会上，她刚讲完第一个，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那一刹那，她没能忍住：“不要再笑了，有意见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而不是用这种方式表达。”
从外在礼节到内在价值，尊重感在赵又清的工作里一点点消失。她曾想在一个产品的用户性别那一栏，为少数群体增设一个“保密”的选项，同事奇怪地看着她，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个必要吗？”
部门领导曾在聚餐时说：“女生做产品经理，就多利用外貌优势，去技术面前撒撒娇。”赵又清当下直接反驳道：“我希望我是靠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靠化个妆，或者撒个娇。”
这样的时刻不断积累，但更多时候，赵又清不会站出来指责对方，她把工作中的瓶颈尽数归结为个人。她陷入对自我的质疑：“觉得自己狗屁不是，垃圾不如，什么也做不好、什么也做不成。”
她也试着去像一般同事一样，在乎那些数据、那些报表，准备晋升PPT时，同事们都在努力把活揽到自己身上，就算只参与了项目收尾工作，也把自己包装成项目负责人，她也熬夜准备着晋升PPT，但觉得怎么都无法像他们一样包装自己。
赵又清最后选择了放弃晋升。“大厂就像一口大大的染缸，有的人在里边把自己捞成那一块五彩斑斓的布，而有的人可能就淹没在里面。” 但后来，赵又清在对自我的怀疑里陷得更深。昔日同事们晋升比自己快，这让习惯当优等生的赵又清感觉到了压力。她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往下沉，“我好像没有自己了”。
每天早晨，赵又清听到起床闹铃声、公司电梯开门声都会心跳加速；坐上工位，面对电脑，她时常不知道如何打下第一个字；有时在工位上受不住，她就去厕所哭一会儿，夜晚即使回到出租屋，也常需要崩溃大哭来抒发情绪。
然而，颓丧的情绪一直都在，反应到生理上，赵又清暴食、脱发、发胖。她看着树，觉得叶子上写满了“焦躁”，看着车，觉得那种快速的飞驰感是一种烦燥……赵又清预感到自己生病了。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中度抑郁，看病的那一天，她不敢用医保卡，她怕公司查到自己的病情。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抽身
在习惯了大厂法则的人眼里，离职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
乔伊提出离职当天，上司列出了很多“值得留在拼多多”的理由：你拥有一群优秀的伙伴，他们拥有高学历、高智商；与很多巨头相比，你在一家有更多上升空间的公司；你正在做一些变革整个制造业、农业的事情……
但乔伊觉得，这些理由，她并不迷恋，那些财富自由的神话，对她也不再有吸引力。“如果我依然坚持在这里，5年后也许会进入更高的职位，完成一些KPI，领一份不错的薪酬，在上海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但需要我每天忍受痛苦才能实现的话，它就变得不再吸引我。”
离职之后，乔伊在上海放空了两个月，试着像之前的自己一样逛街、做饭，和朋友们去外滩，在大厦顶楼上看了看上海繁华的夜景。以前在拼多多，她也常站在28楼的玻璃窗前看夜景，看周围的楼宇与楼宇相连，底下的高架桥向四处延伸，桥上车来车往，但她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会通向哪里。
▲ 离职之后，乔伊拍下的金虹桥大楼，“像巨型怪兽一样”，她说。图 / 受访者提供
等赵又清第二次去医院检查时，心理状况已经从“抑郁”变成了“抑郁”加“焦躁”。当她把病情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第一反应却是：“你不要乱吃药，你就是药吃多了才会这样。”
在赵又清父母眼中，她作为北京人，既没有北漂的孤独，也没有金钱的重压，在百度的这份工作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应该没有任何压力。直到如今，他们才发现，这个过去一个人规划好留学计划、申请到留学金、拿到Dream Offer的女儿，其实并没有在大厂找到自己的价值。
赵又清学着自我缝合，离职是向前的一大步。最后一天，赵又清选择走楼梯下去离开公司，到最后一层时，她突然哭了出来，她觉得这场离职就像是在和过去告别，如释重负。
薛楠森也曾因祸得福，经历过短暂的“如释重负”。2019年10月，还在阿里的薛楠森休了年假，与朋友一起去西北玩。然而，飞机还没起飞，她的手机就被偷了。在西北的那几天，她度过了一年中最安宁的时光。直到要回家，她才买了新手机，回归到阿里的系统中。
