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的力量
——透视疫情报道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泓冰 周玉桥
李泓冰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周玉桥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武汉封城，九州闭户。14亿人基本停止流动，千万人口的城市急封，史无前例。又恰逢移动互联时代，宅家的人们对信息极度渴求又极易获取，感动、失落、焦虑、愤怒与期盼交织且胶着。当此之际，舆情的潮涌潮落、曲折回环，耐人寻味。从疫情报道的窗口，张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中，在14亿人与磅礴而出的社交媒体相伴而行的抗疫进程中，我们试图从几个小角度观察，专业媒体究竟有怎样的进步，又有怎样的“短板”。
一、从同一天的三则舆情，能“看见”什么
以2月23日为例，武汉有三起舆情事件值得探究。
一是一位武汉大嫂在社区微信群中怼社区干部不作为的“汉骂”不胫而走，网传区领导和纪委闻讯到小区调查。
封城后逐日写作《武汉日记》而获数千万阅读量的作家方方，在当天日记中为“武汉的雅骂”点赞。这一天，中新社采访了方方，成为第一家首肯《武汉日记》作用的官媒。报道中实录了她的态度：“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政府在治理中的许多问题”。
而4天前《长江日报》刊发报道《病危时他写下7字遗书：我的遗体捐国家》，引发极大争议，因为遗书中还有被漠视了的四个字：“我老婆呢”。《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这一天发微博，认为弥留之际惦记老婆，是“更让人泪奔的人间真情”，批评《长江日报》的“价值聚焦显然偏离了老百姓的立场”，而“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三起舆情事件中，自媒体、专业媒体和政府部门，用不同形式让公众“看见”这场疫情中的个体命运与治理得失。自媒体的“看见”，让政府及时关照到疫情防控缺失的一个基层环节；专业媒体的“看见”，被舆情和另一家专业媒体指议匡正；而私人书写被大众场域广泛“看见”，或曾弥补了专业媒体报道的某种空白，进而被媒体“看见”、认可并进入报道视野。
疫情是观察中国最通透的窗口。来自不同视野由分而合的“看见”过程，能否成为一种渐次而上的力量，郑重进入国家治理层面？
2019年10月31日，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时隔两个月，新冠肺炎便开始在武汉蔓延，由于当地政府防控不力，疫情在全国爆发，国家治理能力面临大考。
移动互联时代，疫情报道更加不容或缺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与国家治理能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控制舆情为主要手段的弱治理能力中，疫情报道一线信息匮乏，产生信息迟滞现象，使权威信源缺失，谣言漫天飞舞，进而影响官民互信，对及时应对疫情、提升治理能力形成阻力；而在以服务为主要手段的强治理能力治下，疫情报道深入一线，宏观与微观结合，尽可能反映真实的一线信息，及时沟通官方与民间舆论场，阻断谣言传播，更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全方位视角与高可信度信息流；同时，疫情报道作为相对客观独立的力量作用于疫情防控，深度参与而非旁观“捧哏”，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方面，就能做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深刻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我们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他也发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在抗击新冠疫情中，重温这些话，更能体会其针对性和指导性。
二、时隔17年，非典、新冠两次疫情报道，透出哪些变化
2003年，时任北京市宣传部长蔡赴朝总结非典时期的新闻宣传规律：“如何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情况下，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是新闻宣传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各新闻单位注重研究新闻规律，坚持用事实说话，及时将真实情况告诉群众，增强透明度，引导群众自己去分析、去判断。”这段话两处提及“透明”，一是这个时代信息的“透明”，一是新闻要主动“透明”，深刻反映出疫情发生在信息时代的舆论环境以及顺时应势的媒体担当。
17年后，新冠疫情再次肆虐，从两次疫情的焦点事件的异同，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见表1、表2）对比两次疫情期间的媒体表现，能看出哪些不同呢？
1.网民信息获取速度更快，渠道更加复杂多元
2003年，中国处于2G时代，网速仅为150Kbps，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3年7月）》，至2003年7月，我国上网用户主要依托计算机上网，总数为6800万，使用其他设备（移动终端、信息家电）上网的用户仅为180万；最常使用的网络服务为电子邮箱和搜索引擎；55.6%接受调查的用户获得有关“非典”信息的来源是国内中文网站，电视次之，占27.%。有学者认为，在非典发生后，由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对迟缓，人际传播以口耳相授、电话通讯、网络传播和手机短信息等形式的表现活跃（蔡铭泽，2003）。黄旦等（2003）在研究非典报道时也认为：“全世界在观看的，主要由大众传媒所引领的世界。可由于大众传媒的数量以及传播技术发展带来信息流通渠道的多元，任何一个大众传媒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嗣后，传播技术不断迭代，根据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即时通讯用户规模达8.21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达6.60亿，占手机网民的78%，移动端、社交媒体成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
