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广东改革密码
广州城西，三江汇聚。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地标”的白天鹅宾馆内，前来与宾馆标志性景观“故乡水”合影留念的宾客游人络绎不绝，他们对自由出入此地已习以为常。
几十年前，国内涉外酒店却是“闲人莫进”。正是这座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的五星级酒店率先打破了这一惯例，坚持“四门大开”不分阶层开门迎客，此举之后被全国同行效仿，方才成为行业常态。
十余公里外的琶洲岛，是“中国第一展”——广交会展馆所在地。无数中国企业在此接受市场的启蒙和磨砺，从此走上全球化开放发展之路，助推我国在不到40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紧邻展馆的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正在崛起，演绎知识经济时代的开放发展新篇。
从白天鹅到琶洲岛，见证了广州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时代巨变，也揭示了这座千年商都长盛不衰的密码——开放引领、创新不止，更向世界诠释了“中国奇迹”背后的时代真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浩荡珠江，奔流不息。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广州正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以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昂扬斗志，提升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能级，优化枢纽型网络城市格局，面向全球集聚高端资源要素，为早日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而不懈奋斗。
●南方日报记者 占文平 昌道励 傅鹏 黄伟 通讯员 韩璐 陈东存 林靖峻
敢为人先
中外合作建成内地首个五星级酒店
“1978年秋季广交会，一名法国客商来到广州找不到住处，一气之下返回香港。部分香港和西方媒体趁机炒作，中央领导同志深夜给广东省委打电话，要求认真解决好广交会存在的问题……”在《亲历广交会》一书中，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黄静波披露一则往事。
1978年的夏天，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到来，神州大地尚处黎明破晓前。彼时，国内百废待兴，物资匮乏。以广州为例，即使贵为华南中心城市，但“老百姓上街购物要带46种票证”“每届广交会期间的物资供应（糖、烟、酒、肉、禽、蛋、日用品等）均由经贸部向全国各地调拨”“有的采购商来参加广交会，甚至要主管副省长过问解决住宿问题”。
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即提出，要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1978年夏，国务院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具体提出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建八家涉外宾馆。
广东闻风而动，省和广州市领导均决心率先发展酒店业促引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经济建设。次月，广东省旅游局即与香港工商领袖霍英东、彭国珍方面签署《白天鹅投资与兴建旅馆计划意向草案》，即后来的白天鹅宾馆项目。
从中央到地方均对项目给予高规格重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亲自致函，推动项目审批。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梁威林担任白天鹅宾馆首任董事长，时任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朱一明兼任首任总经理，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林西更是全程参与筹建和项目规划及建设。
然而，这绝非仅仅建一座设施先进的酒店那么简单。作为国内首批中外合作酒店，白天鹅宾馆从设想到建成，尚需冲破层层障碍。
首先是资金及合作体制问题。“白天鹅宾馆项目动工后体制一直没明确，直到1982年才定下的合作经营，此前霍英东先生是想直接建好捐赠给国家。”白天鹅宾馆第二任总经理杨小鹏回忆道。
据白天鹅宾馆提供给南方日报的史料记载，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等都认为捐赠这个形式不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内地投资的，你霍英东一来就带头捐赠，以为共产党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坚持合作或合资。”
最后鉴于国家外汇紧张，由霍英东等人投入了1350万美元，中方于1981年向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贷款3631万美元，共同合作建设并经营管理白天鹅宾馆。
更重要的是体制和观念上的阻力。当时尚无《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在国内投资的条条框框很多。因此，当时除了白天鹅宾馆项目，内地多个涉外宾馆项目洽谈均陷入马拉松式的扯皮，几乎没有落实。
据白天鹅宾馆提供的史料记载，当时内地有一项硬性规定，凡30层以上的高楼天台都要装高射炮，备战备荒。工程设计时霍英东坚决反对此规定，他调侃说：“放个炮在这里，谁还敢在这里睡觉？”而广州市政府也很开明，指示施工方要尊重建筑师的意见。经过多方协调干预，白天鹅宾馆的高射炮台阵地终于得以撤销。
开放前沿的开明之士的坚持和推动，为中国的开放之路打开了一扇小窗。历经十个月获批立项，再历经三年多建设，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沙面建成开业，它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生前接受采访时透露：“听说邓小平是把抓涉外旅游饭店以使中国打破封闭、面向世界，作为他复出后几方面大事之一来做的。”杨小鹏回忆称：“霍先生（投资白天鹅宾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打开一扇窗，把外面的世界给中国人看，也是把中国的模样给外国人看。”
四门大开
让开放成为广州的城市气质
作为全世界唯一千年不衰的商业城市，说起广州的开放史不得不提到沙面。这里是广州最早的通商贸易之地，清朝时云集十三行外国商馆；也曾租界云集，见证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史。
杨小鹏回忆，白天鹅宾馆开业起，霍英东便要求“四门大开”。“当时是石破天惊。不要说五星级宾馆，就是不上星级的招待所，来访都要在大门口看证件、登记，办一套繁琐手续后才能踏进大门。”
杨小鹏说，实行“四门大开”后，宾馆每天都人满为患，“第一天就用去了400卷高级厕纸，酒店大堂地毯下每天扫出两大碗尘土”。
尽管当时的宾馆管理人员曾就“四门大开”带来的损耗多次提出意见，但霍英东仍然坚持，“你说改革开放好，讲一通道理没有亲眼看有力。开放是什么样，到这一看就知。”
