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长城，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样子。
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也是苦苦追寻的精神寄托。
对于曾在长城上抵御外侮的先辈来说，长城是家国，是他们抛洒热血的战场，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
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阅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
●长城脚下是家乡
金山岭长城云海美如画。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长城是“回家的方向”
2020年9月17日，金山岭。
天气晴好无风，是航拍好时机。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的航拍摄影师周杰，要在这天和同事做一场视频直播，为观众介绍金山岭长城将军楼段独特的防御体系。
“我是金山岭第一个用‘上帝视角’看长城的人。”周杰一边调整无人机镜头的角度，一边用带着些许炫耀的语气问记者，“你知道那感觉有多奇妙吗？”
金山岭，位于滦平县巴克什营镇二道梁子村，1998年周杰出生的时候，这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长城旅游目的地。坐在周杰家老屋的炕头，就能看到山脊上的长城敌楼。
“小时候长城对我来说是玩伴。孩子们放了学没事，就到山上的楼子里面去。那时候没多少游人，敌楼里黑咕隆咚的，还挺吓人。”爬着长城长大的周杰，那时候的梦想是“要走出去”。
18岁时，周杰去了120多公里外的北京。2009年京承高速全线贯通之后，从二道梁子村到北京城，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跟崇山峻岭包围着的小山村比起来，大都市就是另一个世界。
“一开始在一个传媒公司干，跟着师傅学摄影摄像，也干舞台布置等各种杂活。”周杰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通州的时候，有一天看到马路边上的一条隔离墙，“一个豁口一个豁口那种，突然就想起长城上的垛口墙了。那一刻就想，或许我的人生方向还是在长城脚下。”
2020年4月，金山岭长城管理处招聘航拍摄影师，周杰决定回家来，给长城拍视频。
随着螺旋桨“嗡嗡”的低鸣声，周杰操控的无人机拔地而起，操作平台里的视野一下子越上头顶。整段长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将军楼是保存最完整的长城指挥系统。根据史料记载，我们推断戚继光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也在将军楼接待过朝廷来视察的重要官员。”无人机飞越砖垛口下的戚继光塑像时，直播主持人介绍。
这样的视角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直播刚一开始，网友的提问就一条接一条。
“长城上能驻兵吗？”
“就这么一道墙，怎么防得住？”
周杰把镜头拉向将军楼，这是一座二层空心敌台，一层是券室和箭窗，二层是铺房。比较独特的是，敌楼后方还有一座类似北方民居的建筑，这是指挥作战的军官办公休息的地方。
“不要小瞧长城的防御能力，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在这里要想攻上将军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至少要攻破四道防线。”主持人讲解的有些知识，连周杰也是第一次听到。
“将军楼直接向北伸出一段支墙，这也是长城线上比较独特的设计。支墙可以与东西两侧的长城主线形成包围圈，夹击来犯之敌。”同事提醒周杰将镜头推到支墙上，“支墙往上靠近将军楼的部分还有一段挡马墙，将军楼一层之下还有月墙，这是支墙后的第三道防线了。”
周杰自小在长城上玩耍，但从没有系统研究过长城的构建，同事的专业介绍，也勾起了他的兴趣。他操作着无人机上下翻飞，闪转腾挪，从各个角度配合讲解。
这场无人机视频直播持续了15分钟，直播间里的问题一直不断，连周杰都觉得意犹未尽。
“这些墙、这些楼，小时候都爬过、都摸过，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像盲人摸象。现在用专业的视角一看，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找到了个人技能与长城最好的结合点，周杰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事实上，河北长城脚下的许多村庄，都处在深山或林草交界带，曾经是贫困发生最集中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城旅游资源被陆续开发，越来越多像金山岭长城一样的长城段落，成为周边村庄发展旅游业的资源。在河北长城沿线走访过程中，记者见到无数像周杰这样曾经远离家乡，最终又被长城召唤回来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长城是什么？
“长城是回家的方向，是咱们的根。别管飘到过哪里，最终还是要在这里扎根。”周杰抬起头，透过农家院宽大的玻璃窗，看着落日余晖中的小金山楼说。
农民摄影家周万萍。
>>长城是“梦想的方向”
“如果没有长城，我或许还在哪个工地上背砖呢！”
2020年9月18日，见到周万萍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带着几位摄影师刚刚从长城上下来。
