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挖掘机将桥墩一一铲起。
如今桥墩挪离原址沙石掩盖。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对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进行狂轰滥炸后，在加茂河畔建立军事据点并大量征集民工开路、架桥，期间劫掠、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作为日军侵琼罪行的铁证，矗立在加茂河中的一个个桥墩半个世纪以来默然肃立，似乎一直静静地向世人昭示着那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就在12月18日，这些桥墩却被南茂居职工铲除挪离，这也是加茂境内最后仅存的一处日军侵琼罪证类遗迹。
“毁灭一个遗迹，就少了一个历史见证。”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忧心地表示，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够亡羊补牢，对这一日军侵琼物证开展抢救性保护。
日军强征村民修路架桥
每当回忆起那年春天，90岁的黄开汉老人耳边依旧回荡着隆隆的炮弹声和飞机的轰鸣声。1940年春天的一个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次年侵占了加茂镇并在加茂河畔建立起据点。“为了尽早开通藤桥通向县城的桥梁和公路，日军在附近十多个村庄挨家挨户征集民工修路架桥，就连刚刚断奶的小孩子也不放过。”加茂镇什杏村村民黄开汉回忆，1942年，年仅15岁的他被抓去，负责在加茂河河床上修建桥梁。
每天天刚亮，黄开汉和村民们就得准时来到河边干活，没有休息时间。“日军要我们挨个沉下水捞泥沙，如果一次捞不够两竹筐的话，就要被抓去罚做‘四脚牛’。”黄开汉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所谓“四脚牛”就是让人学着动物的样子，四肢着地，地上则有一把带刺刀的长枪正对着人的肚子，只要手一没劲儿，尖刀就会刺穿肚子。
由于活多人少，每个村每轮又必须派出5名劳工，这让许多稚嫩孩童不得不代替生病或年迈的父母应征劳工。可小孩子干不动活怎么办?“日军会故意用捕鱼的导电棒来电击这些孩子，看着他们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时，还大声嘲笑……”年迈的黄开汉老人对许多事情的记忆都模糊了，可对于“坏到极点”的日军面孔，如今却依旧记忆犹新。
“坏到极点”的日军，当然不会放过那些被抓的妇女。“他们从劳工中挑中长得好看的年轻姑娘，直接拉到桥墩边进行强暴，之后被强暴的姑娘还得继续干活。”陈厚志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劳工们逃跑，日军在河道下游拉起一道电网，已故的“慰安妇”受害者陈金玉阿婆当年被日军强暴后，趁傍晚天黑时从水底游泳逃回了家，第二天便被日军抓了回来，遭到更为残酷的“惩罚”。
陪同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奔走多年的陈厚志坦言，在修建加茂桥的这一年时间里，根本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老幼妇孺受到了日军的迫害与虐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的亲历者相继离世。
居民为引水将桥墩挖出挪走
长约60多米、宽约3米的加茂桥于1943年修建完成，此后两年里也成了日军从藤桥向保亭县城输送军事物资的重要通道。1985年，一场洪水将这座加茂桥桥面冲毁，仅留下几个桥墩孤单单地矗立在河面。次年，原南茂农场(现为南茂居)出资在加茂河上重新架起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大桥。“由于之前保护意识强，一大批纪录侵琼日军罪行的重要遗迹遭到毁坏，也让这几处桥墩成了加茂镇境内的最后一处二战时期罪证类遗迹。
可就在12月18日，这处日军侵琼最生动的证据之一，却被南茂居的职工们用挖掘机尽数铲除。“我们有四五千人要喝水呀，农场(南茂居)的水井没水，只能把这些桥墩移过去当成临时水坝，达到抬高水位的目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挖出这些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桥墩时，南茂居相关负责人黄延泽称，他们只是将这些桥墩移到别处而已，并不算是毁坏遗迹。
记者19日下午在加茂河畔看到，几处桥墩从水中挖出后，被移至离原址约五十米外，被泥沙完全掩盖后堆成了一座临时水坝。随后，记者联系到保亭县博物馆馆长陈玉林，他表示,类似的侵华日军罪行遗迹在省内还有很多，所以并没有将其纳入文物保护对象，目前也暂时不会针对此事作出相应对策。
“作为日军侵琼罪行的铁证，怎么能轻易挖掘且挪动呢?如今‘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们虽然已相继离世，但她们的后代仍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保护这些遗迹，就是为了让这铁一般的事实展示在全世界面前，让否定日军侵华罪行的人难以抵赖。”陈厚志坦言，好在这些桥墩挖出后还没有被销毁，他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尽快对这一侵华物证开展抢救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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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在志愿者陈厚志等人的帮助下，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黄玉凤、谭玉莲、谭亚洞、邓玉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前往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经过长达8年多的诉讼，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随着黄有良老人于今年8月12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至此赴日诉讼的8名海南“慰安妇”原告均含恨逝世。
其中，陈金玉、黄玉凤来自保亭加茂地区。而据陈厚志多年以来的调查显示，加茂地区至少有55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曾被日军强迫做过“慰安妇”，不愿透露信息及身份的受害者更是难以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