事实也证明，白天鹅宾馆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杨小鹏说，“四门大开”两周后，宾馆厕纸消耗恢复正常，慢慢地高声谈论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少了，“环境改变人，进了这么干净的地方，市民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公交车让座从广州兴起并逐渐风行全国。现在，据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调查，广州公交让座率超过95%，在全国名列前茅。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客流爆满，当年便实现盈利，成功带动大批外资进入广州。随后，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五星级酒店陆续在广州开业，拉开了广州酒店业大发展的大幕。
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编撰的《十年改革开放之广州》一书披露，1979年至1987年间，广州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6.93亿美元，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在这短短十年间，广州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非重点投资地区，经济总量迅速跃升至全国前列，“北上广”一说渐成气候。
全国第一座城市道路立交桥、全国最早的邮政特快专递、全国最早使用公众移动电话（“大哥大”）的城市、我国内地第一家超市、全国第一个机动车驾驶员教考场……1990年出版的广州史志丛书《广州之最》披露，在那个潮起云涌的年代，广州诞生了无数个“第一”。而钱包日渐隆起让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据《广州之最》披露，1978年广州市民人均储蓄存款为117.4元，到1990年则增至3048元，人均储蓄存款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
1984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一行下榻白天鹅宾馆，他看到中国的变化后感叹不已，“可惜苏联没有一个香港”。
一扇扇大门打开，资本、技术、人才进来，带给人们的是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物和理念，重新激活了广州这座千年古城骨子里的开放基因。
1995年，24岁的青年丁磊从宁波来广州创办网易，8年后成为全国首富。他曾坦诚地说：“广州对网易的意义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一片新天地。开放、包容，是广州最大的财富。”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毕业后来到广州，带着团队开发出了“连接一切”的微信，目前成长为月活跃量10亿的社交巨头。鲜少公开接受采访的他，虽未对外界表露过他对广州的情感和评价，但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切——在广州一待就是24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追随丁磊张小龙们的脚步，给开放的广州投上一票。官方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广州市常住人口人增幅分别达54万和45万，增幅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各大城市前三。
他们也在成就着广州：去年12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以“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吸引了包括15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近400家中外企业参会。截至今年2月，在穗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已达297家，投资项目921个。
“现在，广州已成我的第二故乡！广州的开放史就是最大的财富，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接的最强纽带。”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说，广州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是中国参与全球商业的著名象征和现代代表。
相互成就，让开放日益成为广州的城市气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给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贺信中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的广州，还在续写更多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
市场化改革
衔枚疾进式改革让广州更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如今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那个刚从闭塞中走出来的年代，当人们还在为姓资姓社而争论时，广州衔枚疾进式地进行了多项改革，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贡献了改革开放的广州方案。
很多人知晓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缘起于安徽小岗村，却未必知晓我国基建领域总承包制肇始于广州——上世纪80年代，新建白天鹅宾馆过程中，工程承包方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首创了“投资者出钱，承包公司交钥匙”的工程总承包模式，迈出了国内基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今年91岁的辜学海时任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党组成员、设备材料组组长。据其介绍，工程总承包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预算超概算，实际超预算，没钱找国家要”的“吃大锅饭”基建模式。当时也有很多质疑，诸如说他们是甲乙方之间的“皮包公司”，搞“中间剥削”。但事实胜于雄辩——竣工庆典时，霍英东先生高度评价“白天鹅宾馆是为国家争气的工程，无论速度和价格都是很好的！”
价格改革“第一枪”也在广州打响。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日常用品凭票证供应，愈发陷入物资短缺境地。
1984年11月，广州率先在全国“顶风”放开蔬菜价格，中国的价格“钢板”开始松动。次年，广州又在全国率先放开猪肉、水产品等8种主要副食品和缝纫机、自行车等大商品的价格。至1993年4月，国务院发文取消布票和粮票，走过39年历程的“票证时代”终结。
“广州是政府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行政效率比较高，切实推出了很多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对媒体时不时的挑刺也能比较虚心地接受，这是广州可爱的地方。”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磊说。
40年过去，如今这种自我革命的血液依然在流淌。
距离白天鹅宾馆十余公里外珠江南畔的琶洲，是“中国第一展”——广交会以及广州互联网创新聚集区所在地，也是观察见证“广州速度”的窗口。