摄影爱好者是金山岭长城游客中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常年以金山岭长城为创作对象，有人每个月都要来几次，还有的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周万萍的家就在金山岭脚下，那里也是很多摄影界的朋友们落脚的“基地”。
尽管周万萍一直坚称自己“是个农民”，但不少摄影爱好者都习惯叫周万萍“老师”。虽然少年时因一场意外触电事故左腿及右手致残，但在长城摄影界，周万萍成名已久。
周万萍是最早尝试用镜头记录这段长城的当地人之一。
“这台‘海鸥120’是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给长城背砖赚来的。”周万萍从书桌上拿起一台老式照相机，小心捧在手里。
早年，二道梁子村村民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地为生。周万萍家有八口人，只有两亩地。一年忙到头，地里的收入只够供一家人吃饭。读初中时，他第一次在学校见到照相机，也是从那天开始，他下定决心，将来等自己有钱了也要买一台那样的照相机。
1980年，15岁的周万萍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帮父母种地。其后，相关部门开始对金山岭长城的破损地段进行维修。农闲时，村里很多壮劳力都去工地背砖头。
一块砖重12公斤，从山脚下背到长城上，能赚一角钱。买相机的念头，成了周万萍背砖的动力。
整整攒了一年，他揣着背砖赚到的40元，兴冲冲地来到镇上一家照相馆。软磨硬泡了很久，老板才答应卖给他一台“海鸥120”照相机。
长城雄伟壮丽的风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周万萍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摄影名家，这让他如获至宝。每每有摄影师到长城上，他就跟着人家跑前跑后，问这问那，从专业摄影师们一点一滴的点拨中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
1986年，为了偿还欠下的胶卷钱，周万萍开始在长城上给游客拍照赚钱，业余时间自己琢磨着拍些风光片。
或许是因为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周万萍的长城摄影一入门就显示出极高的品位。
在周万萍的镜头里，长城具有特别的神韵，或巍峨挺拔，或气势凌云，或苍凉雄健，无不给人深深的震撼。
有一次，天降暴雨。按照周万萍的经验，雨后一般都能出好片子。爬到半山腰，大雾过来了，周万萍赶紧拿出相机拍了一组照片，画面中云雾缭绕，长城像一条龙在天际间翻滚。
周万萍将这张照片寄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赛组委会，结果，他的作品从90个国家参赛的四万九千张照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
2020年9月19日，离周万萍家不远的“海军农家院”，迎来北京一家公司搞团建活动的40多位客人，21间客房全部住满。
“如果不是长城，我可能还是巴克什营镇上的一个汽车修理工。”
吃晚饭的时候，老板周海军特意打开电视机，上面循环播放着他最得意的作品片段——这些用延时摄影手法拍摄的金山岭长城，经常登上央视和各大视频网站。
“我是金山岭长城最早搞延时摄影的人之一。”周海军说。
20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后的周海军进装修队，当修车工，做了不少行当。2000年，眼看着来长城的人多起来，周海军有了新想法：开个农家院。从简单的板床通铺，到单独的床位、单独的卫生间，农家院的条件不断提升。
周海军又成了金山岭最早搞农家院的人之一。如今，全村90%的村民都搞起了农家院，生意还不错。
身份的转变，在周海军看来并不突兀。
“因为住客好多都是摄影师，2009年我就开始接触和学习摄影。2012年有一个纪录片摄制组住在我家，提出需要一段延时摄影素材，他们把任务交给了我。”周海军说，延时摄影需要技术和设备，更需要的是时间。一组延时摄影作品，至少需要250张照片，“有时候为了拍云海，需要在长城上蹲好几天。”
周万萍、周海军、周广山……在金山岭，有着一个农民摄影家群体。
“长城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面对记者的提问，周万萍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本书。那是周万萍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还借了十几万外债，出版的一部摄影集，名字叫——《我的家乡》。
“如果没有长城，我们可能在打工、种地。放下锄头，拿起相机，是长城实现了我们的梦想，改变了大家的人生轨迹。”周万萍说。
2007年7月11日，长城调查队员李子春在张家口赤城三岔口村，跟孩子合影。李子春供图
>>在长城找到“心灵归宿”
北纬41°19′3.9″，东经115°38′65″。
海拔高度1667米。
2013年中秋前夜，月光沐浴下的独石口长城上，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找到了心之所向。
“那天我在长城上露宿了一晚，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李沐心身材瘦高，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头向后梳起的鬈发，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人。
李沐心也的确喜爱诗歌和散文，性格恬淡，向往浪漫和自由。琐碎刻板的现实跟诗与远方的差距，曾让他一度十分迷茫。
2013年，赤城民间长城爱好者明晓东以个人名义，在当地博物馆举办“赤城长城摄影展”，其间，跟李沐心聊起徒步行走长城的故事。
