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在线、安徽文明网、中安新闻客户端讯“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汉味小说”主要创作者、前湖北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众多光环下的方方是一个怎样的写作者？她对自己挚爱的职业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她将如何解读文学创作背后的故事？7月28日上午，“2018黄山书会”开门第二天，这位“有点朋克、有点酷”的作家走进现场，与众多读者畅聊文学。
文学是人学：艺术的价值要靠时间来检验
方方是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并出版有《水随天去》《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中北路空无一人》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小说《万箭穿心》曾获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2012年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又被评为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女主人公“李宝莉”也因此成为坚韧、顽强和独立的代名词，感动了众多读者。
如果我们从方方的创作年表上来看，1982年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大篷车”上》是其小说处女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及至五年后，中篇小说《风景》引起极大反响，方方也由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
在她看来，支撑着经典作品的，永远是相通的东西，这种东西关乎人性，也关乎家国关怀。“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它的意义在文学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现在我们仍然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这就说明好的作品是代代相通的，作家怎么能抓住这些相通的东西，这就是考验。”
对于自己的作品现在仍然有人喜欢读，方方表示非常荣幸，“无论是《风景》还是《乌泥湖年谱》，它们能够一版再版，本身就让作为作家的我感到非常自豪，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信心，实际上，这是读者对你某种程度上的有力认可。”
写作很愉快：就像你打麻将一样
“我从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下能写四十年。我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厌倦，只有写作这件事情是我最喜欢并且能够一直做下来的事情。”从无从下笔到游刃有余，方方说，她和所有文学爱好者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对文学和文字的热爱一直没变。
一个人喜欢写作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对于方方来说，原创快感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朋友曾经问我，你写作不累吗？我说，一点都不累，你打麻将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我写作就是什么感受，绝对不会有人问你累不累，我写作也一样，非常愉快。”
方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她说，自己从最开始被冠以“新现实主义”，有意无意间就在寻找“人性在某一个状态下的呈现方式”，因此，很自然地会带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而她也在“现实主义”中寻找摆脱时代痕迹，穿越时间的核心力量。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你的作品最后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归根结底在于自己的修养与训练，这其中尺度问题、节奏问题，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就看个人的状态如何。”不同作家有不同风格，有些作品有很强的历史价值，有些作品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正是各种类型的作家组合，文学的形态才最终丰富起来。
80年代的作家：坐在一起是真的谈文学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把它看做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阿城的《孩子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等重量级作品相继问世，我认为直到今天，这些都能算得上他们最好的作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1985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奇妙的转变，文学不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回归到文学自身，“我觉得这可以看做是真正文学的独立。”
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文学生态的变化，方方也迎来了写作的转型期和成熟期，终于，在1987年，《风景》横空出世，开辟了新时期小说题材的全新领域，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边界。小说中，作家对市民生存本相进行了原生态呈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这些人们的生存境况和人性情态，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生命以及命运的独特认知和思考，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人文关怀。评论家们一致将其定位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作，直到今日，仍是当代文学史上跳不过去的重要篇章。
方方认为，80年代文学生态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与当时的人文环境有着巨大的联系，“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没有网络、游戏歌厅，满足精神需求的方式不多，我们只有文学，我们把文学看做是我们的稻草，所以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的也只有文学。”
文学风格应丰富多样：不动声色是我的写作选择
在文学上，风格一般指的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方方认为，自己在追寻的，始终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表达方式。
“语言的使用与作家的风格相关，有很多作家用词新鲜，用句刁钻，这是一种选择，但我会选择另一种写作方法，就是不动声色，让你读起来很舒服。其实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叫‘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有一些特别好的作家，比如汪曾祺，基本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汇，也不会拐着弯来用词。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希望通过不动声色的表达，让你自然而然读进去”。
当然，方方也认为，丰富性才是文学的常态，文字的使用与个人成长经息息相关，不能一概而论， “文学不能像厕所一样，简单地分成男性和女性，作家用自己的语言，不是在让文学失掉什么，而是增加什么，这是一件好事情。”(记者 陈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