目前，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已有18家企业拿地布局，包括腾讯、阿里、复星、国美、小米、YY（欢聚时代）、唯品会、科大讯飞……而此前这里还是一块荒地，从2014年构思谋划到规划稳定，再到土地出让、启动建设，仅用了一年半时间。
速度的背后是体制的突破。2013年初的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绘制的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走红。该图聚焦企业的“痛点”——行政审批繁杂冗长，在广州投资一个项目，整个审批流程要经过20个委、办、局，盖108个章，缴纳36项行政收费，至少需要799天。
事后，它的复制品被送至广州市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广州40多个部门领导人手一份。此图直接促使了广州新一轮的行政审批改革，通过并联审批等方式，将建设投资项目从799天的审批日程压缩至37个工作日。
“37个工作日，即使算上专家咨询、技术评审、公示等时间，总时间也不会超过145个工作日。”曹志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他原想能缩短至232天已非常满足，没想到政府的决心和力度比他想象的更大。
体制的突破带来了“广州速度”的提升：富士康项目落地广州不到50天，到动工也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苏黎世保险集团广东分公司，从拿到保监会批文到办好营业执照，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连在美国要5到8年才能完工的百济神州生物制药项目，18个月就在广州建起来……
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蝶变。1978年，广州的经济总量大致排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第8位。去年，全球最具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GaWC发布的2016年世界级城市名册显示，广州首次入围Alpha-级，成为全球49个世界一线城市之一，在中国内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改革再出发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们能拥有今天响彻世界的自由品牌DECENT，完全归功于广交会。广交会不仅让我们企业由小变大，也促成我们由单纯的接单销售转变为品牌经营，这个转变是我们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越来越强的关键。”上海顶新箱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向军在《亲历广交会》一书中写到。
说起广州的改革开放史，便不得不提到“中国第一展”——广交会。诞生于1957年的它，从出生起便肩负起打破西方封锁和禁运、拓展对外贸易、发展国内经济的时代使命。改革开放后，它也让广州因改革开放而兴，相伴见证了无数中国企业历经市场的磨砺，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助推我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紧邻广交会展馆，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将成为新一代互联网产业的“风口”。广州市琶洲会展总部和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郭明富告诉笔者，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定位为广州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新引擎，与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组成广州的“黄金三角”，是广州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根据规划，未来琶洲将以互联网服务及新媒体、新兴信息技术服务、量子通信、电子商务、新型金融、人工智能六大产业发展为主导。到2025年，仅琶洲西区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将达到5000亿元，新增就业人口10万人。
从商品经济到知识经济，所需汇聚的资源、要素正在发生改变，但不变的是广州改革开放的基因和精神。
在集聚区，广州抛弃了以往先拍卖再规划的模式，率先转变为“产业+地块”的全新模式，即由政府提前规划好未来发展方向，再根据规划进行产业招商。拍地的同时提前设置好产业门槛，符合要求的企业才有参与竞拍的资格。“集聚区提出来初期，相关部门已与有关方面企业接洽，当时有一批项目在谈，后来按照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更高的定位要求，在谈项目中只留下了腾讯一个项目。”郭明富透露。
开放广州为世界创造新机遇。如今，越来越多国际创新巨头用脚“投票”广州，思科智慧城、GE生物科技园、富士康第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冷泉港价值创新园、赛默飞精准医疗客户体验中心等世界级产业创新项目接踵而来，“到广州去”成为世界新经济的一个新动向。
纵观改革开放40年，市场经济成就了广州。在白天鹅时代，广州得改革开放之先，拥抱市场经济，不断冲破体制束缚，让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非重点投资地区迅速跃升至全国前列。
在工业经济时代，广州以轻工业为发端，培育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工业、石化三大支柱产业；在政策红利时代，依然稳步向前，经济总量常年保持国内前三，并逐步走向世界。
如今，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州开始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征程——着力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三大战略枢纽，打造全球性的枢纽型网络城市。目前，广州正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全球集聚高端资源要素。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说：“广州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佳实践地！”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说：“广州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沧海桑田，时代巨变。改革开放的春风，透过广州这扇窗吹绿神州大地，续写了万物复苏的“春天故事”；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被春风唤醒的开放基因，仍在她的血液里流淌。
如果说深圳是改革的最佳案例，那么，广州则是开放的最佳注脚。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广州在路上。
■亲历者说
原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党组成员、设备材料组组长辜学海：
全国首创工程总承包模式
这些年，中国在基建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国家面貌日新月异。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我国基建领域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却是发生在广州。