第一次行走长城时，明晓东和同伴迷路了，最终还是在深山老林里找到了长城，才找到了方向。
明晓东告诉李沐心，有了长城，便不会迷路。后半辈子要认真研究长城了，人生也不会再迷茫。
“在长城上能找到人生之路”，明晓东的一句话点醒了李沐心。这一年的中秋前一天，李沐心一个人爬上了独石口长城。
从高空俯视独石口长城的形制，就像一只尖角，三面孤悬，“角突”塞外。它身处燕山余脉那条高山走廊的尽头，由此向北10多公里，即是一马平川的草原。
这里是元代望云驿道由草原进入山地的隘口，也是明朝的“肩颈之地”——明中期曾统理北部边防的翁万达在《请城北路内塞疏》中指出：“国之后门犹人之肩背，养其肩背以卫其腹心……又以独石、马营、永宁、四海冶之间，素称险峻，朵颜支部巢处其外，尚能为我藩篱”。
但这已然是500年前的形势。
“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和空间的高度上，去回望和俯视它，才能感到丝丝冷峻。”李沐心说，曾经有一位长城专家推心置腹地嘱咐他，独石口长城在明代宣府长城防御系统中作用极为重要，“扼边地咽喉，控长城内外，交通和军事地位甲于诸路。”
但是如今的独石口，在景点众多的河北段长城中，仍鲜为人知。相比游人如织的山海关、金山岭，偏僻的独石口显得有些寂寞。
“这可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吧，独石口作为曾经显赫一时的长城要塞，其后虽一度颓废，但历史文化价值依然不菲——长城，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李沐心说，“这就如同豪情万丈的年轻人，总要在成长中回归平凡，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独石口那样，平凡的坚守就是一种非凡。在那个中秋之夜，我在长城的怀抱中想明白了这一点。”
事实上，独石口长城最吸引人的地方，除去独特的“凸”字形走向之外，就数粗犷质朴的扦插石垒建造技法了。
修建长城一般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就地取材。张家口的长城90%以上是扦插石垒长城。所谓扦插石垒，就是纯粹用石头片砌起来的，既不包砖，也不加糯米和白灰之类的传统黏合剂。
独石口长城的墙体一般高是4-6米，底宽为4米左右，顶宽最窄的地方仅有30厘米。或因战争破坏，或因风雨侵蚀，历经数百年的城墙有的已经倒塌。但坍塌下来的长城墙体，只是改变了它们彼此的结构顺序，却依然和站立的长城一道，坚强蜿蜒在崇山峻岭之巅。
“现在想一想，长城再雄伟，也是由这一块块的条石垒砌而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样一块条石，在历史烟火和岁月风尘中学会坚强，善于协作，才能有所作为，这是长城给我的人生启迪。”李沐心说。
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对赤城现存的长城段落开展研究、保护，对其文化进行推广。“做一块长城的条石”，是他的使命。
●长城之上是家国
2021年6月11日 河北金山岭长城开展保护修缮施工。 新华社发（王立群 摄）
>>具体的家国
2012年，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现属海港区）板厂峪村。
一场大雨冲倒了25米明长城，显露出一通刻有“三屯营当中军守备许大成”巡视长城的记事碑。
板厂峪村民许国华听到消息后飞奔而来，捧着石碑反复端详。让他兴奋的，不仅仅是这块碑的文物价值，更是碑文上“许大成”这个名字。
2009年春，当时的抚宁县长城沿线发现大量古墓，一些古墓旁的石碑上，隐隐可见镌刻的“祖籍浙江金华府义乌县”字样。
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了解到，400余年前的明隆庆年间，在这一带戍守、修筑长城的，是一群来自浙江的义乌兵。此后，这些义乌兵后裔聚居的地方，形成了散落在长城沿线的“义乌村”。在今天秦皇岛境内的明长城沿线，有158个自然村里有驻守长城的后裔聚居——义乌村百姓口口相传故乡是“金华府易武县”，就连那些故去的人，也留下一座座面向东南的坟茔。
2010年夏，在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的邀请下，秦皇岛市董家口、城子峪、板厂峪的义乌籍长城后裔到义乌寻根、探亲。祖辈口口相传的很多祖先名讳，竟真的在义乌当地族谱中得到查证。
“村里老辈儿人都说，我们也是义乌兵后代。”这让许国华不禁生出一些淡淡的向往。如今，这通长城里冲出来的石碑，会不会真的与自己有些渊源？
许国华马上联系了千里之外的义乌方面。很快，消息传来，据浙江义乌市许宅村许氏家谱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年），许氏族人许大洪带着两个儿子许伟继、许伟纯来到蓟镇。许大洪在三屯营当中军守备，后调义院口任游击将军，镇守义院口关。
最终，经考证，板厂峪碑文上写明的“许大成”就是“许大洪”，许国华和板厂峪的许氏乡亲找到了自己的祖先——他们因长城而来，因长城而落地生根，又因长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根脉。
在长城脚下长大的许国华，本来就对长城有特殊的感情。20年前，曾经是“煤老板”的他，关掉煤矿当起了长城保护员，在长城脚下发现了石雷、石炮和沉睡数百年的长城窑址群。他投资建设板厂峪长城景区，自费建起一座展馆，并把收集自民间的长城防御兵器、火铳、长城文字砖、记事碑等1300多件文物，交由文物部门指导和管理。
“那时候想得挺简单，觉得长城就是自己生长的家。现在，长城对我来说就不单是家的概念了，我们祖先从义乌到这里来为的是修长城、守长城，是为国戍边。这特别明白地说明了，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国家国，对我们来说，一具体，就是长城。”许国华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沿着先祖的脚步，在守护长城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把义乌兵带到长城边的，又是谁呢？
