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某天深夜，你在一个无法充电的地方办公，却不必担心电子设备宽大的显示屏侵吞电量。盯着屏幕长达数个小时，双眼依然不会感觉疲倦。你打开泡面当夜宵，不用拆酱料包，直接倒进开水，包装袋就能自动溶解并可直接食用。吃完面，你做了几个俯卧撑，手环自动播报出你体内微量元素的实时含量…… 这不是科幻电影。借自然光显影的电子纸、生物淀粉制成的塑料、通过汗液监测体质的微流控技术等“黑科技”正在广州的创新一线发生着。“黑科技”的背后，汇聚着来自中国、荷兰、新加坡等全球多个国家的“超级大脑”，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
近年来，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在广州多点开花。依托平台建设，全球智力资源布局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碰撞出多项创新成果，也为国际创新合作探索出“广州经验”。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今年6-8月的一项不完全调查显示，广州市现有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0家，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6家，各单位建设在穗国际科技合作平台近100个，例如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研究院与德国马普协会共建的MaxPlank-GIBH再生生物医学联合研究中心等。
从调查的101个对外科技合作平台来看，广州市主要与港澳地区，以及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乌克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共建了对外科技合作平台。
合作孵化的新模式：
“既不纯商业也不纯学术，我们走中间道路”
几位身穿白色大褂的青年人，正在调配各种试剂。他们身旁的工业生产线上，输出了五颜六色的淀粉颗粒。将这些颗粒任意组合，可以像垒积木似的摆出“马踏祥云”“火车”“背包”等各种模型。与普通积木不同，淀粉颗粒无毒无害，甚至可以食用。家长不必担心儿童在玩耍时，因误食而出事故。
上述研发情景，发生在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的实验室内。该研究院聚集了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智慧资源。两所知名学府同时在这里联合培养人才。
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院长余龙表示，未来将会有优秀的研究生群体在导师的带领下，把校内实验室移植过来。他们不仅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还能在两校、甚至两国顶尖教授的指导下，协助国际先进、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在广州落地转化。
通常而言，国际技术合作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纯粹的商业模式，国内企业与国外资本形成买卖双方，两者直接形成物品和劳务的交易；另一种是纯粹的学术道路，国内外学者联合研究某项课题，并给期刊投稿，共同署名。
在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中新两国的学者和企业家正在尝试开辟第三种合作模式，余龙称之为“中间道路”。“我们希望把国外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广州实现产业化。”余龙表示，该研究院自建立之初，定位就很清楚，这里将是一个产业化的平台。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潘则建深耕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领域，他掌握了一套预测灾害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若要在中国市场运用，需要中方提供数据作为支撑，比如广州市风的级数、建筑物的高度等。这些是他无法直接从中国有关部门拿到的。通过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潘则建在华南理工大学找到了合作者，并得到了相关数据，促进项目的落地应用。
“虽然新加坡的教授们有技术，但是他们并不熟悉中国市场。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成了新加坡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引路人’。他们往往能更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或企业的需求，从而使研发方向更具实用性。”来自新加坡的专家王毅华坦言。
余龙坦言，他们并不青睐将那种在国外很容易产业化的成果引进中国。但是，有些科研成果可能在当地囿于市场、地域、风投等原因无法产业化，而中国恰好能够为其落地提供这种平台。
紧贴广州市重点产业布局，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一期启动了食品营养与安全、生物医用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污染控制与环境修复、绿色建筑和智慧城市6个研发平台，开展了23个产业化项目，其中17个项目是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目前，该研究院已经孵化了8家企业，正在孵化的企业超过10家。
记者观察发现，在广州类似于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这样的“中间人”并不少。行业组织、社会群体、校友会等成为了推动全球智慧成果到广州寻求合作落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例如，广东科技企业合作促进会（即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作为高端的国际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在新材料、信息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为企业提供了独联体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及产业孵化。
人才引进的新思路：
“与国外专家打交道，靠的是感情维系和收益共享”
作为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院长，周国富教授至今无法忘记6年前，为了引进第一批国外人才时的艰苦场景。
草创初期的研究院“一穷二白”。见到国外人才，周国富无法立刻告诉对方，他们来到广州后可以获得什么。当时他手中的宣传材料，只有一个简单的PPT。
经过多年建设，现在的研究院学术队伍拥有了全职和兼职教师125人。其中36人为海外引进专家，他们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原诺贝尔物理奖评委会委员，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