近日，91岁的白天鹅宾馆工程参建者辜学海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带我们走进开启国内基建体制改革的那段历史。辜学海时任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后改制为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设备材料组组长，后来任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南方日报：作为内地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当时怎么探索出工程建设施行总承包制的？
辜学海：1979年的春天，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受邀，率先在广州沙面投资兴建一座现代化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怀着爱国热情的霍先生，从一开始就提出“三自方针”，即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廖承志和当时的省市领导习仲勋、刘田夫、杨尚昆等同志对白天鹅宾馆项目很重视，省里成立了广东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广州市成立的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以法人资格，与投资者签订了两亿港元总承包建造白天鹅宾馆的合同。
项目由我国两位岭南派建筑大师佘畯南、莫伯治牵头设计，由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建设，广州市设计院勘察设计，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在这个时候成立，我当时是公司党组成员，兼任设备材料组组长。
大概在1979年，当时项目尚处筹建阶段。有一天在沙面岛的工棚里，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兼任广东省旅游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林西，跑过来兴奋地跟我们说道：他前一天陪中央领导散步，首长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特别突出“承包”两字，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国营工厂企业也可以搞承包责任制，要把责任落实到人，要把国家与个人利益挂钩，不能再吃大锅饭了！按照中央的指示，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开创了“投资者出钱，承包公司交钥匙”的工程总承包模式。
南方日报：工程总承包模式具体如何运作？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何特别之处？
辜学海：在施行总承包模式前，国内基建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投资，预算超概算，实际超预算，没钱找国家要”的“吃大锅饭”模式。我们就一改以往大型建设项目设立各种行政性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的做法，以法人实体与投资者建造合同，工程总价一次签约“包死”，并实行有奖有罚的办法，用市场经济手段经营管理项目的建设，在全国基建战线上独树一帜。
具体说来，采用了“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的总承包模式，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工程设计权由国内设计单位承担，总包单位控制了项目的主动权和总投资额；二是总包单位取得了设备和材料的采购权；三是对施工单位使用分包形式，实行“投资包干”做法等。这个模式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自主发明”。
南方日报：承包制提出来是否遇到了阻力，最后怎么解决的？
辜学海：承包制提出后，当时也有一些质疑和议论。有人质疑我们是甲乙方之间的“皮包公司”，搞“中间剥削”；甚至有人以承包公司没有施工队伍为由，要求把公司“解散”。
但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该做法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承包公司能否“按价、按时、按质”交出钥匙，交出去之后投资者乐不乐意接受。
事实证明，由于采用了工程总承包模式，工期和建造成本大为缩减。而且工程进度和质量一样都不差——平均每层结构仅需7.5天，跃上了国内领先地位；白天鹅宾馆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金质奖等奖项。后来，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又以工程总承包模式建造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天河体育中心等广州市标志性建筑。
大事记
2017年
《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行，吸引了包括15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近400家中外企业参会。同年，广州市提出“IAB”计划，即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人工智能（artificaI）、生物科技（biology）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6年
投资总额达610亿元的富士康8K项目签约落户广州增城。这是继思科中国创新总部、GE生物科技园、中远海运散货总部等重大项目后又一落户广州的创新型大项目，也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单笔投资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
2014年
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提出规划建设，被定位为广州科技创新新引擎。同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区获批设立，涵盖三大片区，其中广州南沙新区片区60平方公里（含广州南沙保税港区7.06平方公里）。
2010年
第16届亚洲运动会在广州举行。
2000年
广州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编制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后增加“中调”）发展战略并影响至今。
1988年—1989年
广州国内生产总值超越天津，跃居国内第三，此后长期稳居全国前列。
198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湛江等14个沿海城市。广州市率先全面放开建筑市场，欢迎外地建筑队伍来穗参加建设，并普遍施行招、投标。同年11月，广州率先在全国放开蔬菜价格。
1983年
内地首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该宾馆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设和经营。
1979年
白天鹅宾馆项目正式动工；同年，广州提出敞开城门，欢迎外地人来穗经商。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