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外国翻译家与中国作家合影
第五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14日落下帷幕。在接下来的几天，汉学家们会到黔东南进行采风，了解他们眼里的多彩贵州。本报记者会进行持续报道。
经过两天讨论，记者了解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家其实都是中文的“骨灰级”爱好者。他们很多大学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有的父辈就是翻译家；还有人在大学里教授中文，或已经有20多年的翻译经历……
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文学在各国都是什么样的状况？
怀念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热”最鼎盛的时候。但没想到，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现象”级事件。
日本翻译家饭塚容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日本，中国文学被全面系统地进行过介绍。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在日本都有知名度。“老一代的日本读者，对中国作家是很熟悉的。”
匈牙利翻译家克拉拉也提及，曾经的中国文学在匈牙利是炙手可热的学科，而中国文化也风靡一时。“《金瓶梅》、《红楼梦》这些大部头的古典小说在匈牙利不止被翻译过一次，李白、杜甫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道德经》以匈牙利文字出版的，就有三个版本。”回忆起80年代，克拉拉有些遗憾。她的大学老师就是鲁迅研究者。“80年代末以前，中国文学翻译量很高。”
后来，社会发生巨变，匈牙利市场的需求不如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兄弟》，都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
中国文学仍“陌生”
“在《人民文学》的帮助下，基本上能够有一些作品了。现在每年能出两期杂志，书只有四五本。”意大利翻译家李莎说，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文学桥梁并不算宽阔。
旅居巴黎的傅杰做着双语互翻的工作，她介绍，尽管法国是非常喜欢翻译作品的国家，中文作品仅占翻译文学的1%。但相较起来，法国在世界上仍是很强势的中文研究者。
“在巴黎有专门的中文书店，一家叫凤凰书店，是法国人办的；一家叫友丰书店，是柬埔寨华侨办的。阅读中文原文也是非常方便。” 傅杰说。
林雅静在俄罗斯做大学老师，教授中文。“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是阳春白雪，很多人怕看不懂，觉得文化差异很大。”她介绍，连文学家和评论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都不知道，只是读过几部小说而已。
“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在国内有自己的读者，不太愿意进入国际市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也是出于无知。”林雅静认为，目前在俄罗斯出版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专门的出版社，汉学家出版汉学家读。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翻译家的困境
对翻译者而言，翻译作品在经济上往往得不偿失。所以进行翻译的往往是教职人员。
饭塚容说，翻译大作家的作品、找大的出版社出版，一本书的翻译费可能够在东京生活两个月。“更多的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到，甚至要自己倒贴钱。”
在德国，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翻译一本书花费1万5千欧元并不少见，但是往往只能卖出3千册。”奥地利翻译家科内莉亚说，这导致中文翻译成德文的成本太高了。
郝幕天从事翻译26年，她说自己必须兼顾爱好和生活两方面，“费用不够的作品我也没办法翻译，我需要生活。”
除了经济原因，中国作家的整体知名度也亟待提高。“国际文学市场其实就是被几个大腕支撑，他们跨越各种文化边界找到读者，他们名扬四海，成为品牌。他们可能是一个人，例如村上春树，也可能是一群人，如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们。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品牌。”科内莉亚说。
“汉学家”肩负重任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说，“汉学家对我来说已经有颠覆性的认识，这是和文学翻译联系起来的。不管翻译过多少作品，你们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跟过去汉学家概念完全不同。”
“以前我国是本土翻译，走不出国门去。经过四十年的演化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不光是翻译的问题，还有传播的问题。有几个读者知道意义不大。”阎晶明说，希望汉学家把更多的代表性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读到，“希望中国文学很自然很舒服地和国际、世界接触。”
编辑：何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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