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时评】
自我监督绝不能松
志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他也告诫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历史是一面镜子，是认识自我、改造自我、超越自我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多学历史，多从历史中发现得失兴替的规律，找到破解自我监督这一世界性难题的良方。
纵观中国历史，监察制度源远流长，这种制度设计固然有巩固封建帝王统治的初衷，客观上讲，对于纠举风化、澄清吏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历朝历代对谁来监督监察官、怎样监督约束监察权这个问题规定甚少，特别是对监察机构如何强化自我监督始终缺乏有效手段，甚至有的朝代监察权无节制滥用而出现败坏政纲之事。
宋代监察机关主要有谏院和御史台。宋初，为防大臣专权擅政，委御史台以重任，台谏官均由皇帝亲自任命，以宰相为主要监察对象。谏官可随时弹劾执政，并许以风闻言事，因此谏官往往放言无忌、恣意攻击，而宋室对此种作风多方鼓励，从不罪责言官，因此监察权超过相权，宰相受言官的牵制，不能有所作为。宋代党争，虽不及唐代之盛，但也相对尖锐。当时朝臣间冲突最大的莫过于执政大臣与谏官之间的敌对。发生于宋仁宗年间的“庆历党议”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实事求是地讲，设立谏院、御史台，赋予谏官监察大权，让其监察百官，这种制度本身并无错，出发点是好的。但错就错在赋予他们权力而不加以限制，也不让其担责，这虽与宋朝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但根子上还是缺乏对监察官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致使其用权泛滥、以权谋私。
宋之后各代，吸取宋朝的教训，加强了对监察权的限制。明英宗正统年间颁行的《宪纲事类》，相当于明代的监察法，其中规定监察官作风“行止语默，须循理守法。若纤毫有违，则人人得而非议之。在我无暇，方可律人。”也就是说，监督者必须正人先正己，只有自身正，才能去监督别人。
打铁必须自身硬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的硬性要求。历史教训一再警示我们，强化纪检监察自我监督须臾不能放松，这根弦只能越绷越紧。特别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纪委监委的监督范围扩大了、权限丰富了，社会关注度更高了，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在自我监督上下狠功。
要在教育引导上下功夫。既注重能力本领提升，强化依规依纪依法的程序意识，更注重培养政治忠诚，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确保政治过硬。要在日常管理上下功夫。健全内控机制，完善制度规程体系，有效堵塞漏洞，防范风险点，织密织牢监督大网。要在严查重处上下功夫。对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认真核查，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以案谋私、跑风漏气等问题严肃问责，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黑”，用铁的纪律锻造铁的队伍，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