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窑室(北—南)
文物名片
葫芦山遗址
葫芦山遗址位于南平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东南约1公里处。1990年至1991年，福建省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首次正式科学发掘。2014年、2015年、2016年，为了更加全面认识葫芦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武夷山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又对该遗址进行多次田野考古发掘。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建筑基址、窑址、烧坑、灰坑、灰沟、柱洞等遗迹，以及分别属于上述各个时期的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等遗物。
葫芦山遗址是福建目前已查明的发掘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堆积较厚、遗存丰富多样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聚落性质以及生业模式等多个方面，在福建史前考古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葫芦山遗址2014年发掘航拍图
前世传奇
福建史前窑业技术肇始与发展
讲述人 黄运明(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福建陶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制瓷技术的发展历史悠久。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专业的制陶窑炉就已经出现，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窑炉结构又发生了重要变化，为西周时期原始瓷的出现以及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地处闽北的葫芦山遗址，给我们展示了在成熟瓷器产生以前的窑业技术演变史。
在葫芦山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和夏商时期陶窑遗迹，为探索闽北地区制陶工艺、陶窑技术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共发现两座(Y1、Y2)，其中Y1形制保存完整，为半地穴式窑，由窑室、火道和火膛组成。通过测年得知，其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探究福建乃至我国东南地区陶业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而上世纪90年代在葫芦山发掘出土的夏商时期23座陶窑遗迹，其中一座(Y3)总长达5米多，是当时福建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大、规模最大的陶窑群，对了解夏商时期陶器生产，特别是黑衣陶生产以及研究龙窑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阶段生产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除了器类丰富之外，制作的陶器在烧造水平上，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类胎质细密坚硬、吸水率低，叩之声如金石的硬质陶器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烧制产品最有特色的，是其器表的施黑衣或赭衣的装饰风格。有学者认为，这种施衣的硬陶与印纹硬陶的出现，与龙窑技术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葫芦山这一时期23座陶窑分布密集，并成组出现，反映了当时制陶手工业规模庞大，分工细化。结合2005年在浦城猫耳山夏商时期窑群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在闽北地区形成了多个陶器烧造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葫芦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陶器器表的黑衣已发展成呈褐色玻璃质的结晶层，有的还有冰裂剥落的现象，基本与后来的褐釉相当。有学者认为，这已发展成为一种氧化铁含量很高的早期釉，应该是中国早期瓷釉的滥觞。
葫芦山地层连续、清楚，陶窑遗迹的结构一脉相承，完整地揭示了陶器烧造技术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为西周以后原始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夏商时期的这些窑炉分布密集，数量众多，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类陶器产品的强烈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近年的考古调查也表明，这类陶器还向闽江下游乃至沿海岛屿地区辐射，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距今5000年至距今3500年的千年窑火，从茹毛饮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文明发达的青铜时代，通过葫芦山古人神奇的双手，世代传承，将平淡无奇的泥土，变成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在多年的技术和工艺的沉淀与探索中，从软陶到富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再从印纹硬陶到吴越地区盛行的原始青瓷器，见证了由陶到瓷的发展演变历史。
在探索和挖掘葫芦山遗址文化价值过程中，不断提升遗址的保护级别，是考古工作者和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从发现葫芦山遗址伊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遗址就被公布为武夷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近年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201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将葫芦山遗址正式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葫芦山，半部闽北史前陶瓷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以葫芦山遗址的保护为契机，留住史前窑业发展的历史记忆，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携手共奏文物保护利用的新乐章。
