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展馆外景
湘州造币厂旧址，当年谢火龙、谢荣珍等在这里办“花边厂”造假币。
■“工”字银元正、反面。“工”字在鹰的左翅上。
文/ 图 本报记者 凌丽
“谢火龙，广东省龙川县人，银匠出身。20世纪20年代初，他同本族兄弟谢荣光……为王佐的绿林军铸造了大量银元。”在井冈山上的“红军造币厂”里，有一块展板这样介绍道。
来自广东的游客，总会惊喜地记下本省曾有这样的人来这里为红色革命发了光发了热。而来自河源以及龙川县的人，更是感到亲切。
7月上旬，河源市政协一行人专程到井冈山拜谒了井冈山造币厂，查找了谢火龙的相关史料。
谢火龙，是红军第一个造币厂的技术总监，在他的带领下，造币厂仿制了大量的银元流通于市，使红军在严密封锁中缓解了给养困难。
谢火龙的名字出现在井冈山，一直以来只有少数人知道，渐渐被广泛传知是从11年前——2007年“七一”前夕起，是龙川县龙母镇洋田村谢水荣在单位组织的一次旅游活动中发现的。“这是本村的前辈!”这一发现，让谢水荣激动不已，马上告诉了堂弟谢伟强兄弟。谢伟强正是谢火龙的曾孙。
这一事情被河源的媒体得知，一篇题为《“我家曾祖竟是红色银匠”》的报道，让谢火龙的名字重现，被河源人广知。
生活无着，谢氏兄弟深山造假币
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龙川县银匠谢荣珍、谢荣光等兄弟数人，因生活所迫，迁居到井冈山东南面的边远山区湘州东坑村开基定居。在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年代，为了防身、不受人欺侮，他们练拳习武，有一身好武艺，更有一身好技艺——制作银器、仿做“花边”。这样的人本是兵或匪要拉拢的对象，但他们没当兵，也没做匪，在上东坑独户人家修广源家中办起了一座小型的造币厂，从一开始的只有谢氏兄弟数人，后来逐渐增加到十余人。
谢家造币厂所用的工具非常简单，主要是些风箱、火炉、铁砧、铁铯、熔银瓯、冲压碓石、冲压架等，造币的原料主要是铜板和银器或银制首饰等，以造假银元为主。开炉一次，就可以铸成四五百“银元”。
谢火龙以此为发家手段，四处广收铜板，加以少量银质，造出了大量“银色铜”假银元。他们并不在当地使用，而是雇人悄悄地贩运到粤、湘、赣边远山区销售，或交换其他物品，获利颇丰。官府发现后，下令取缔并通缉谢火龙。
偌大的赣粤边境，哪里不能躲?谢火龙又将“花边厂”转移到永新县牛田村继续生产。谢火龙情商也挺高，造币期间，谢氏兄弟很注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有时，也用几块制作出来的银元接济贫苦农民，有亲戚朋友来，也会送上几块银元。
王佐在井冈山拉起队伍，他得知谢火龙兄弟有这样一门绝技后，非常感兴趣，派人把他接上了山，专门铸造“花边”供他使用。直到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王佐才停止了假“花边”的生产。
假的始终会露馅。官府发现了假“花边”，便下令取缔造币厂并通缉捉拿造币人员，谢氏兄弟只好将造币厂转至永新县牛田村，继续干了1年。后来官府查缉得太紧，他们便暂时收手，回湘州务农去了。
毛泽东派人请谢火龙再度出山
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起来后，红军的粮饷、给养主要是靠打土豪来解决，每打下一个县城或占领某一个地方，都要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运动，将土豪的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把银元和金银首饰等没收归公。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红军缴没的东西越来越多，所获银元可直接流通，但银器首饰却无法“花出去”。同时，经费开支随红军人数增加而剧增，加上敌军对根据地严密的经济封锁，从而造成红色割据区域内的经济给养十分困难，现金和日用品奇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中，提到当时在士兵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当红军得知湘州的谢火龙、谢亚五、谢亚秋等人会铸造银元的消息后，1928年5月初，毛泽东派人与谢氏兄弟取得了联系，五斗江战斗一结束，即请谢氏兄弟上山。
当时选择在上井村邹甲贵的家里办起了红军造币厂，给谢氏兄弟做助手的，是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湖南水口山铅锡矿工人。随后，谢氏兄弟开始大规模铸币。
为了便于生产，造币厂还分别在上井的牛路坑和茨坪设有粗坯加工车间，邹家是最后冲压银元的地方。谢氏兄弟再也不用为原料犯愁，因为领导和管理红军造币厂的是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并负责提供造币原料、调配工作人员、银元管理等。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造币厂归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领导。
在现今的“红军造币厂”景点里，我们看到了陈列在里面的各种作为制造银元的首饰，有繁复的头饰、一圈圈的颈饰，还有个头很大的长命锁，旁边一个说明牌标明此为“打土豪收缴的银器”。
1928年7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务委员会成立，王佐为主任，负责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防务和后方的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从此以后，红军造币厂就直接在防务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开展生产。
“工”字银元在根据地内流通
