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峰口之战中，半小时内杀死12名日军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上士（右）与来访的北平人民自卫会会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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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当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入华北的时候，中国军队进行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古老的长城见证了中国军民殊死抵抗外侮的悲壮。
虽然由于当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指挥失当和对日妥协态度，长城抗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进犯，但这次抗战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其侵华时间。长城抗战，彰显了广大官兵大无畏的爱国牺牲精神，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1933年1月被日军炸毁的山海关南门。
榆关拒敌，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其后，日本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公然声称：“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并声称，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是“满洲国”界。
此时，作为长城重要关隘之一，背山临海、地势险要的山海关，被日本看成是控制满蒙的支点，是“稳定满洲”、进而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新起点。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日本利用这个条约，逐步在山海关周围进驻了武装力量。
山海关，又称榆关。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加紧控制山海关，日军对何柱国多次威逼利诱，策动何柱国脱离张学良，实行“独立自治”，何柱国不予理睬。1932年12月8日，关东军为逼迫何柱国就范，炮击山海关。借何柱国出面交涉之机，再度要求他取缔排日抗日活动实行自治，仍未得逞。
日军诱降不成，于1933年元旦制造事端，就这样，日军入侵山海关的榆关事件爆发。
当时，驻山海关日军守备队先向南关外中国步哨射击，却反诬中国军队首先开枪。1月2日晨，日军向中方提出撤退南关及城上守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军队。何柱国为避免事态扩大，答应南关暂由日方警戒，等调查真相后再交涉解决。日军得寸进尺，竟要求开放南门，何柱国断然拒绝。
眼看局势吃紧，何柱国下令城内军民赶修工事，准备与日军战斗。没想到，2日上午，日军便向中国守军发起猛烈攻击，以炮兵火力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山海关城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等处轰击，空中还有日军飞机轰炸。激战一日，日军进攻被击退。当晚，日军从东北调来第八师团铃木旅团增援。
次日上午10时，日军重新发动攻击，由铃木旅团担任主攻，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城南猛攻。中国军队英勇还击，战况激烈。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均为日军所占，经反击复被夺回。下午，日军坦克掩护步兵攻南门，南门中国守军向城里撤退，与日军展开巷战肉搏，经过殊死搏斗，中国军队官兵伤亡惨重，榆关失陷。
榆关抗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我国军队打响了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的第一枪。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以不足1个团的兵力毙敌400余人，表现了广大东北军将士可贵的爱国热情。他们的抵抗，虽因国民党政府未予支援，陷于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而最后失败的境地，但是他们英勇抗击日军的行为，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热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扬。”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冉世民表示。
榆关大战后，日军放弃了由山海关进关的战略，改道由热河进关。
1933年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密发准备进攻热河的命令。随后，日军调动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迫宣称：如日军进攻热河，将决予抵抗。2月中旬，蒋介石派宋子文、何应钦等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热方略，并拟定了保热初步计划。
虽然计划已拟定，但国民党对日的所谓抵抗，大多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上对热河的防务一直没有做像样的准备。当日军加紧集结准备攻热之时，蒋介石也正在调动兵力部署围攻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虐，仍然是幻想国联对其进行“制裁”。当时热河各军不下十几万，但不能统一协同，工事构筑、兵力配署马虎从事，弹药供应和粮秣筹措无人问津。
2月21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3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热河守军不战自溃。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从热河境内溃败的中国军队退至长城各隘口据险固守。
热河失守，全国哗然。
第二十九军在罗文峪与日军激战。
古北口之战：“激战中的激战”
冀热两省交界的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构筑着中国古老的长城，自山海关西至独石口段约1100公里的长城上共有隘口100多处。由山海关向西，主要隘口有：九门口、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冷口、董家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居庸关、独石口等。这些隘口处处险要，易守难攻，是沟通长城内外的必经之路，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便加紧分兵进犯长城各口，华北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形势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军民的抗日怒涛再次涌起，国民党当局遭到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大公报》愤然指出：热河失守，“在日不啻游行，在我直同向导，古今中外无此怪剧”。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对北方战事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和部署，并调中央军开赴古北口御敌。3月上旬，长城内外集结了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晋军等几十万军队，血战一触即发。
长城抗战的主战场包括东线的冷口、中线的喜峰口和西线的古北口。其间，中国军队以有我无敌的气概，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日军各路进攻的部队相继受挫，中国军队在某些局部战场还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喜峰口之战令日军“遭受60年未有之侮辱”，古北口之战被称为“激战中的激战”。
3月9日，日军进犯喜峰口。10日战况尤为激烈。日军以装甲车为掩护进行猛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官兵沉着应战，数次肉搏，敌人死伤甚众，终未得逞。激战中，三十七师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腿部负伤，但仍指挥战斗，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日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
为了避开日军武器精良之长，中方决定采取近战、夜战战术。11日夜，赵登禹、佟泽光两旅长各率一支轻装部队，携带大刀和手榴弹绕敌侧背，趁敌人酣睡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日军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至14日，攻击喜峰口正面的日军，于上午10时撤退。这次战役掳获日军轻便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步枪6477支、手枪2340支、机枪36挺、飞机1架。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棒击，致使他们哀叹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古北口是敌人进攻的重点。3月10日，日军对古北口也发动了攻击。驻防古北口的原为东北军一一二师张廷枢部，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奉命前往增援。11日拂晓，日军以飞机、炮火掩护其步兵进攻，占领将军楼高地及古北口关口，并向中方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中方驻守该地的一四五团受日军两翼包围，伤亡惨重，而占领将军楼的日军又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潮河支流。
