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良老人回忆当年自己带领解放军抄小路，端掉守敌设在苏州河两岸据点等尘封往事
图片/晨报记者 陈征 制图/张继
这是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
写信的是一位72年前亲历上海解放的老人，他在信中说，自己有一段“尘封了一生的回忆”要讲述。
讲述者陈国良老先生出生于1937年，今年已经84岁了，身患癌症正接受化疗，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日常生活由老伴照顾，平常有几位相识了一辈子的老友会来家里聊聊天，解解闷，这封信就是由85岁的挚友倪晖代为执笔。青年时代，他们曾共同就读于立达学园，这所学校是由当年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爱国人物匡互生以及丰子恺、朱光潜等重量级的时代人物所创办的。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的最后时刻。12岁的陈国良带领解放军抄小路，一举端掉了守敌设在苏州河边两个仓库上的据点。然而，因为父亲的一句叮嘱，他把这段经历咽进肚子，再未向人提起。
当年，共有500万上海人亲历了这座城市的解放，陈国良是其中普通的一个。我们如果把上海的解放过程比作一棵大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的浴血奋战就成为了这棵树的主干。陈国良在少年时期经历的铭记一生的惊心动魄的义举，在上海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只是微小的枝叶。当时上海应该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普通市民，他们内心向往新的和平生活，都力所能及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哪怕特别细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上海解放的进程。
陈老如今讲述这段经历不是为了给自己邀功，他说自己有最朴素的愿望——如果当年和自己打过交道的解放军战士中还有人健在，如果能在你们报纸上看到这份回忆，他们也许会记起72年前5月末的那个下午，如果此刻世上还有人能和自己分享这段回忆，那他就心满意足了。
过街楼下，一排解放军战士席地而睡
陈国良回忆：“姆妈看到解放军啃干粮喝自来水，觉得作孽不过。我们旅馆里热水瓶多，她拿了几只热水瓶送出来，让大家喝了暖暖身体。但他们坚决不肯喝。”
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经典影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影片中穿插了不少亲历者的讲述，其中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一位市民在1949年5月27日清晨推开窗户，看到一排排解放军和衣席地而睡，并配了一句经典台词：“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知道，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再也回不来了。”
是的。这些历史画面都不是电影导演通过想象杜撰，而是震撼上海市民的真实场景。陈老回忆说，1949年5月25日这天清早，自己和这座城市里的数百万市民一样，目睹了让自己一生难忘的一幕——一排解放军战士正在自己家房子的“过街楼”下，怀抱钢枪席地而睡，身上仅盖一条薄被。
解放军解放上海后献给上海市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不进民宅、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
解放上海的战役于1949年5月12日打响，解放军用了十多天时间先后攻占了月浦、刘行、杨行、高桥等地。5月24日夜，第九兵团第27军、23军和20军兵分三路攻入市区，25日清晨拿下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时任27军军长的聂凤智后来回忆：“我军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仅经过4个小时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区。”
陈国良一家当时就住在苏州河南边的厦门路78号，这里地处浙江中路与厦门路交界。这个地址上开着一家天源旅馆，是他父亲当年替朋友代管的，兵荒马乱的日子，当时旅馆里还有几十名住客。旅馆的隔壁，就是76弄均安里。均安里是建于1930年前后的石库门弄堂，弄堂口造了一个过街楼，天源旅馆就开在过街楼的楼上。当时，陈国良读的尚智小学也坐落在这条弄堂里。
过街楼是上海旧里弄里常见的一种房屋，跨越街道巷弄上空，底层可以通行、内部可以停留的一类建筑物的统称，下面有道路穿过建筑空间。传统建筑中的过街楼通常与两侧的房屋相连接，或依托其屋墙架木铺设楼板而成，下辟门洞，上可置殿堂、住宅或仅作为通道使用。
陈老回忆说，5月24日夜里，约有一个连规模的部队在均安里的过街楼下席地而睡。5月末的上海，早晚还有点阴凉，上海碰巧那两天还下雨，地面潮湿，而战士们随身背包里除了一条薄棉被，再没有多余的御寒衣物。
