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差头”，罩了只淡绿色的铁皮壳，顶篷是厚帆布做的，因外形有点像只乌龟，弄堂里的人都叫它“乌龟车”，也有的孩子叫它“拉嘎卜”（上海话“癞蛤蟆”）车。
弄堂里宋家的二儿子在出租车公司是开乌龟车的，他回家吃午饭时，车子停在自家的门口，我经常会钻进去“白相”，模仿司机开车的动作。乌龟车是没有方向盘的，只有脚踏三轮车的那种手把，前面只能坐驾驶员一人，后面可坐两名乘客。
乌龟车不是随手扬招的，用车要到医院、公园、车站、码头等租车点登记，记得当时好像是一角五分起步，以后三分钱一公里。那年头，弄堂里厢的人都不怎么富裕，出门要么走，要么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只有谁家媳妇要去医院生孩子，才会舍得花钱去叫乌龟车上门来。我经常在家门口看到乌龟车开进弄堂，产妇纱巾披头，怀抱婴儿，旁边坐着自家姆妈，颠簸着开在弹硌路上。产妇的老公却踏了一辆“老坦克”跟在乌龟车后面，“老坦克”的车把上挂着用网线袋装着的竹壳热水瓶、搪瓷杯、面盆、肥皂盒等,“哐当哐当”地踏着。
乌龟车虽然有些简陋，坐在里面闻着汽油味重，但小巧灵活，在狭窄的弄堂里畅行无阻，偶尔乘乘价钿也能承受。弄堂里的人有时去老北站乘火车、去十六铺登船，因行李又多又重，也会叫乌龟车上门。逢年过节，各地回来的知青，拎着大包小包，装着黄豆、香瓜子、山芋干、大米等，沉甸甸的，也会叫辆乌龟车载着行李回家。乌龟车尾有一块后盖可以翻下，是专门为载货而设计的，几只旅行袋叠起来，用绳子捆扎好，也是蛮结实的。
母亲通常去杭州弟弟家都坐13路电车去老北站。一次，她身体不适，哥去中山公园租车点，叫了辆乌龟车要送母亲去车站，母亲一听开一站路要三分钱，死活不肯上车。车开到长宁支路口，母亲嚷着又要下车去乘13路电车，被哥死死拉住，才未能如愿。到了老北站，一结账，要一元多，母亲拉长着脸，把哥一顿数落，说他是败家子，一角的电车票变成了一元的“差头”票。哥很是委屈，却不敢出声，摸索着从裤子的表袋里掏出一张不知藏了多久的一元纸币付了钱，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坐过乌龟车，哪怕去万航渡路上的同仁医院开阑尾炎，也是蜷缩着身子坐在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去的。
乌龟车开进弄堂，玩游戏的孩子总要纷纷躲开，偶尔，一大帮孩子也会扒着帆布窗跟着车跑，开心得不得了。有时，我们也会使坏，一齐发力，使劲拉住车子，乌龟车马力不够，居然开不动了。司机跳出车子要来揍我们，我们早就逃进小弄堂里去了。司机骂骂咧咧刚启动，我们又一拥而上想去拉车，直到被邻居们喝止才松了手。有时，乌龟车载物太重抛锚了，弄堂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又会上前帮着推车，直到乌龟车重新发动起来，我们才放手，可好几个孩子被黑烟熏成了“蟹糊脸”。
乌龟车开起来蛮灵活的，转弯时车速过快，后轮会腾空，坐在里面的人有点“吓丝丝”的。一次，我在秀水路看到一辆乌龟车撞翻了路边的葱姜摊后，侧翻在一边。此时，从乌龟车里爬出的乘客，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摸着额角头上的肿包，气呼呼地对驾驶员说：还要付车费吗？驾驶员连连摆手，乘客一边摸着额角头，一边嚷着触霉头，朝着旁边的弄堂深处走去。路边几个打着赤膊的小伙子走到车前，对着司机说，帮侬推一把吧，“一、二、三”，合力将侧翻的乌龟车扶正了。司机盯着车前后看了又看，也未见有什么损坏，发了一圈香烟后，便重新发动，叫着“谢谢倷，谢谢倷”开走了。
那时候，弄堂的年轻人结婚，新娘一大叠五颜六色的绸缎被子是靠黄鱼车踏到婆家的。新婚那天，有的新娘是坐着新郎的自行车上门的。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却看到一辆乌龟车贴着双喜字开进来。从娘家到婆家，只有几百米，却坐着乌龟车出嫁，倒也别有新趣。“噼噼啪啪”的炮仗落下时，把乌龟车的挡风玻璃炸出了一条小裂缝，马上有邻居阿婆出来圆场，“碎碎（岁岁）平安哦、碎碎（岁岁）平安”，新郎也非常爽快，给了驾驶员一包红双喜烟和几包喜糖，还赔给他一元钱。驾驶员问邻居讨了几张伤筋膏药贴在了裂口上，把车开出了弄堂。
别小看这小小的乌龟车，它承载着许多上海人的美好回忆呢。（陈建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