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米增产潜力至少1.8亿吨粮食三大瓶颈必须打破
湘西群山起伏，有一点点平地都种上了水稻，稻田碧绿，鸡犬相闻，田园气息扑面而来。现在，大片耕地荒芜，没有抛荒的种上了葡萄等经济作物。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耕地抛荒、种地收入低、种业大而不强，正在侵蚀中国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中国农业还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而如果上述三大瓶颈被打破，中国粮食生产仍然拥有巨大的增产空间。
耕地抛荒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第一财经记者从湖北恩施、黄冈、孝感等地了解到，各地存在一到两成的农地抛荒。主要是一些种植难度较大、灌溉不便、产出不高且不方便机械化运作的农地，抛荒程度与当地地形条件、机械化程度、种植难度、农业人口数量存在紧密相关。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一位村干部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地背靠大别山，种粮的耕地不多，目前大部分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在种，收获的口粮可以自给自足，但有不少原先种植板栗的地，因为板栗卖不上价被抛荒了。他反映，今年受疫情影响，一些人暂时没有外出打工，种的地比去年多一些，但少量不太好种的田依然处于抛荒状态。
在恩施，从巴东县山村里搬出来的田先生一家告诉记者，老家村里之前只有少量耕地种水稻、苞谷，山地种烟叶等经济作物，收入很低，这几年，大部分原先住在山村里的人都搬到了附近的镇上或县城里，找到了工作就不愿意再回去种地了，山里的地绝大部分等于是抛荒了。
湖北省社科院一名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目前整体抛荒的比例并不高，其中就包括一些耕种难度大、产出效益低的田地。湖北的山区和丘陵占比不少，该研究员表示，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民按规定应该为其重新分配耕地，但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农民原来的地也因为搬迁后距离远放弃了，这也可能会对当地的耕地面积有一定影响。
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历来是水稻的主产区，光照、水源等资源丰富，不少地区一年可种早稻和晚稻两季水稻，但是过去十年，水稻播种面积明显下滑。
据可查到的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早稻播种面积，2010年为570.5万公顷，到2020年减至475.1万公顷，减少95.4万公顷，降幅约17%。
双季晚稻播种面积方面，2010年为620.8万公顷，2018年降至527.3万公顷，减少93.5万公顷，降幅15%。
在中国的主粮作物里，早稻和晚稻播种面积下降最为显著。
小麦是中国另一主要粮食作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10年，小麦播种面积从2444.2万公顷降至2019年的2373万公顷，减少71.2万公顷，降幅2.9%。
大豆是中国现在进口的主要粮食作物，国内播种面积也有减少，2018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比2010年少了28.7万公顷，降幅3.3%。
不是所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减少，玉米由于广泛用于饲料、工业加工等领域，播种面积从2010年的3498万公顷增长到2019年的4128万公顷，东北地区等种植的一季晚稻、中稻播种面积2018年比2010年增加了近200万公顷，与近些年口感软糯的东北大米风行全国有关。
早稻、小麦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原因多种多样，耕地抛荒是重要原因之一。
导致农村土地抛荒的原因有很多，总结下来主要还是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空心化的同时务农人口老龄化，还能坚持种多久地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且老龄农民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接受度较低；二是务农收入相比外出打工和做生意低得多，种植收益的不确定性大且成本不断上升，农民缺乏积极性；三是很多地方依然缺乏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系统管理，种植条件不太好的田地容易被放弃。此外，土地和灌溉水源被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导谷保静也对记者表示，自己在土地流转程度比较高的湖州调研时，发现当地也还是存在不少撂荒的地，主要是当地人均收入水平高，种地的收益很多人看不上，一些田地水网流转不便也容易撂荒，“整体来看，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福建等地本身耕地就少，少量的撂荒还不至于影响粮食安全大局，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2018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提到，如果农村土地承包者两年以上都没有经营耕地的，任由其荒废的，那么发包方是可以终止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的，当然承包方也可以自动单方面停止继续承包的。如果农村土地承包方出现对耕地进行抛荒的行为，那么就会停止对其发放粮食三项补贴。随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抛荒问题越来越重视，奖励与处罚措施并行，农村土地撂荒的风险和代价也会随之提高。
规模化种地赚钱艰难
要解决农村土地抛荒、种植效益低下的问题，规模化是关键，未来的农业只有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才有出路。通过土地流转，引进与市场有较强对接能力、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经营主体，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才能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实现有效衔接。
《农村土地市场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种植户、家庭农场、新型合作社等）不断壮大。截至2016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4.71亿亩，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面积的35.1%，近几年的流转速度在加快，多个省市的土地流转占比已经超过40%，有些地方高达90%以上。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汊河镇徐集村的80后种粮专业户封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邗江区的耕地流转占比已经超过80%，汊河镇的更高，在90%以上，仅徐集村里的规模化种植户就有20个，基本将村里3200亩耕地包圆了。
尽管如此，土地流转的占比也还有限，广大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新疆、甘肃、贵州等地，2016年前后土地流转占比都还徘徊在15%左右，仍有大量田地处在低效种植甚至抛荒状态。土地流转龙头企业苏垦农发(601952.SH)也仅有120万亩耕地，在全国耕地总量中的占比不足千分之一。
受农村人口大量稳定转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约，目前大多数农村还不具备大规模流转的条件，流转市场的培育、规模经营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管是家庭农场还是流转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都不会少。