2020年10月22日，迁西。
在许大洪曾经担任中军守备的三屯营镇，镇边的三岔路口矗立着一座塑像，他身披战袍，左手拿剑鞘，右手长剑直指前方，似乎在指挥着千军万马。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
“大家对戚继光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抗倭英雄这一点上，实际上，戚继光不仅是一名军事家，还是一位建筑大师。明代蓟镇长城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戚继光居功至伟。”原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现唐山市文物古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子春说。
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在与俞大猷、谭纶等人消灭南部倭寇之后，戚继光被朝廷调往蓟镇练兵。次年秋，他又受命担任蓟镇总兵官。
这一时期戚继光抓练兵，修边墙，并重修三屯营镇府城。
据李子春考证，戚继光曾在三屯营镇守16年，为防御蒙古诸部的袭击，他首先在此修补长城，又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镇府。重修后的三屯营镇府城固若金汤，可谓全镇塞垣之典范。
历经400余年的岁月洗礼，如今三屯营城已难觅踪迹，只有戚继光撰写的《重建三屯营镇府记》石碑得以幸存。
我们今天仍然有幸能够见到戚继光主持修筑的长城。而最能体现其中创新举措的，正是金山岭。
在金山岭长城的砖垛口，同样矗立着一座戚继光雕像。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介绍说，戚继光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依据“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建筑思想，山势低矮处，加高城墙；山势高峻处，修建敌楼，个别地方加修了障墙、支墙、挡马墙，全部为砖石结构或砖石木结构，使这段长城设施完备、构筑牢固、布局严谨、可攻可守。
“连绵墙体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座形制各异的空心敌台。现代人看到的金山岭、八达岭那样经典长城样式，其实也是戚继光之后才出现的。”郭中兴说，戚继光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借鉴浙江台州城墙的经验，修建了空心敌台。
戚继光带来的空心敌台设计，下部为基座，用大条石砌成，高与城墙相同，中部为空心部分，有的用砖墙和砖砌筒拱承重，构筑成相互连通的券室，有的用木柱和木楼板承重，外侧包以厚重的砖墙，形成一层或二层较大的室内空间，以供士兵驻守，存放粮秣和兵器。上部为台顶，多数敌台台顶中央筑有楼橹，供守城士兵遮风避雨，也有的台顶铺墁成平台，供燃烟举火以报警。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是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李子春曾经参与过明长城和早期长城的调查工作，在他看来，戚继光主持修筑的、增设了空心敌台的长城样式，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长城形象。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沙飞摄
>>血肉的长城
2001年10月2日，河北涞源县文史展览室。
老普在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前停下脚步。
照片上,一座雄伟的长城敌楼巍然耸立，八路军战士们振臂举枪，正在呐喊欢呼。
作为中国长城学会理事、晋察冀抗战史图片研究专家，老普主要研究长城与抗战老照片。在长城圈和摄影圈里，“老普”这个笔名大名鼎鼎，以至于他的本名张保田倒很少有人提起。
“我在各种老照片、电影里看到长城的影像，总想确认是哪里，然后马上再去找到这个原点，复拍一下。”老普退休前是做信息加密和解密工作的，对历史影像中隐藏的信息格外敏感。“涞源这张照片的原说明文里提到的‘东团堡’是该县的一个乡，但东团堡本地并没有长城，那么这张照片到底是在哪里拍的？”
带着疑问，老普一头扎进文献资料里。
1940年9月下旬，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执行八路军总部命令，发起“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源）灵（丘）战役”，向涞源县境内的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先后拔除日军设在插箭岭、白石口、三甲村、北石佛等地的堡垒据点。
东团堡战斗于9月22日晚打响，八路军一分区三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与日军激战四天，最终，当时盘踞在东团堡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士官教导队全数被歼。
整个涞灵战役后期，以东团堡战斗最为惨烈。
东团堡战斗胜利后，八路军战地记者、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了八路军战士在长城敌楼上欢呼胜利的照片，1946年在《人民战争》丛书中以“八路军解放东团堡”为名首次发表。
