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伍里川（江苏）
未投入一分钱，时任咸阳车管所副所长的曹伟就成了优可考场的合伙人，负责打招呼、疏通关系，一年多的时间里，该考场收取了1400余万元“保过费”，这位副所长分得“利润”500万元。
曹伟此举就是事实上的“权力入股”。这条消息再次告诉我们，“权力入股”是腐败源头之一，也是腐败链条中最隐晦的“主链”。腐败者必受严惩自不必多说。问题是，在最严驾考的背景下，他们何以做到，催人深思。
据报道，自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优可考场共计收取“保过费”近1400余万元。在此期间，曹伟分11次收受李某考场“利润”500万元。考虑到考场一年的承包费一年就有600万元，显而易见，黑色“利润”的大头由“权力合伙人”占有。权力分肥，吃相难看，但在利益链上，又合乎“规则”，因为“保过”能否算数，“保过费”能否“芝麻开门”，全由“权力合伙人”掌控。
也就是说，所有参与合作者，不管你是考官、驾校负责人、软件公司、考场检查人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不管你为“保过”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曹副所长。监管者的长袖善舞，遮掩了秘密，做大了“生意”。
这场权威考场上的驾考，由此沦陷；此中所有监管环节，皆告失守。猫鼠合谋的结果，是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法律法规遭到可怕的挑衅。报道没有提及这起包括内部窝案在内的腐败案是如何被揭破的，但显然，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再次说明深化驾考改革，压制垄断空间，斩断权力干预之手的迫在眉睫——这才是这一案件最有“价值”的地方。
2016年4月1日起，《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和《关于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正式实施。这标志着驾考改革如期落地，小汽车自学直考、自主约考、异地考试办证、放宽残疾人学车考证等措施正式施行。此后，“最严驾考”声名传遍考场，为此还有专家出来好言疏导考生的畏惧心理。
最严驾考的改革属性非常抢眼，这场改革带来的诸多好处不言而喻。但前述案件发生于最严驾考之后，最严驾考反而“刺激”出“最易过驾考”的事实，则带来强烈警示。
客观而论，驾考改革之前，多地发生过车管所腐败窝案，驾考改革之后，这样的案例少了许多。但曹伟案更为隐蔽、手段更为“巧妙”。例如，先与陕西优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签订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然后再寻找信得过的合伙人，让李某成为优可考场的实际经营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风险。
去年《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发现，驾考难度升级的同时，个别“神通广大”的驾校考场却暗地里为考生提供包过服务，只要花费数千元，就能在考试现场提供“技术支持”，大玩潜规则牟取利益。
驾考改革趋严之目的，在于严格考核程序，提高驾驶员的水平。实际上对驾校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样的正向意义令人期待，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越是难过越想过、越想走捷径的“反向刺激”。
相关信息作出提醒：既然暗箱操作仍有很大空间和“自由度”，则驾考改革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毫无疑问，驾考改革现在到了在监管领域出招、亡羊补牢的时候了。尤其应当指向：进一步实行审批制度改革和公开透明的监管，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待到水清鱼乐，“自助约考”才会真正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车方式，那种“有门路驾校”“有门路考场”才会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