2.主流媒体持续跟进，新媒体报道及时全面
在2003年，“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为此做出了疫情通报，可广东和全国媒介基本是沉默无语。直至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潮涌起，广东媒体才于2月11日正式介入并展开大面积报道，但这也仅仅限于广东”（黄旦等，2003）。根据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发表的《争做抗“非典”报道的网络“排头兵”——人民网：抗击“非典”报道再显影响力》，“今年（2003年）4月初，人民网针对‘非典’疫情已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的情况，果断推出了专题《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主要介绍全国各地防治‘非典’的做法、百姓预防‘非典’的知识”（董盟君，2003）。可见，当时主流新媒体的代表人民网，4月初方逐步跟进非典报道。
两次疫情的发生时间都在12月份。新冠疫情发生后，1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第6版要闻版也发布相关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该怎么预防》，前者引用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的话：“这次花了2周就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再加上我们有很好的监控和隔离的制度，我不相信它会像17年前非典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的损害。”
相比纸质版，新媒体渠道的相关报道启动更早。目前追踪到的第一篇与疫情相关的《人民日报》微信推送发布于2019年12月31日下午14:20《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引用了武汉市卫健委网站通报疫情的说法。此后十余天，《人民日报》新媒体连续跟踪转发武汉当地媒体的信息，如《刚刚，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最新通报！武汉发现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武汉确诊4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死亡1例》等。报道中引用武汉市卫健委官网通报：“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但是1月11日-19日，随武汉当地媒体的沉默，《人民日报》微信也无相关报道，而1月20日早上9:59，《人民日报》微信发布《武汉两天新增13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北京、广东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同日又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哪些症状？你想知道的全在这里！》等多篇相关推送。当晚19:24，再发布快讯《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1月21日上午8:04，推送了《钟南山：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不会重复SARS疫情》。
综上可见，本次疫情从一开始，就引起《人民日报》等主流专业媒体的重视，较早在新媒体平台跟进和转发疫情新闻。而最早发布自采独家报道的专业媒体则是第一财经，2019年12月31日10:16发布稿件《独家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记者通过电话连线对30日晚间流传于网络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红头文件进行了证实。
1月20日成为专业媒体报道的转折点，当天，《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就发布8篇相关推送，通过漫画、提醒、快讯，对新冠病毒第一时间进行全方位科普。相比2003年的消息迟滞，本次疫情进程中，央媒一开始就是疫情报道的参与者。当然，参与过程中，亦存在改进空间，例如前期报道缺乏自采内容等。
3.公众情绪起伏更大更复杂
研究者认为，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主流媒体不缺席，及时进行信息澄清，才能引导公众态度从恐慌到理性对待（鲍海波，2003）。
在新冠疫情中，公众情绪构成较为复杂；恐慌、焦虑、愤怒、悲观与理性、感动、积极应对交织，情绪阈值相较非典时期波动更大。一般来说，公众情绪变迁往往与焦点事件的变化紧密相关。疫情爆发以来，截至2月中旬，引爆舆论的信息流更新迭代极快：对当地红会防护物资处置不当的愤懑，疫情急剧扩散的数据恐慌，女性医护人员被剃光头的悲情视频的爱恨交织，“逆行”武汉医护人员的感动与崇敬……信息流多元爆发，跟帖跟评跟赞转发极为便捷，宅在家里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刷手机，一日之间接触到的信息潮涌而来，导致公众情绪和态度的起伏无定。
但是，万变中亦有不变。公众关注的主题亦相对集中：例如，在对“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的个体化叙事中，表达对患者特别是病亡者家庭的同情，对灾难中人祸因素的反思，对疫情应对中一些官员不作为的愤怒，对钟南山、张文宏乃至李文亮医生的英雄式褒扬……阶层诉求、女性视角、贫富差距、言论自由等话题，通过一个个具体叙事、具体报道被展现、被看见，如果呈现方式不当，很容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政府治理的积极效果。
4.宣传话语模式从“通告式宣传”到“教育式宣传”进程加快