“没有人规定年轻人就一定要玩命工作。”2020年5月，薛楠森带着这个信念彻底离开了阿里的系统。和乔伊、赵又清的经历不同，上司对她的选择表示理解，“我年纪大了，不像你一样年轻，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也许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杭州的5月还没有回暖，戴着口罩的人在公司里来去匆匆，电梯里还画着搭乘的格子，一次性只能上两三个人。薛楠森把这一幕留在脑海，然后踏上了回烟台的旅程。
后遗症
2020年6月，“28岁从字节跳动退休的程序员郭宇”的故事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去年初，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郭宇决定换一种生活，他宣布从字节跳动“退休”，在日本开了一家温泉旅馆。
和28岁就退休的郭宇不同，更多的年轻人在离开大厂时还没能进入实现财富自由的阶段，但他们和郭宇一样，都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寻找期，找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离开大厂之后，薛楠森选择创业，她开了一家自助自习室，工作从那台时时抱着的笔记本和不断响起钉钉声的手机延伸到现实世界，她学着自己组装桌椅书柜、连接电线、运营小程序……有时也需要忙到凌晨，第二天在6点又早起赶工，但在嗡嗡的电钻声、飞扬的尘埃里，她觉得很放松，因为这一次，她是为自己熬夜。
不过，薛楠森如今的生活里依然有阿里的痕迹。她从不看淘宝直播，哪怕直播间卖的东西再便宜。她必须把手机设置成静音，否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声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让她紧张不安，接电话前她会有三四秒的停顿，她需要做一个“说话”的心理建设，即使对方是很重要的客户。薛楠森把这些称为“大厂后遗症”。
赵又清的后遗症是，每次点开百度APP的界面，她都会下意识地去看自己参与制作的功能入口，她希望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开百度只为了单纯的搜索。
赵又清并没有完全离开互联网领域，她成为一家教育企业的产品经理。百度曾经教授给她的那些基础功、方法论在新工作上发挥了作用。“就像和恋人分手一样，离开之后你发现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她不否定五年、十年之后再回到大厂的可能。“如果有机会，那时的我也学会调整自我时，我并不抗拒回到大厂。”
徐力并不后悔自己离开阿里的选择。在他心中，工作应该让位于生活。他不理解有同事为了事业与家人分隔两地的选择，也接受不了大年三十加班还晒朋友圈的行为。
曾经有一年春节，因为要审批技术人员的工单，徐力被留下值班。他通宵了一整夜，机械式地点着鼠标批工单，但第二天，他依然被要求继续上班。“在他们看来好像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事，但我觉得我没法陪他们玩了……如果工作不是为了生活，那么还有什么值得的呢？”
离开阿里后，徐力进入了一家创业公司。新公司里，每个人的代码都需要被不同的人评价，每一个功能都必须用心写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对工程师的肯定并不需要包装，就能直接体现。工作一年后，他晋升成为了团队的Tech Leader。在招聘员工时，他偶尔会想起大厂的光环。创业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大厂，符合预期的人选不是开出特别高的薪酬，就是最后给了offer却没有入职……
同样入职一家创业公司的乔伊有时也忍不住去不想，自己从大厂逃离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那么许多年后，留在大厂奋斗的年轻人会不会好过自己很多倍？她发现自己偶尔还是会陷入外在评价的系统。为了忘记这个系统，最近，乔伊会在上班的午休时间去上一门吉他课，下班后观察单元楼门口果子的成长变化，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弹唱的新曲，听到深夜的演唱会，她试图寻找更多的内在驱动力、对事物的感知力。
▲ 离开大厂后，乔伊在小区里随手拍的果子。图 / 受访者提供
2021年1月3日夜晚，乔伊收到朋友的微信，信息里朋友说终于成功从拼多多离职，她不愿意再经历双十二“20天休1”的高负荷运转。随后，朋友又发来一则脉脉的帖子——23岁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在凌晨一点半下班的路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