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民国34年11月8日报道。 受访者供图
《新潮汕报》民国34年10月27日报道截图。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桂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其曾经在革命年代先后作为蒋介石及周恩来的住所。
据《汕头市志》记载：民国14年（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入汕后，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曾驻于此楼。1925年4月27日，从广州处理黄埔校务返汕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莅汕头，寓桂园”。是日上午，右路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俄国顾问加伦赶到桂园，与蒋介石商讨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重大军事对策，是见证国民革命军东征的一处重要历史遗迹。
作为一座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对于汕头而言便只是如流星一般在留下一道闪光，此后便悄无声息了吗？这个疑问存在于分管文物工作的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郑鹤龄心中。为此，他便利用中午及周末的空闲时间，一头钻进图书馆及档案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月研究，郑鹤龄果然从“故纸堆”中，发现了更多关于桂园的历史材料。
发现1桂园曾是汕头接待首长处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将领如何应钦、罗卓英、张发奎、余汉谋等都曾来汕，时间集中在1945年10月和11月。他们休息的地方便是桂园，这在当时的民国报纸上都有公开报道。可以说，桂园在当时是汕头接待首长的处所，何应钦还带着美军将领一同入住，还在桂园召集当时汕头的党政军首长进行训示。这些将领来汕可以从某个角度反映汕头在当时的地位。”郑鹤龄说。
1945年10月27日，《新潮汕报》《光明日报》分别以《何总司令应钦乘飞机抵汕》《何总司令飞汕视察全市各界热烈欢迎》为标题报道何应钦26日来汕一事，在报道中，提到与何应钦一道来汕的有美军驻华作战司令官麦克鲁少将、美军驻华作战司令部处长史卡布上校，陆军总司令部秘书曾鸿图，第三处处长刘廉一，参谋陈桂华，江敬煦，刘文锦，在各界欢迎仪式后“由欧阳副总司令引导乘车巡游市区一周，所经市区，民众夹道欢迎，其热烈情形空前未有，嗣即车转公园路桂园休憩”。
《光明日报》于民国34年10月28日以《来汕任务完毕何总司令飞厦》为题继续报道此事，其中提到“何总司令前日（26日）下午四时召集本市党政军首长在桂园训示一切，闻何总司令曾指示今后对于敌伪问题之措置，应参照上海组织敌伪罪行调查委员会，以党政军法首长组织之，对敌伪问题之措置，敌伪产业之查封，均由此委员会主持之，而偶有派员调查事项，无妨由多数委员负责，以杜流弊，并云上海已行之有效。”
紧随着何应钦来汕的是当时的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光明日报》民国34年11月1日在《余长官今日离汕》中提到，余汉谋10月28日抵汕，11月1日离汕，离汕时“本市机关团体首长于上午八时集中在桂园欢送”。《光明日报》此后还报道了11月6日上午九时余汉谋抵汕，候机前往重庆，其中提到“长官仍下榻于桂园”，由此可以推断余汉谋曾经两次住在桂园。6日，余汉谋“中午十二时于桂园公讌本市各机关银行首长，同时作个别谈话”。
余汉谋等的是张发奎上将的飞机，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南行营主任兼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根据《光明日报》民国34年11月10日在《张主任发奎罗主席卓英乘机抵汕》报道中提到，与张发奎一同在9日上午抵达汕头的有粤省政府罗主席卓英，孙军长立人，练副军长惕生，李总司令玉堂，李处长汉冲等。“张将军罗主席等下机后，赴桂园休息，旋用午餐，午十二时五十分，张将军偕余司令长官汉谋，乘原机飞渝。罗主席则暂留汕视察云。”
历史上，何应钦作为二战时期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并主持日军受降；提出“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的张发奎则屡立战功，更在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时夺回南宁；罗卓英更是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平满纳会战等重大战役；余汉谋指挥两次粤北会战获胜也阻挡了侵粤日军北上的步伐。桂园也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发掘，而更能够佐证其在汕头的地位及历史价值，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标志之一。
发现2桂园主人与中山公园筹建有莫大关系
这一系列民国报纸的报道，都提到了桂园这处私人宅院，作为宅院的主人，民国时期汕头招商局经理、澄海人林桂园，又有怎样的经历？带着这个疑问，郑鹤龄又继续进行研究搜寻，沿着这个线索，他又发现了桂园在当时的另一处作用。
“在一份名为《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执行委员大会议决案》的民国档案中，发现了林桂园的名字。这份议决案的时间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13日下午2时，出席的委员名单中，第二位便是林桂园。而在推举常务委员七人时，林桂园也以得票数多当选；桂园，也在讨论中被定为公园办事处未修筑之前的临时办事处。可以说，林桂园此人及桂园这座建筑，都与中山公园的筹建有着莫大的关系。”郑鹤龄表示。
说来也巧，曾住在桂园的何应钦，由于民国15年（1926年）驻军汕头的缘故，于当年9月15日参加中山公园的奠基仪式，还与当时的汕头市市长范其务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得款数千元，在园内建筑一座园门和木桥。
发现3历史上或有正偏两座桂园
“对于桂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些未解之谜，比如说，历史上的桂园是否由两座组成？”在发掘出这些桂园前所未有的史料时，郑鹤龄也在报纸中发现一些令其疑惑的地方。
引发这个疑问的是《南潮日报（创刊号）》民国19年3月25日的一则广告，广告以“发财机会桂园（即桂馥堂）洋楼彩票”为噱头进行宣传，内容为“准期四月二十日开，头奖得正偏洋楼二座连地基百四十二井，二奖得大洋四千元，三奖得大洋二千元，四奖分二十票每票得大洋一百元，本市内地均有代售。”在这则广告中，以桂园洋楼为卖点，提到了“正偏洋楼”，那么桂园是否存在过正偏两栋，而现存的是正楼还是偏楼，这个便未能得知。
这一疑惑的来源还有一处，便是上文提到的余汉谋于民国34年11月6日中午在桂园公宴本市各机关银行首长，就现在桂园的格局来看，并没有一处地方能够举行这么一场容纳数十人的宴会。“说不定这场宴会是在桂园的另一座中举行，但是是否真的存在正偏两座桂园，仍需有待进一步研究。”郑鹤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