非典肆虐头两个月，主流媒体基本噤声。一开始，“广东省卫生厅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医院发出内部通知，称出现一种新的不知名传染病，要求隔离病人，医护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1月3日刊登市卫生局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媒体有关非典疫情的首次报道”。“2003年1月下旬，中山市一份报纸刊登来自省政府的消息，‘这一病毒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孙旭培，2004）。直到4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要求“任何人不得瞒报”，传播环境开始透明。“4月20日以后，政府改变了信息发布制度，并且结合流行病学研究，将各类信息细化处理，各媒体也组织人力深入实际作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工作，‘通告式宣传’逐渐让位于多种形式的‘教育式宣传’”（骆峰，2004）。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报道话语模式从“通告式宣传”到“教育式宣传”转变提前到1月20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发表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专业媒体组织记者深入一线，出现了不少独家报道和出色的新闻故事。
比较两次疫情的传播脉络，可以发现，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专业媒体报道进步明显，在时效性、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一线报道内容的丰富，以及传媒与政府的协同互动等方面，均有一定提升。但是，两相比对，也依然有共同的不足：在疫情初起，专业媒体的监督作用显得疲弱，除了个别媒体以外，基本失声失语，未能做到“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挑战。两次疫情的最初阶段，专业媒体未能做到及时的瞭望与监督，使信息公开未能及时实现，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中，造成预警环节的重大缺失，阻滞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实现。两次疫情的媒体表现，都在初始环节出现偏差，具有值得深刻反思的标本意义。
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三个阶段各有特点
针对非典期间的中央、北京和广州地方媒体，有学者分析，具有起、消、涨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方烽火急，北方静悄悄；集体失语，偶有火花；全面报道，南北媒体大合唱（朱雯，2003）。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也可分为三个阶段：追随武汉卫健委官方发布的零星报道，武汉封城后蜂拥而起的合唱阶段，以及逐步复工后的舆情多元阶段。
1.追随武汉卫健委发布的零星报道阶段：2019年12月1日- 2020年1月20日
以“通告式”报道为主，体量小，数量少。非典期间，政府信息管理方式从“内紧外松”式应对转变为信息透明和群防群控（彭宗超，2003），在“内紧外松”的应对方式下，大多数报道都只能采取“通告式”报道。比如《最新通报！武汉发现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武汉确诊4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死亡1例》等。
2.武汉封城后蜂拥而起的合唱阶段：1月21日- 2月13日
1月20日，习近平针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钟南山也警示出现“人传人”。所有媒体跟进报道。特别是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疫情报道进入高潮。
这一阶段足以引领舆情并且与政府决策及防控措施密切互动的报道包括：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将新型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防控措施；1月23日，《紧急通知！全国暂停进入武汉道路水路客运发班》、《最长潜伏期约14天！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新型肺炎防控方案》；1月24日，《紧急扩散！急寻23日G1278次2号车厢乘客》；1月25日，《雷神山！武汉将建第二个“小汤山”医院》；1月30日，《一问三不知！湖北黄冈卫健委主任被免职》等。
这一阶段，党媒与市场化媒体互动频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RUC新闻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称，“以财新、界面为代表的一批市场化媒体，将一线记者观察、多方调查采访相结合，对疫情有着更为多元的视角，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突出”。“相比于党媒，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因其更亲民的定位和相对自由的操作空间，更注重对官方以外信源的挖掘和使用”，“引导着公众从客观、理性、多元的角度关注疫情，进而用媒体的力量推动着官方对疫情状况通报的逐步透明化”。率先实行“付费墙”制度的财新，开通疫情报道限时免费阅读，其安卓版本App 1月份下载499775次，2月1日-14日下载量742066次。其中出现两个下载峰值：1月24日即武汉封城次日，单日下载量达96898次，2月6号即第一个隔离周期结束，单日下载量288068次，接近财新APP 2019年12月下载的总量（292079次）。"这组数据真切地反映了读者对财新报道的欢迎和肯定。
