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
《觉醒年代》：从历史纵深处回望初心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阮青
日前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推出便掀起观影热潮。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剧，该剧主要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问世、发展、变迁，全景式、艺术化地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同类型题材影视剧相比，该剧充分开掘了电视剧的审美特性，以丰富感人的艺术形象、具体真实的历史细节、鲜活生动的影像呈现，清晰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层逻辑，带领观众在历史的纵深处回望初心，感受共产主义先行者们的初心之纯、主义之真、信仰之坚、理想之美。
三重“觉醒”诠释建党逻辑
在过往的建党题材影视剧中，曾经出现过《开天辟地》《建党伟业》《中国1921》等优秀作品。这些剧作大都将叙事的重心放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抑或是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这样的表现视角非常重要，但由于使用过多、过频，导致同类作品很难在艺术上实现进一步的突破。然而，《觉醒年代》却站在历史维度之上，创造性、深度化、艺术性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层逻辑。跟同类作品相比，虽然表现的同是“建党伟业”，但其叙事重心紧紧围绕“觉醒”的主题展开，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的内在叙事线索，同时也凸显了其背后隐含的精神主体：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正是宣扬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才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青年学生觉醒，从而带领人民大众实现了觉醒。这种觉醒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全体民众的真正觉醒，它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农大众在探索救国之路中做出的必然选择，在经历了彷徨、犹豫之后，凝聚为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践行，而这条道路的最终确定是由三重“觉醒”来建立、实现的。
第一重觉醒是知识分子的觉醒。这种觉醒有赖于新文化运动及其策源地——北大。《觉醒年代》将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革命活动真实还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确立到正式建党的全过程，弥补了影视剧中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创作空白。该剧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深度描写，尤其通过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以新旧两派文化上的论战突显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自我文化的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张勋复辟、巴黎和会列强出卖中国利益等重大历史事件，最终促使革命先行者完成了中国前进道路的“觉醒”。
第二重觉醒是新青年们的觉醒。《觉醒年代》饱含笔墨地描摹了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人物群像，虽然这些人后来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当时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认识却惊人的一致，都是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实现民族的救亡与图存。他们的觉醒正是新力量的觉醒。
第三重觉醒是人民大众的觉醒。剧中，李大钊在劳工阶层中进行调研，脱下长衫、走近农工。影片中有这样的情节，李大钊典当衣物帮助工人葛树贵，而此人最终成长为一名工人运动中的佼佼者。同时，剧中还有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上的表现。通过这些具体的情节设置，具象化、生动化地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的天然联系，正是这二者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跟工农运动的结合。
《觉醒年代》以三重“觉醒”的叙事选择，深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它是顺应历史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讲，该剧在建党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中开掘出了新意，表达出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个体化叙事的艺术表达
《觉醒年代》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常规的宏大历史叙事中，融入和凸显了个体化叙事的手法和作用，实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典型人物的刻画营造典型环境，将觉醒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间世态具象化，让观众触碰到了历史的温度。
在这部剧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正是通过对这些时代风云中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矛盾冲突的描摹，透露出这些艺术形象背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在对《觉醒年代》中两个关键性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形象塑造上，并非一味地强调其“革命先行者”和“党的创始人”的身份，而是在众多的史实中挑选出具有艺术张力的典型故事，从个体化角度，丰富和饱满细节，使得人物呈现更为立体生动、复杂多面。尤其对陈独秀这一人物的刻画，他出场时是普通的一介书生，甚至衣衫褴褛地去抢食留学生们的饭菜，之后，又重点讲述了他与儿子之间的矛盾、误会，以及与友人之间的分歧，比如与胡适的友情和最后的分道扬镳等。这些情节的选择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具体且生动，具有很强的人情味和人间烟火气。可以看出，个体化叙事的选择避免了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概念化束缚，展现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在宏大的历史框架中，完成了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
此外，《觉醒年代》在艺术细节的处理上追求真实感。在时空场景的设置上力图还原历史场域。剧中小到一粒制服上的金属纽扣、报纸杂志，大到彼时的建筑、街道的陈设，都力图真实再现。比如，剧中反复出现的北大红楼，就是按比例复刻了原版建筑；同时，该剧还尽力还原和体现当时的时代气质和风貌，以纷繁对立的意象深刻、形象地透露出大变革时代文明杂糅的多重姿态和特性；在声音蒙太奇的处理上，巧妙运用上海弄堂里带有浓郁地方韵味的吆喝声、北平城外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来强化典型环境的时代质感；在影像色调上，注意画面影调与表达内容、时代精神相熔铸。如表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演讲时，运用暖黄色调烘托人物的个人魅力，彰显出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剧中还大量使用了蒙太奇镜头语言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如毛泽东在第三集的出场：他携带着《青年杂志》冒雨前行。这一画面不仅暗示了革命道路的崎岖、艰难，也象征性地表现出青年毛泽东寻求救国真理的志向和勇气。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创造性地将版画这一颇具战斗性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和运用，版画的镜头语言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刚毅、冷峻的个性特质，使得整部剧充盈着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显示出强大的震撼力。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为观众回望初心、感怀理想信念提供了新的影视文本和影像叙事。同时，它也艺术性地还原了“觉醒年代”的历史面貌，这些被展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彰显出时代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