2003年8月，经过近两年的搜寻，老普和长城小站志愿者最终确认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涞源县宁静庵长城。
宁静庵与东团堡相距40公里。原来，在涞灵战役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宁静庵长城上。当东团堡全歼日军的消息传到宁静庵指挥所时，沙飞拍下了警卫排战士在长城上振臂举枪欢呼胜利的瞬间，从而诞生了抗战经典照片“八路军解放东团堡”。
这并不是长城与抗战首次“同框”。
2020年9月9日，山海关古城。
“城墙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就是当年日本侵略军攻城时留下的弹孔。”原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泽民，带记者来到了山海关南门外、东南角的一处城墙前，他指着城墙上几个大的、连在一起的孔洞告诉我们，那就是日军机关枪射击留下的。“这里是榆关抗战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榆关是山海关的旧称。1933年1月1日-3日，日军先后出动4000余人，在上有飞机、下有坦克重炮、海上有鱼雷舰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由山海关南城墙全线攀墙而上。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城头展开肉搏，刀砍、枪挑、石砸，甚至抱着日军从城墙上跳下。城破后，守军仍与日军展开殊死巷战。626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多处负伤，仍裹创苦战，最后头、腹两处中弹，壮烈殉国。1988年9月3日落成的“榆关抗战纪念碑”，就位于安德馨当年殉国的西水门外不远。
2020年10月22日，迁西滦阳镇石梯子村。
潘家口水库北岸,喜峰雄关大刀园。
“这里是埋葬喜峰口长城抗战烈士尸骨的地方。”大刀园景区负责人张国华指着园里那把用废旧钢材制成，长29米、重19.33吨的大刀告诉我们，这寓意为二十九军将士在1933年血战喜峰口。
1933年1月-5月，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山海关、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作战，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1933年3月，日军占领长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后，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夺回喜峰口阵地。
“喜峰口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刀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场战役也催生了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说。
长城，就这样从古老的军事防御系统，变成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精神象征，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家国象征。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成立，并在共产党人吉鸿昌的指挥下，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
1937年9月24日，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在唐县西北60公里的倒马关，在长城关西碉堡击退日寇板垣师团一部，开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之先声。
1939年11月，八路军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当年八路军炮兵阵地的背后，就是河北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一段长城。
1945年8月3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12团、18团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长城重镇山海关。
……
修建在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长城，见证了抗日战场上一场场激战，也见证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整个过程。
就是从涞源那张老照片开始，十几年里，老普沿着沙飞的足迹，走遍了自己能找到的、沙飞拍摄八路军在长城上战斗组照的所有地点。
1937年10月，沙飞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奔赴刚刚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采访，在聂荣臻的安排下来到杨成武的独立团。当时，杨成武部连续克复灵丘、涞源、易县、蔚县、繁峙、紫荆关等重镇——这一带崇山峻岭间尽是蜿蜒曲折的长城。
在涞源县城以南十几公里的插箭岭，沙飞第一次见到长城，这位从南方来的摄影青年被惊呆了。
在插箭岭、浮图峪等长城沿线，沙飞的创作激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连续拍摄了《八路军收复插箭岭》《八路军占领长城烽火台》及最著名的《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等数组精彩作品。
