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而是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对象：
邢常葆，1955年10月生，福建罗源人。1983年起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曾任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调研员兼宁德电视台台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1988年6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发的电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察实苦。遇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年夏天，邮电部准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20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0593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年8月，全地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元。对那时候的宁德来说，300多万元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化大革命”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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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元，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插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元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地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贝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民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民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1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我在那里见到他，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
（转载自2019年6月21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