“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件，自媒体圈群、市场化媒体、党媒与政府决策的互动更为典型。最早关注李文亮医生命运的，是2月4日财新报道《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确诊，曾被警方训诫》；2月6日夜至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一波三折，引起自媒体舆论震荡；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于2月7日连续推出《送别李文亮医生》、《武汉市政府向李文亮医生致敬》、《国家监委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就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国家卫健委向李文亮医生表示深切哀悼》、《人民锐评｜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等；央视也推出《央视热评：战胜疫情魔鬼，告慰李文亮医生》；《新民晚报》则以《送别李文亮医生》为头版主题，并附短评《让公开透明的阳光刺破病毒雾瘴》。
从自媒体的自发悼念，到主流媒体的集中缅怀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这个环环相扣、良性互动的脉络，可见信息传播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之一斑。倘若，这样的良性互动可以提前一个月呢？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党媒不仅组织报道，还直接参与救援行动，成为抗疫当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多次发布“紧急扩散”类文章，寻找与确诊患者同乘人员；更于2月5日发布《请扩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求助通道开启》，集中收集未被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信息，并反馈给相关部门，成为实现“应收尽收”政府承诺的重要助力之一。媒体直接对接救助资源，介入肺炎患者救治通道，这在以往非常罕见。
有学者曾提出，传媒公共性实践的逻辑是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一起，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公共利益、自主开放、平等公正为原则服务于国家治理（李良荣，张华，2014）。本次抗疫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以新浪微博超话为代表的网媒，作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直接参与病患救助体系，值得重视。在“应收尽收”的实践中，媒体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信息搜集方面的力有不逮。有报道透露，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挨个批示网络反映的“应收尽收”问题，说明这一行动让决策层实时了解疫情的严重性，党心和民心在媒体救助平台同频共振，有获救治者甚至表示，“明年一定要订《人民日报》”。
同时，疫情综合性治理能力的提高，如医疗资源的保障、物资调度水平的提升、社区协调能力的改进，也离不开媒体的沟通，数方合力，拾遗补缺。一个典型的案例体现在报道《环球时报记者在武汉拍下的这一幕，让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震怒！》——该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跟随武汉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转运辖区内重症病人前往定点收治医院过程中，发现并报道了执行层面的“工作滞后、衔接无序、组织混乱”，中央指导组因此问责约谈武汉市副市长等3人，并要求向所涉病患逐一道歉。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家党媒，纸媒与新媒体呈现了有区分度的话语形态，新媒体更贴近民众表达方式，适度纾解了民众的负面情绪。比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批判形式主义，引导救助资源的均衡分配，直接向公共治理提出建议和意见。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不少央媒和地方党媒，还推出了疫情地图等多种针对疫情防控的实用程序，得到网友们的好评。
3.逐步复工后的舆情多元阶段：2020年2月13日之后
2月13日，媒体报道了《湖北最新：新增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以此为标志，舆情和疫情报道转入新一阶段。
自疫情发生以后，“何时复工”成为所有人关心的话题。一开始，国务院决定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2日，部分地区如上海要求2月10日前不得复工。在《疫情舆论-雷火明书》2月17日的报告中，政府政策关键词的云图中“企业复工”是仅次于疫情的热搜关注词。
这一阶段，相关舆情走向比较多元，一些地方对疫情走向判断过于乐观：江西某地自媒体视频呈现出某些集市人流甚至比没有疫情时更拥挤；很多群众不戴口罩，“裸奔”买卖；有的省份从一级防控响应骤降至三级；兰州还出现过报道某新区领导不戴口罩面对面吃牛肉面的场景，希望形成榜样效应……而央媒和多地党媒发表评论和报道及时提醒，谨防疫情“倒春寒”，“防火防盗防同事”（张文宏语），予以纠偏。
四、观察武汉当地媒体，表现难孚众望，消解中央决策的正向力量
作为疫情发生的重点地区武汉，当地媒体理应承担权威信源责任，然而其表现却难孚众望，舆论引导能力的偏差和不足，值得反省。
且举几例。
疫情发生前，突出刊发违反科学常识的报道。2019年10月30日，《武汉晚报》头版报道：“中南医院急诊医护人员‘摘口罩’，靠它防病作用有限，医患交流反增隔阂，院方：坦诚相见，便于拉近医患关系，并非一刀切。”
《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2019年12月31日发布疫情报道《刚刚，武汉市卫健委通报肺炎疫情：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称，《长江日报》记者现场探访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商铺正常经营，市民往来频繁。报道中配发新闻短视频和多张新闻照片，仅有少数居民戴口罩。1月1日，推送《最新！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贴出公告：休市整治》，虽有一定的实地采访，但仍以“通告式”报道为主。