“长城雄浑壮美的外观、抵御外侮的象征意义，与抗战完美契合。”老普说，“正是这些真实发生在长城上的历史画卷，讲述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为什么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镇东楼城台施工现场。郭颖供图
>>可触摸的历史
2020年9月10日，山海关古城。
镇东楼城台外侧搭起了脚手架，相关部门正在对这段城台实施抢险加固工程。
镇东楼即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关”箭楼，是山海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
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副书记郭颖介绍，不久前，山海关区通过长城险情排查工作发现这段墙体存在不同程度险情，委托专业勘察单位采用探地雷达等技术手段进行现场勘察，编制了除险保护方案，经省文物局批复后启动了抢险加固工程。
对山海关长城来说，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维修。
长城修复历史上最重要、过程最令人难忘，也最激发全国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是在1984年。
“这几尊汉白玉石碑，就是1984年上海市各界赞助修复的山海关长城纪念碑。”郭颖指着石碑上镌刻的众多人名和单位说，如今的老龙头澄海楼是当时根据历史档案重新设计修建的，靖卤台和入海石城则是根据考古挖掘再现遗址及建筑结构而复建。而这一切，都始于1984年一场名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全国性活动。
1984年6月27日，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应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长城的调查成果在《北京晚报》发表。8天后，《北京晚报》刊发了发动社会力量赞助修建长城活动的启事。
活动启事见报的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命笔，为这次活动题写了主题——“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9月1日，邓小平同志相同内容的题词更把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资料记载，自1984年9月起，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以及世界各地的捐款，其中，以上海市的捐款额和捐助人为最多，捐款者达86万余人，捐款总计70.98万元，占老龙头第一期修复工程总费用的73.2％。
在那个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为载体，长城又一次被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段触手可及的历史记忆。
2020年10月22日，潘家口水库。
群山环抱一汪清水，快艇劈开水面，从码头向水库深处驶去。山风夹带着水面寒气刮在脸上，冬天的气息比山外更明显些。
远处山脊上隐约有长城蜿蜒而下，至水面后一头扎进水中。这里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项目所在地。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工程办主任、河北长城保护协会会长孟琦，早早站在码头边的山坡上等着我们。“这段工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全部施工现场被水库和横亘在绝壁上的长城隔绝成一个半岛……”一个多月来，能和孟琦聊几句的“外人”不多。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墙为砖石结构。20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潘家口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岁月的磨砺、风雪的侵蚀、战争的洗礼，加之人为的破坏，保存现状“较差”“差”“已消失”的长城点段，占总数的近七成。
“如今，像1984年那样的大规模长城修复已经没有了，现在对长城的维修主要是针对长城段落的不同险情进行精准维修。”孟琦说。
2018年，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一期）开工仪式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举行。“这是使用社会公募资金进行的长城保护项目。”孟琦介绍，该工程一期有17.4万人参与募捐，筹款281万余元，已维修长城132米、敌楼1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二期工程，将维修长城敌楼3个、墙体873米。
平滑如镜的水面容易给人误判，实际上，这里的很多山险如今都已淹没在水下。长城在燕山南麓依山势迂回蜿蜒，时而刺向峰顶，时而跌入山谷没入水中。
孟琦带着记者上山，“这里是水库中间，货车、塔吊均无用武之地，修缮所需砖头、石条都是用船一点一点运进来的。然后再由工人往上背，最后通过缆绳、滑道把材料运送至施工地点。”
潘家口段长城的主要问题是水侵蚀。
“由于水浪的横向掏蚀和正面冲击，造成水下长城墙体的结构和整体稳定性严重破坏。”孟琦指着一段墙体说，水的浸泡冲刷使条石基础侧滑变形，灰浆失效，墙面砖风化酥碱和剥落严重。酥碱是夯土结构长城的大问题，水库区域内的长城遇到的问题更大。