葫芦山所在的西郊村里，村民仍然在古民居里生活。
今生故事
“经济开发区”今古变
站在葫芦山山顶向北望去，不远处耸立着一支“火箭”，那是南平航天体验馆的“长征三号”火箭模型。“火箭”顶部与葫芦山之巅差不多同样高，顶尖科技成果与史前文明遗迹遥相呼应。
早先，这里是武夷山、建阳两地的交界处，是一座宁静村庄的后山。现在，南平市政府搬到了武夷新区，葫芦山所在的兴田镇成了新区的腹地，轻轨在旁边修建，开车到高铁“南平市站”不用20分钟。
在西郊村村民心目中，葫芦山有着“守护者”一般的地位。村中老人说，葫芦山因为侧面看起来像一个金元宝，故被村民视为“风水宝地”。直到上世纪50年代，村民去世后，都被葬在葫芦山的背阳面。在闹匪患的旧时代，村民在把守好村口的同时，也会留好通向葫芦山的暗道。
如今的葫芦山是一座低矮的茶山，山下立有“文保单位”碑，旁边是羊圈。村里的文保员曹建民说，葫芦山成为茶山以前，是村集体的果园，往前是民兵训练基地，再往前是放羊的荒山，再再往前就是坟山了。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葫芦山曾是闽北先民的“经济开发区”——窑群。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葫芦山为古人类生活居住、生产劳动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烧造陶器。夏商之际，葫芦山遗址更加繁荣，人们的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留下了数量较多的窑址、烧坑等遗迹，并修建了房屋建筑。同时，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增强，留下了丰富的陶器和石器工具，并种植水稻、小米等农作物。商周时期，古人类继续在这里生活，遗留一些灰沟、灰坑以及墓葬。
在山顶最高处，有一近方形的高地，经查明是建筑遗址。其文化堆积一般为3层，第2层为西周时期的文化层，第3层是同时期的高台基址。台基呈长方形，形制十分规整，系聚土堆积而成，方向为正南北，东西长15米，南北宽约10米，土台四边用大石垒砌护壁。台基当中有东西向一字排列的9块大石，偏东侧亦有9块大石排成双行，推测系有意取九之数。
台基下边部分地方还有第4、5层文化层，即夏末商初的一些遗存，保存情况很差。
据研究，台基应是西周时期当地居民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自2014年起，黄运明连续3年担任了葫芦山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他认为，葫芦山遗址发现的商代晚期建筑居址以及西周时期祭祀遗迹，丰富了福建地区同时期相似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闽北地区建筑形式、居住形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对葫芦山遗址进行了整体保护性回填处理，为以后的发掘、保护、展示工作尽可能地提供和保留实物资料，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史前文化遗产。
根据福建省政府批复的《武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葫芦山遗址所在地被划入兴田组团，兴田组团的主导功能被定位为旅游度假、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眼下，航天体育馆来了，当地村民说，康养基地和熊猫馆也来这里选址了。
几千年来守护、滋养着西郊村的葫芦山，静静地等待巨变的来临。而这些新事物，对葫芦山遗址的后续保护、利用，以及对提升武夷新区历史文化底蕴，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葫芦山遗址紧邻城村汉城遗址和闽越王城博物馆，毗邻武夷山景区，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开发价值。”对于这处文化遗址的潜力，黄运明表示看好。
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
专家点评
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
葫芦山陶窑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为研究夏商时期的陶器烧造技术和产地提供了重要材料。以往广泛分布于闽江上游和浙江西南山地的此类遗存被称为“马岭类型”。由于葫芦山是发掘时间最早，同时也是发掘规模最大之一的遗址，取得的材料在这类遗址中是较丰富的，我们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曹峻：
来自闽北浙南夏商时期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在太湖地区马桥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作为葫芦山遗址主体遗存即第二期遗存所出土的施黑、赭衣陶及拍印几何印纹纹饰等，正是这类因素的代表。这充分说明两地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广泛交流。葫芦山遗址对于探索南方早期陶瓷烧造、原始瓷的起源与产地等中国陶瓷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突破性的资料。
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中心主任葛威：
位于三省交界地带的葫芦山遗址，在保有土著文化因素的同时，广泛与周边各考古学文化交流学习，因而使得它在我国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南传过程中能够同时受益，掌握两种农业生产技术，其中稻作农业水平应稍高于粟作农业。虽然不能明确农业生产技术的准确来源，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生产交流活动与福建沿海的考古学文化关联不大，而更多的是与内陆山区的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记者 吴柳滔 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