红军造币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给养问题，因此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非常重视造币厂，经常到造币厂视察。1928年5月下旬，他们3人陪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视察了上井造币厂。作为直接负责人，王佐也经常到车间检查。王佐下令造币厂在所造的每块墨西哥版鹰式银元上都冲上一个“工”字，以示此币乃工农群众自己的货币，与官府所造的银元相区别。
然而这种打了“烙印”的银元，究竟能不能流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上记载，“工”字银元流通到市场后，开始商人和群众不敢用，因“工”字银元虽货真，系纯银，但技术方面毕竟比较粗糙。
见此情况，各级苏维埃政府便开展了大力宣传，使用的人便多了起来。对此，当年红四军军需处处长范树德回忆说:“我们曾经制造过银元，那种银元是用首饰上的银子，如银手镯、银戒指等为原料的，制造成的银元不是‘袁大头’，现在很多人未见过。它不是平的，是一个凹形的，用钢印冲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样，我们将它等同于‘袁大头’发给部队使用。开始时，当地人特别是根据地外的人看到这种银元生疏得很，在市场上使用很不习惯，有点不相信。但每经一些有财有势的人，比如地主冲上一个字，这些人一见认为是真的银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们就广泛地进行宣传。后来，当地人对这种凹形银元信得过。”
此后，造币厂“工”字银元交给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红四军军需处，财政部和军需处则将这些“工”字银元按50元一筒用油纸卷好,按规定分发给红军各级部队、后方各工厂、事业单位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
杜修经在《四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我们看望伤病员后，就来到另一个村子的小桥边，那里有一个铸银洋的造币厂，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们造出的银洋，我还拿了两个。毛泽东告诉我说，原来那里是造假银洋的地方，那时只有一个墨西哥的模子。他还告诉我，原来王佐也在这里住过，造过银洋。”
谢火龙伤重埋骨龙川
正当龙川的谢氏族人以为谢火龙兄弟已定居江西不再回来后，忽然有一天，谢火龙满身血迹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受了伤，而且是枪伤，伤在肩膀。
1928年冬，谢火龙和族中兄弟正在造币厂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红军造币厂先后迁往小井的金狮面崖洞和下井的桶缸山等地继续生产。
1929年1月底，湘赣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厂房被烧毁,工厂设施被破坏,工人也被冲散，造币师傅谢火龙等被迫潜回广东龙川老家，从此再没回过井冈山。
受伤后的谢火龙，凭着一股求生本能突围出来，朝着龙川老家方向，踉踉跄跄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乡。
对这段铸币经历，谢火龙对家里人闭口不提，只说是被匪所伤。过了大半年，缺医少药、枪伤过重的谢火龙死于家中，时年尚未到50岁。死前，他叮嘱家人将他葬在陈姓村民山岭上，墓不立碑。后人揣摩他遗嘱的用意，应是怕连累家人和族人、村民，才不把自己在井冈山上为红军造币的事讲出来。
虽然谢火龙如此低调，但红军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族中兄弟们。
在现在的红军造币厂里，谢火龙的名字出现了好几处。他没有像谢官龙一样留下照片，但有一张画像，被放得大大的。在谢火龙的简介里，最后一句话是：“谢火龙在撤退时被冲散后下落不明。”
1998年12月，修复红军造币厂遗址时，出土了谢火龙等当年使用的火炉、大小铁钳、大小铁锤、银元压模等，还有一批银元、银毫子、铜板，以及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银手镯、首饰等。
今天，造币厂除陈列以上实物外，还有当初造币的大量照片、粗坯、放大的“工”字银元模型，为研究红军时期的铸造和货币发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造币厂的展板上，这样总结了当年红军造币厂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最早的造币厂，它铸造的“工”字银元，是红色政权发行在革命根据地内流通的第一批货币，帮助根据地军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它的建立，开了共产党领导造币事业的先河，为后来红色政权乃至人民政府造币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为此，井冈山五指峰曾作为百元钞票的背景图案。
“工”字银元沟通了红色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繁荣集市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湘赣两省内扩大了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影响。中华苏维埃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便发行苏区钞票。这在造币厂的展板上，也有详细介绍。
直到前几年，谢火龙的子孙还收藏有当年的“工”字银元。每至祭祖时，谢火龙的多名孙辈、曾孙及玄孙辈，仍在继续给他扫墓。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中国共产党遂川历史第一卷1919-1949》、《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三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