“‘隆庆□□年□□造’，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字砖。”孟琦指着被砌回长城墙体的一块砖向记者解释，“这些文字砖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段长城是哪年由哪些人建造的，一目了然。很多这样的细微历史信息隐藏在长城上，也将通过我们的修复继续留给后人。”
孟琦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在秦皇岛一段极度险峻的长城段落调查时，“在那种多少年人迹罕至的长城边上一脚踩下去，就能感觉到脚下绝对是以前有人走过的小路，跟荒山不一样。我们推测是当年修建和维护长城时古人走的路。”
作为把大半生都献给了长城的古建专家，孟琦最看重的，是这些古建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后人讲述有关它的故事。而此次喜峰口修缮将以排险为主，本着最小干预原则，不做过度修缮，保留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雄关险要、风景奇秀、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等特点。
“就是希望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的历史细节信息，给通过这里认知长城的今人和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历史。”孟琦说。
●长城是一生奉献的事业
文保专家孟琦带领技术人员对露出对刚刚露出水面的长城敌楼进行勘查。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用脚步丈量
2020年8月24日，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河北境内现存有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代等不同时期长城，行经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其中河北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总长1338.63千米，长城墙体共1153段，包括单体建筑5388座、关堡302座、相关遗存156处……”
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一连串的数字时，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似乎并不需要时间去思考——毕竟，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他和同伴们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2006年2月，涉及全国14个省区市的“长城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工程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长城究竟有多长，都在哪儿，存在和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摸清长城的“家底儿”、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建立长城文物记录档案，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作为明长城分布里程最长的省份，2006年4月7日，河北率先启动了明代砖结构长城的试点调查。
“我所在这一组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整个调查时间在一年半左右，沿着外长城、内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郭建永回忆。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基层的长城调查员最是清楚。
2007年5月22日，迁西龙井关。
参与了此次调查的李子春所在调查小队四人分成两组，分别对两段长城进行调查。
“我和一位同事去对龙井关西侧群山内的一段独立长城进行调查，另一组到遵化与迁西交界的洪山口沿长城主线向东调查。”李子春说，当时从地图上看，他们这一组的任务似乎并不难。
可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沿途碰上的老乡一打听，要找到那段单体长城，“还需要翻三座山！”李子春暗暗叫苦——由于前一天在野外饮食不当，他和同伴这时都患上了急性肠炎，一路走一路腹痛。
强忍着翻山越岭疾行了一个多小时，总算看到了那段独立的长城墙体和敌楼——这段单体长城全长500米，两端与山险（悬崖）相接，共有三座敌楼，其功能主要是拦截跨山偷袭的敌人。
令人高兴的是，这段长城整体保存还算完好。两个人赶忙抓紧时间进行定位、拍照、记录、测量。
结束了调查工作之后，为尽快与另外一组同事会合，他们决定不再走回头路，而是在墙体北侧另辟蹊径。穿过这段长城墙体和敌楼后，果然发现有条狭窄山路。
山路狭窄而弯曲，茂密的树丛将山路覆盖，两人一边走一边拨开枝丛寻路前行。而此时，雷声越来越近，雨也开始穿过峡谷缝隙打在巨石上。
“雨一旦大起来，挂满青苔的山石就会变得极滑难行。更可怕的是，大雨倾聚于山谷可能形成山洪。”事隔多年，李子春回忆起这一幕，仍禁不住皱紧眉头。
但更险的境况还在后边：走着走着，脚下的路没了，一个悬空的跳崖横在眼前。探身向下望，崖深数十米，下面是个深水潭。