当外国专家来到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考察时，周国富尤其注重介绍能为对方带去的价值：“我们和海外高校成立了4个校际联合实验室。以此为支撑，产出了多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在省、市以及学校等各级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技术在这里的转化效率更高。”
无论是科研还是会客，周国富在正式的公共场合都会邀请国外的专家一同出席。在他看来，团队文化也是吸引外国技术专家的重要因素。“我们研究院有在国外生活了长达20多年的中方人员，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文化隔阂。”周国富说：“我们要了解老外每句话里蕴含的文化、意识、愿望。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采访过程中，周国富不时转身征求身旁荷兰籍特聘教授Alex Henzen的意见。周国富问道：“We sh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y feeling not only by English language，right？”后者表示认可：“中国的氛围和欧洲一样好。”Henzen已经在中国工作6年了。在此期间，他一直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研究院。
为了切实了解国外人才的文化诉求，中国的创新团队在与之打交道之前，往往做足了功课。以合作双方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例，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在引进新加坡人才之前，充分了解了中新两国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法律、体制规定。
中国的教授运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即可申请专利。获批后，国家还会给予申请者一定的补贴。对于新加坡的教授而言，专利申请的费用则昂贵不少。“除了申请费用外，他们维持专利权的费用更贵，这笔钱甚至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拖垮。”余龙提到，国外专家在各自供职机构研发的成果，需要经由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把关，申请费用多由单位担负。若要将其产业化，一方面要取得学校、机构的知识产权许可，一方面还要考量研发者本人在其中的占比。
余龙表态：“我们要尊重国际人才，就不能让他们在中国工作时，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在坚守各国法律底线的基础上，能为各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成为国际合作平台思考的着力点。在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从事燃料电池研究的曾少华教授，是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与中国国内企业合作，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双方各占一定股权比例。余龙指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良好合作的案例——各方都有利。”
当前，共有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穗设立了研发机构或开展长期合作，其中8位是自然科学领域，1位是经济学领域。合作单位包括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广药集团（2名）、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果产出的新平台：
“诺奖得主和珠江学者联合坐镇，前景可期”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验室在国内和国外各有一名主任管理日常事务。能够担任该职的两国专家，都是在本领域具有极高学术造诣的人物，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和珠江学者。周国富认为，高水平专家团队让国际合作平台颇具含金量，未来成果的产出值得期待。
周国富本人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201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BernardL.Feringa联合担任了分子科学与显示技术联合实验室的主任。据他透露，他们研制的电子纸，明年即可小批量投产。
“电子纸”显示技术不同于电视、iPad等现有的背光技术。它可借助自然光源显示影像，不仅节省了成本和能耗，还避免了伤眼和强光下发黑等问题，是全球电子及新材料技术研发的顶尖项目。
今年上半年，该项目取得新突破：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提速至3毫秒。这意味着电子纸上可以播放视频了。未来，研究团队不仅会把这一科技应用于手机屏幕和平板电脑屏幕，还将据此打造移动穿戴式电子设备。
目前，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已经建成了世界领先的材料研究、器件集成实验室及中试化平台。除了研发出世界领先的彩色动态电子纸显示材料与器件之外，该研究院还在有机功能材料、液晶高分子材料、气体传感器等方面有所深耕。学科领域涵盖化学、材料、器件、工艺、电子、光学及光电子，等等。
“国家国际合作基地获得了广东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包括国际合作部门、产学研会的支持。”周国富表示，通过这种支持和建设，他们得以有条件创造出世界前沿性的、国家重大需求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同时，也可以为广州、广东乃至全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服务。
合作平台的建设不仅催生了产品成果，还促进了中外高校教学成果的交流。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在创新平台国际化合作的运行机制中，核心是海内外学生和老师频繁地互动，乃至形成“联合培养”模式。该校与国外高校的青年老师，在互派访学的同时互相兼职。外方的专家在该校做特聘教授、兼职教授、荣誉教授，该校老师也在国外高校挂职。
广州市的创新创业环境，给了各领域、各地区人才充分施展技能的空间。据统计，现已建成了中国-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院、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万力中乌精细化工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塑料光电材料研究学科创新基地等平台，它们涵盖了装备制造重工业、新能源、高分子材料等领域。
【记者】陈思勤
【见习记者】李鹏程
【校对】杨远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