签订了600亩租地合同的封胜告诉记者，明年麦收后合同就要到期了，去年的小麦收购价极低，一年下来基本没赚到钱，今年洪涝灾害影响的300亩水稻，亩产预计要减少100公斤左右。他苦恼地表示：“如果今年粮食还是卖不上价，我估计不会续约了，成本太高，每年光租金就要40万元，种子、农药等都需要大量现金周转，也没有那么大仓库屯粮，想把粮食屯到价格高再卖都不行，赚不到钱，不如去干点别的。”
徐集村里有和他一样想法和苦恼的种植户不在少数，如果他们不继续租地，又没有下家来接盘，这些耕地将会由村委会接手，届时没有了大笔租金收入，村委会能否独立承担大片耕地的种植成本让其保持规模化种植模式和产出，尚未可知。
随着国内农业植保产业快速发展，飞防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成本也在随之降低。封胜2019年3月时还高兴地表示，自己和村里几个种植户合伙买了收割机、无人机等农机，投入的成本当年就收回了，为其他种植户或农民提供农机服务的收益甚至比种植本身还高不少，“一架无人机提供撒药服务，一年有4万～5万元的收益，2018年农机服务的收益就占了总收入的60%。”
仅仅过了一年多，封胜们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无人机撒药成本从每亩八九块快速降到了四五块，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少农企巨头和基层的经销商都在提供全套服务方案，他们这种小打小闹的模式已经失去优势，只能帮助自己的种植减少一点农机使用成本。
最让封胜们担心的，是粮食卖不上价，租金继续上涨，而国家对规模化种植的补贴会逐步减少，他表示：“我们村每亩地租金最低的700元，最高的有800多元，在全国范围内也算比较高的了；稻谷保护价补贴已经逐年下滑，一些国家项目补贴必须要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忙申请才有，最低要做到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才能拿到本地的补助和奖励，门槛越来越高了。”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种植经营是必然趋势，各地不管采取什么流转模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保护耕地的原则，流转出去的土地一定不能改变其原有的农业用途。另一方面，当下的规模化种植新兴主体增长快速，却不够稳定，受合约期限限制和补贴政策、种植成本、自然灾害、粮食价格的变化波动，能否长期稳定经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和灵活性还有待提升。
假冒种子禁而不绝阻断增产空间
粮食高质高产，不仅要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更需要创新、高品质的良种。过去十年，虽然城镇化不可避免占用了不少耕地，中国粮食产量仍然实现了连续十几年丰收，小麦、玉米、水稻单产水平显著提高功不可没。
中国的种业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大，但一直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在国际市场上，少数几家大型种子集团（如先正达、拜尔、科迪华）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而中国种业仍处在高度分散、中小企业为主、假冒套牌严重的初级发展阶段。
科迪华大中华区总裁郑子勤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国内种业目前分散而混乱，外资种业巨头在华种业占比也没有多少优势，最高的也不到6%。
他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几年国内种子行业正在从低谷中逐步复苏，今年国内的制种量同比下降了约10%。
品种是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品的差异性和性价比很重要，但根本取决于企业的研发力和创新力，一个品种的研发到应用有一个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的过程，研发周期长、科研难度大、资金投入大却总是容易被套牌、仿冒，是所有正规种子企业的痛处。
以玉米为例，根据登海种业公告，玉米育种周期可分为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配和试验三个阶段，其中自交系选育长则3～4年，短则1～2年;杂交种组配与试验阶段需要6～7年，三个阶段共计长达8～10年左右。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市场上的套牌玉米种子占比能达到1/4甚至更多，正规种子企业投入重金、多年研发出来的品种难以获得对等的利润，套牌种子商却只要付出极低的代价就能攫取暴利，而查处的难度又很大，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多少企业还愿意沉下心做种子创新研发，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种业难强大。
科迪华此前分别与登海种业（002041.SZ）、敦煌种业(600354.SH)成立了合资公司，郑子勤认为，种子研发创新和入市都需要时间，存在一定周期性，“这两家企业目前就处于调整期，本地市场的不规范，也让他们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我认为中国种业未来的成长性依然良好。”郑子勤对第一财经表示，种子行业的“散假套”问题，最终影响的是农民，他们能不能实现好的种植收益，取决于有没有用对东西，加强种子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需要更有力的监管，另一方面需要检测鉴定技术的提升和应用，国内愿意投入种子基础研发和创新的企业才会有更多积极性。
在主粮作物中，中国小麦单产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平均每公顷单产5.6吨，美国只有3.5吨左右；水稻与美国相差不大，玉米单产提升还有很大空间。美国农业部数据，2019/2020市场年度，中国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6.32吨，同期美国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10.51吨，如果中国能追上美国玉米的单产水平，现有的玉米种植面积4200万公顷保持稳定，还可以增产约1.8亿吨玉米。抛荒的耕地如能复用，加上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和种业支持，全国粮食供应将进一步丰裕。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对记者表示，对中国“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的弱质产业特性要正视，发展现代农业遇到的风险种类更加繁多，影响更深刻，损失也更巨大。粮食总量、产业安全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前提和终极要求，风险预防比减损更重要，由此需要着重提升基础、信息、能力三方面的建设水平。
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进一步强加耕地保护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对农业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增加农业风险管理事前预防的有效性和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概率的预判准确性，用科技手段扼制、减少风险发生的传导性，避免发展成为重大灾害；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创新农业风险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服务好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产业，确保农业产业安全，才能确保粮食总量稳定增长。
[图片说明]:如果上述三大瓶颈被打破，中国粮食生产仍然拥有巨大的增产空间 视觉中国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