上海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警卫营教导员的王致冰在自己的回忆中描述过这样的场面：在威海路黄陂路口一个弄堂口空地上，路边有人用两块雨布简单支起一个小棚子，里面有位首长在看地图。“我一看，是第27军军长聂凤智。”
陈国良的母亲请解放军战士们到旅馆里休息，但都遭谢绝了，战士们表示上面有规定，一律不准进民宅。“姆妈看到他们啃干粮喝自来水，觉得作孽不过。我们旅馆里热水瓶多，她拿了几只热水瓶送出来，让大家喝了暖暖身体。”陈国良回忆，“但他们坚决不肯喝。”
这是陈国良第一次接触解放军。1937年，他出生在南京远郊农村。在他幼年时期，曾多次目睹日本大兵拿刺刀刺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带他来上海和父亲团聚。
“国民党军队是一直看见的，但之前没见过解放军。我那时候12岁，他们把我当小朋友，摸摸我的头，和我开玩笑。我当时心里就想，解放军叔叔怎么这么和蔼。”
“解放军叔叔，我带你们去”
陈国良回忆：“就在我打算和他们一起跨出弄底门槛时，其中一名解放军战士一把将我拉住，并告诉我，领路任务已经完成，‘谢谢你，小朋友。’”
打到5月25日清晨，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地区基本都被解放军拿下，但陈国良一家所在的厦门路由于紧邻苏州河，附近的两个银行仓库里仍有不少守敌负隅顽抗。他们所在的地段，也成为南岸少数尚未解放的街区之一。
“那几天大家都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到马路上乱走动。我是小孩子，调皮，趁着大人不注意溜出家门，就看到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当时做街垒的沙袋一只只搬走。”
25日上午，27军各师都发来了同样的报告：由于我军进攻部队不能使用炮火和炸药，所以全部被阻于苏州河南岸。聂凤智对于当时的情景有过一段回忆，“敌人占据着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街道、建筑；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筑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部队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很大。”
在均安里过街楼下露宿的这支部队，应该就隶属于当年在苏州河南岸受阻的27军中的某个师。“这一带有很多银行仓库，四行仓库就在我们西面，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仓库。当时国民党守军的据点就在仓库上面，它们位于均安里东侧，两个仓库分别高六层和五层。除此之外，苏州河上东西两座桥梁——西边的浙江路桥和东边的老闸桥也在他们手里。因为敌人在两个仓库和两座桥上架设的火力强大，解放军难以向前推进。”
部队作战，当然是严格按照军事地图来看地形和区域，但有时候，现实中的道路未必会出现在地图上。
12岁的陈国良对家周围的地形可是太熟悉了，他主动对解放军叔叔说，“两个仓库中有一个的后门就在南苏州河路上，你们可以从后门进入再上去，这个据点的后门就在均安里后弄堂口的一侧。我跟他们说，‘解放军叔叔，这个路线我很熟悉，我带你们去！’”弄堂纵深很深，他们兜兜转转到达了弄底。就在陈国良打算和他们一起跨出弄底门槛时，其中一名解放军战士一把将他拉住，并告诉他，领路任务已经完成，“谢谢你，小朋友。”
陈国良就听话地躲在原地，过一会儿果然听到了枪响，不到傍晚时分，他站在旅馆窗口看到守敌列成一排，双手抱住头被押解出来。
为还一口旧锅，解放军找了五天
陈国良回忆：“我姆妈当时激动得来，她告诉来还锅的战士，‘我跟他们讲过不要还的呀！’他们回答她，‘老妈妈，我们部队里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当时，陈国良和旅馆里的住客们都还只当是解放军装备简陋，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他直到长大成年后才知道，在进入上海前，总前委在丹阳的戴家花园里讨论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元帅专门强调过两条纪律：一是市区作战不许使用重武器，二是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这段史实在《大进军：大战宁沪杭》这部影片中有详细叙述，“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上海，还给上海人民。”
关于不能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大进军：大战宁沪杭》中还有一句经典台词：心疼战士们遭遇重大伤亡的基层连队指挥员质问军长、师长“到底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第二条不准进入民宅的纪律，还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内容。时任第三野战军第27军79师235团3营7连指导员的迟浩田曾讲述过，部队在进至嘉兴城西乌镇一带后，所有官兵集中三天时间，认真学习了《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上级还要求让大家都背下来，我们连80%的人不识字，别的连队也大体如此。”但最终，还是确保所有人都把纪律背了下来。