更令人吃惊的是，武汉当地媒体于1月19日、20日相继突出报道《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一万多道菜品映出邻里温情，二十届万家宴见证社区和谐》、《武汉今起派送20万张惠民旅游券，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游黄鹤楼等30个景区》。《楚天都市报》更在一版醒目配发万家宴图片。春节期间文旅活动新闻不但上了1月20日《武汉晚报》头版，下面还配了一条新闻导读《去一般公共场所不必戴N95口罩》。而就在人们捧读晚报的同时，钟南山已经明确示警“人传人”。
当地主流媒体的一再误导，使武汉民众失去起码的防范。《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1月19日推送的《最新！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综合防控答记者问丨早安武汉》，强调疫情“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相关评论区人们讨论的焦点是教师工资应不应该高于公务员工资，仅有少数几则关注疫情。而1月20日夜，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客户端都推送了《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直指“武汉传来的一些莫名‘大胆’的消息却着实让人惊诧不已，也引发了公众的质疑。比如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以免引发公众恐慌”，并指出“大胆”的背后是侥幸，是对传染病防治规律的无知，是对自身和他人健康风险的漠视。
这个节点上，武汉当地媒体的导向，与武汉之外媒体发生了严重冲突。网传“武汉人不知道外面把武汉隔离了”，形成彼时全国紧张而武汉淡定的奇怪局面，当地媒体难辞其咎。
2月12日，武汉当地媒体的三篇推文再引舆论热议，汉网《“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长江日报》的《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武汉晚报》的《“哭完还是好汉”，流产10天后她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等等，一时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这里不排除有当地长官意志操纵，但是当地媒体未能与中央决策保持一致，其基本价值观与舆情判断能力的失当，也难辞其咎，也错失了以舆论力量匡正地方治理偏差的时机。
RUC新闻坊微信公众号2月12日发布的《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一文中，对比了湖北、广州、北京三地的媒体报道发现，三地的正面、中性、负面报道的比例分别为：湖北（34.95%、64.83%、0.22%）、广东（21.52%、76.09%、2.39%）、北京（8.96%、88.68%、2.36%）。总体来看，湖北媒体更偏向正面报道。特别是《长江日报》，作为武汉市委机关报，价值取向偏颇，语言风格僵化，一再激惹舆情，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消解中央决策落实的负能量。这也使我们警觉，当地方党委和政府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判断失误、指挥失当，当地媒体的错误导向是否难以避免？毕竟“重大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各级党委或它的宣传部门根据是否有利于形势稳定……加以判断”（孙旭培，2004）。
这对下一步的媒体改革，或许具有更深刻的启发性意义。
结语
综上，两次疫情发生初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习惯性沿用以“堵”为主的舆情管控理念，使疫情未能及时向社会公开透明，未能起到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给人民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改革开放进程，都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当前，万众一心，奋力抗疫，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然而，国有疾，民有痛，这伤心的一页必将留下无尽的思索，成为新闻传播领域改革的强劲动能。
习近平曾说：“事实证明，写出好的新闻作品与深入实际占有事实的关系，就好比鸟的翅膀与空气的关系那么重要。鸟的翅膀，无论多么完善，如果不依靠空气的支持，就飞不上天去。事实就是记者的空气，不深入实际、占有事实，记者就永远不能腾飞。”陈云同志也要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果疫情初期的新闻媒体能够深入实际，调查事实，具有唯实不唯上的专业操守；如果新闻管理体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能够更具开放性，疫情的走向或有不同。
反思疫情报道的得失，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补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媒体监督的短板，让“看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才能减轻甚至杜绝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不让类似事件第三次重演。
有网友说，你怎样度过疫情，你就怎样度过一生。换言之，我们怎样报道疫情，就是在怎样报道中国。观察疫情中的媒体表现以及对治国理政的正负相关性，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愿意抛砖引玉。
我们相信，让“看见”成为力量，当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