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谷子满，北寒鬼上床。十人九个疟，无人送药汤。”这是上世纪50年代广东的一首民谣，形容的是当时疟疾的猖獗。疟疾，这种寄生虫病在我国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据估算，广东每年约有200万—300万疟疾病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抗疟斗争，自2010年广东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病例后，全省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日前，广东已顺利通过省级消除疟疾终审评估。
广东是如何做到消除疟疾的？4月26日“全国疟疾日”前夕，记者找到了数名广东抗疟专家，听他们讲述本土抗疟的“广东故事”。
黄祺林
调研
以自己为“饵” 几年努力终寻得“元凶”
今年85岁的黄祺林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退休，他一直致力于广东防疟抗疟工作。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是不会血检疟原虫的。尤其是在基层，检查手段匮乏，不看厚血膜。研究发现厚片和薄片（疟疾筛查手段）的检出率相差20%，而当时很多医院只检查薄片，也就是说，有两成疟疾病人可能会被漏诊。”黄祺林回忆说。为了更好地防控疟疾，上世纪50年代，广东在从化、丰顺等地建了6个疟疾防治站。黄祺林一毕业就在疟疾防治站工作，今年84岁的叶来添1957年中专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从化疟疾防治站。他们和同伴一起，承担着疟疾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都是苦差事。黄祺林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广东疟疾疫情大规模爆发，“我们就去疟疾流行区蹲点，一蹲就是五六个月，进行调查研究和送药”。
虽然都知道疟疾是由蚊虫传播，但当时并不能确定哪种蚊虫是罪魁祸首。为了搞清楚，黄祺林和同事们好几年都在和蚊子“打交道”，白天研究解剖蚊子，晚上去抓蚊子。蚊子可不好抓，他们以身体为“饵”，待蚊虫一停留在露出来的手臂、小腿等部位时，就立即用口把它们吸进小管子里去。
“蹲点的地方都是村民们的牛棚、猪栏、茅房等地，又脏又臭，因为那里蚊子最多，一蹲就是一个通宵，每15分钟抓一次蚊子。”黄祺林说。
在黄祺林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广东的疟疾传播媒介报告出炉，确认了中华按蚊是广东平原地区的传疟媒介，微小按蚊是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大劣按蚊是海南岛山林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为此后的本地疟疾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叶来添 金羊网记者 周巍 摄
防治
制度不断完善 疟疾疫情得到控制
除了做调查研究，黄祺林和同伴们还给老乡们送药。送药不是把药发给村民就完事，而是要“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因为药太苦了，很多人会吐出来。所以，我们和当地医生们一起，送药给村民，还必须盯着他们吃下去。”一个疟疾病人要服药8天，每一次都得“盯着”。
黄祺林说，很多同伴在防疟过程中都感染了疟疾，“当时有过粗略统计，约10%的医生感染过疟疾”。
叶来添就是感染者之一。在防疟工作中，有一天他突然发烧不退，头晕乏力，验血发现感染了疟原虫，于是赶紧吃药治疗，幸好很快康复。“得了疟疾是很难受的，先冷后热再出大汗，热的时候很煎熬，冷的时候盖两床棉被都不行”。
血检发现疟原虫，如今看似简单的检查在当时却推进得不容易。叶来添回忆，1965年，首次在台山等地建立了7个疟疾血检站，对所有发烧病人都开展血检排查疟疾。“血检站相当于一个哨点医院，筛查出来的疟疾病人会立即得到专业治疗”。
随着血检站经验的成熟，广东逐步建立、完善了省、市、县（市、区）、乡镇四级医疗机构的“三热”病人疟疾血检、疟疾病例诊疗和管理、传疟媒介监测等制度，对及时发现、报告、处置可能存在的疟疾传染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广东疟疾疫情渐渐得到控制，疟疾防治工作也从原来的“广撒网”转向了对“重点人群”。哪些是重点人群？叶来添说：建筑工地、高发病率的村庄、流动性大的砍伐民工等，工作方法依然是送药到手和杀虫剂滞留喷洒灭蚊等。
“革命”
疫情一度“抬头” 新防疟经验推向非洲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疟疾发病一度有“抬头”趋势。黄祺林在《广东省1980—1987年疟疾流行状况》一文中写道：1980年-1987年，疟疾年平均发病率较解放初期下降了99.35%。然而，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常常出现疟疾暴发点。其中，深圳疟疾疫情严峻。据记载，1983年—1985年，深圳相继出现输入继发疫点261个，占同期全省疫点总数的79.1%，波及20多万人口。
“当时疟引发疟疾暴发，流行原因主要是外地传染源输入和聚集，加上临时工地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拥挤，防蚊灭蚊设施差，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给疟疾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良好条件。”黄祺林说。
1984年，深圳疟疾发病达到了建市以来的最高峰，报告病例7427例，年发病率高达1833.37人/10万。“当时深圳向全国公开招聘防疟专业人才，估计全国共有100多名专业人士迁移到深圳工作。”据黄祺林回忆，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和强调睡眠挂帐措施的推广，让深圳疟疾疫情得到了控制。“溴氰菊酯浸泡蚊帐”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老副所长李祖资发明的。
叶来添当时也长期在深圳做疟疾防控工作，在他看来，使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的防疟经验，“是抗疟工作的‘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1958年后的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滞留喷洒灭蚊”。
事实也证明，使用溴氰菊酯处理蚊帐防制疟疾媒介的方法效果明显，这一方法后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并向非洲各国疟疾防治中推广。
消灭
推进联防联控 8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
黄祺林和叶来添都认为，加强区域协作、推进联防联控是广东最终消除疟疾的重要举措。1990年，广东建立了“深东惠”灭疟联防区；同年，广东封开、怀集、连山县也与广西的邻县建立粤桂邻县联防。1992年，粤桂琼三省（区）疟疾联防建立，对流动人口疟疾开展联合管理。
“多地联防，多部门参与，信息互通，才能真正管理好流动人口疟疾和巩固抗疟成果，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各种传染病防控。”广东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专家林荣幸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抗疟，2010年，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后，广东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这是广东省疾病防控史上的又一伟大成就，凝聚了全省几代疟防人的艰苦奋斗历程。”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说。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指出，尽管广东实现了消除疟疾目标，但输入性疟疾病例引起的继发传播风险依然存在。2018年，全省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199例。
为了防止疟疾再传播，2016年，广东出台了《广东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年）》，该方案明确，广东将以口岸为单位，对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全部进行疟原虫血检或RDT筛查。此外，还将在口岸强化疟疾防治咨询服务，加强检验检疫机构与疾控机构合作，减少疟疾病例输入。
文/图 金羊网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梁宁 粤卫信（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