陈国良的另一段回忆就是对此段历史的印证。“当时睡在过街楼下的这支队伍里有战士问我姆妈借了一只钢盅镬子（上海话铝锅的意思），姆妈借给他们的时候说，反正是旧锅，你们拿去用，不用还的。”过了几天，陈国良在弄堂口玩，两个解放军战士走过来说要找天源旅馆的老妈妈。“他们告诉我姆妈，原先借锅子的部队已经离开，但在走之前，特意委托留守的兄弟部队，再三嘱托一定要把这个锅子交还到姆妈手上。这两名战士为了还锅子，找了整整五天。我姆妈当时激动得来，她告诉来还锅的战士，‘我跟他们讲过不要还的呀！’他们回答她，‘老妈妈，我们部队里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陈国良把锅子打开一看，里面还放了两条云片糕。“当时国内物资匮乏，这两条云片糕你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买，我们也买不起的。我妈妈千谢万谢，收下了云片糕。”陈国良如今已界耄耋之年，说话有时难免絮叨。解放军当年对他姆妈说的那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他和记者讲述时念叨最多的一句。
身边的历史老师竟然是特务
陈国良回忆：“假使我当时嘴快把这件事（即领解放军“穿小路、端据点”的事情）说出去让他（小学里一个教历史的老师，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知道了，那我们家真的要遭殃了！”
那天领解放军“穿小路、端据点”的事情，陈国良很快告诉了父母。父母听完吓一跳，“小鬼，这桩事体千万不好讲出去。讲出去的话侬这条命没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的，连天源旅馆也没了。”听了父亲的关照，陈国良果然没有再对外提过此事。“上海当时刚解放，国民党还潜伏下来许多特务，因此三日两头有搜捕特务的行动。”
有天晚上，陈国良在旅馆门口玩，突然听到弄堂里一阵动静。“跑出去一看，看到一个人被绳子绑着，从均安里后门被军管会的同志押进来，再从前门押出去。很多人都围拢了看，我也凑近点看看。这一看，把我小魂灵吓了出来。”这个被五花大绑押走的人，竟然是尚智小学里教历史的老师！“原来这个老师是特务呀，假使我当时嘴快把这件事说出去让他知道了，那我们家真的要遭殃了！”
解放以后，因为旅馆原先的老板依旧踪影全无，陈国良的父亲就成了旅馆老板。1956年，旅馆进行公私合营。中学毕业以后，陈国良走上工作岗位，虽然不敢奢望入党，但他渴望进入工会。“当时工会的红PASS也不好拿的，为了我入工会这件事，内部还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有人提出我是资本家子女，但里面两个领导说，‘陈国良是资本家子女，但他是学生出身，连工会都不让他入，道理好像讲不过去。’”
终于，他在1957年拿到了单位工会发的红色证书。“噢哟，开心是开心得来。我终于属于工人阶级，不是资本家了！”不是党员的陈国良，一生提醒自己要按照党员标准来做平时的工作。1978年，他一个人跑遍整个上海，编成一本市内公共交通线路图。在那个年代，这本书对市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他觉得，能做成这样一件事，也算是自己为上海这座城市作的一份贡献。
【后记】
时间带不走记忆
上海解放前那个下午的那段特殊经历，陈国良铭记了一辈子。他说，“现在不讲，也许再没机会讲了。”
当他把事情告诉老校友倪晖后，后者鼓励他将这段往事写下来，并找地方发表。为了让倪晖在整理口述材料时对当时的地理情况有更直观的印象，今年4月，陈国良带了倪晖，还有两人各自的太太，四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同来到了他当年生活的街区。陈国良眼睛看不见，几个人在旁边扶住他，慢悠悠、颤巍巍地走。那片街道如今即将改造了，临街的铺子都落下了卷帘铁门，天源旅馆的痕迹更是早已没有了。
走进隔壁76弄，整条巷子寂静无声，居民们已迁去了别处。走到弄堂底，当年陈国良指引解放军走出去的那扇后门如今已被封住。地上有些碎玻璃碴子，脚踩上去咔啦一声响，这是整条弄堂里唯一的动静。陈国良一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个梦。
他们折回前门，左转走几十米，再左转走上南苏州路。经过被封住的76弄后门，就是当年的仓库了。仓库如今有一部分被改造成厕所，主体则成为某个单位的办公点。门口保安伸出一只手，不让他们进去了。
“这位弟弟，”陈国良笑眯眯地对他说，“当年解放上海的时候，这里是我领解放军来，最后打下来的，我们几位老人就是再想来看看。”保安想了想，放他们进去了。“都变了。”老人们感叹，“认不出来了。”
72年了，苏州河两岸的高楼造得越来越高，这是当年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高度。正如同今日的人们，也早已无法想象72年前这里的腥风血雨。当年的两座桥依然在，河水从桥下不动声色地流过去，见证这72年来，日新月异、一天一天变得更加美好的生活。见过72年前苏州河两岸模样的人，如今已经不多，而河水只管往前流，它带走时间，带来了美好，沉淀下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