关麟征当即决定，由他率第七十五旅一四九团主力，强占古北口东关潮河支流北岸高地，以稳定阵地。行进中遭日军伏击，关麟征被手榴弹炸伤，仍指挥奋进，双方短兵相接，经过肉搏，中国守军终将该地占领。12日，日军复以重炮和飞机向中方一四五团进击，遭中方还击，战况极为惨烈，日军3次进攻，均被击退。
自3月10日开战以来，古北口之战历时3昼夜，日军死伤不下2000人。古北口之战是日军遭到的又一次顽强抵抗，以致日军不得不承认这是“激战中之激战”。
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英勇杀敌，进行了殊死抗争。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中国军队未及时调整防线，也未及时派出增援部队，从而使投入的兵力处于劣势。再加上日军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及飞机、大炮的有力配合，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中国守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到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强渡滦河，进袭滦西，侵占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地，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胁。察东方面，日军由赤峰出发，于4月29日侵占多伦。
在这种情况下，5月31日，日蒋双方代表秘密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之线以西以南。
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
《塘沽协定》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华北、灭亡中国的贪婪野心，也显示了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屈辱妥协的面目。该协定是继袁世凯所订“二十一条”后最为典型的丧权辱国条约之一。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剥夺了中国在冀东地区的驻兵权，为此后日军在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
虽然长城抗战以签订屈辱条约收场，但在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英雄壮举和坚强意志得到了充分彰显。
长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一再发出号召，如日军侵占热河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的错误做法，宣布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重申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燃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怒火，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在日军准备发动对长城各要隘进攻之时，上海30多个民众团体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北平工、农、商、学、妇等群众团体要求蒋介石督师抗日。
长城抗战期间，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给予中国军队大力支援，并组织各种团体赴前线慰问官兵，这对正在奋勇抗战的爱国官兵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在为支援长城抗战捐款的过程中，为购买“唐山号”救国飞机而进行的募捐活动曾轰动一时。1933年1月26日，国民党唐山市党部发布了《劝同胞节衣俭食捐购救国飞机书》。尽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令人民失望与愤慨，但广大群众还是对捐购救国飞机给予了积极响应。天津《益世报》曾以《人心不死于斯可见——捐款救国》为题，报道了唐山一名12岁儿童和49名盲人为购买救国飞机捐款的事迹。
除捐款、捐物外，人们还以其他方式积极支援长城抗战。
迁安地处长城脚下，在日军进逼长城之际，当地立即组织抗日自卫团，配合二十九军作战。此举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迁安西部的团汀、彭庄、路庄、汉儿庄一带以及遵化罗文峪等地的群众，不分昼夜地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全力投入战前准备。其中，路庄村两个月间，在坚硬的山梁上挖成宽2.3米、深1.7米的战壕1.5公里；全村卸下门板150多块，砍倒大量栗子树，用以修建掩体。有的农民火线参军，直接参加战斗。有的村民不惧危险给前沿部队送水送饭、抬运伤员。
人民群众对长城抗战的无私支援，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官兵的士气。他们奋勇苦战80多天，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延缓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进程，振奋了全国的人心。长城抗战虽然最终失败，但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广大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英勇表现和坚强意志，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支持抗战播下了火种。（记者周聪聪）
图片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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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大刀精神”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抗战歌曲中，由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不知激励了多少抗日勇士驰骋沙场英勇杀敌。如今，这首歌曲仍被传唱，扬声海内外。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曲的诞生，与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和长城抗战中的喜峰口大捷息息相关。
抗战初期，提起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全国可谓如雷贯耳。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西北军用的大刀，都是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十分利于劈杀，在长城抗战夜袭日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3月，宋哲元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高呼着：“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手起刀落处，日军尸横遍野。在激烈的交战中，喜峰口多次易手，二十九军伤亡很大。后来，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等人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后，决定智取，以夜袭方式分左右两翼突袭日军。趁日军酣睡之际，大刀队的勇士们怀着报国雪耻的民族仇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大刀横砍直劈。
二十九军的胜利和大刀队的英雄事迹顿时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当时担任“上海歌咏界战时服务团”领导者之一的作曲家麦新，连夜谱写了高亢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它的副题为“献给29军大刀队”，以鼓舞“29军的弟兄们”坚持抗战。后来，随着它雄壮的旋律响彻全国军队和民众之中，“29军的弟兄们”便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八十多年过去了，战士们手举大刀奋力厮杀的形象，已经固化为人们心中抗战英雄的经典形象，而“大刀精神”也成为团结统一、英勇无畏这一民族精神的高度浓缩，喜峰口的大刀之战，也已经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升华为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力量的象征。（整理/记者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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