怎么办？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发现长满青苔绿草的岩壁上，似有几个脚坑隐约向上延伸，一路向东而去——过去一定有人在此处攀岩出山。
“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了。”两人下定决心，重整行装，束紧腰带、系好鞋带，循着那几个隐约的脚坑开始了绝壁攀登。
突然，李子春脚下一滑，岩石被踩落，顿时身体悬空、下滑。他在忙乱中两手本能地顺势一抓，一把攥住树根，右脚死死蹬住了崖缝，稳住了身体。
石块翻滚而下，“咚”的一声滚至谷底。李子春头发直竖：“好悬！五十岁的老命差点撂这儿！”
前途比他们想象的更糟糕,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又出现了两个悬空跳崖。两人用同样的攀岩方法，艰难寻找适合手脚蹬、爬、抓的位置，挑战体能极限，终于在大雨降临前看到了山谷出口。
三年多的时间，河北长城资源调查队的25名队员，就这样横跨全省8个地市，行程89579公里，徒步近20000公里，调查登记敌台2049座，烽燧2665座，马面637座，城堡302座……为长城河北段的保护工作留下了第一手的详尽资料。
董耀会。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用一生阅读
1984年5月4日，秦皇岛。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到凌晨。整整一夜，时年27岁的董耀会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不到5点，妻子就已经起来做饭了。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早早赶来为他送行。可董耀会还是在床上赖了半天——这一天起，他将暂时告别这张床，“说暂时也要至少两年”。
“现在只记得送行的饭桌上有一盘花生米、几根黄瓜，还有西红柿，两瓶白酒。大家只是喝酒，很少说话。”董耀会至今记得，妻子煮熟饺子时已经快7点了，而出发的时间定在7点半。“离开母亲，离开老婆孩子的那一刻，我不敢和她们的目光相对，我不知道自己走了之后，她们的日子怎么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她们面前。”
这一天，青年工人董耀会和吴德玉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开始自费徒步考察明长城。两个月后，东北青年张元华在北京的平谷追上他们，加入了队伍。
1985年9月24日，他们一起攀登抵达嘉峪关城楼。
三人又于当年10月20日从辽宁丹东出发，12月28日到达山海关，徒步考察了明辽东镇长城，最终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全部旅程。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已经成为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
“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必须是中国人。”谈及当年走长城的初衷，董耀会说，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涌动着要开创一番事业的激情与梦想。1981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杨联康用315天时间徒步考察黄河，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听说有几个外国人计划走长城，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当时除八达岭等少数几个得到修缮开放的景点之外，绝大部分长城的资料是匮乏的，还没有人从头到尾完整地走一遍做过考察。从山海关动身，董耀会他们每天各自背着20多斤的设备和资料，天一亮就出发、日落前下山，晚上就住在长城附近的村子里。
“无论走到哪，当地的人听说我们是第一个徒步走长城的，都会主动给我们提供无私的帮助。”董耀会记得，有一回，他们请一个放羊的老汉带路，并想给他点钱作为报酬，老人却说，你们要是看长城我就带你们去，要是给钱我就不管了。
这一次行走改变了董耀会的人生轨迹。
“从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考察归来，董耀会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并在其后的36年里，一直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写作，致力于为长城的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奔走。
1998年、200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访华期间参观长城，作为国家指定专家全程陪同讲解的，正是董耀会。
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长城保护条例》，倡议成立长城保护基金会，与多所大学联合成立长城研究学院，到社会各界、大中小学举办长城文化讲座……最近，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陆续展开，董耀会也在积极参与。
“长城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讲座上有学生提问。
“长城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一次行走只是翻开了这本书的扉页，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等着我和一代一代的长城人去挖掘和研究。”
壮年时曾把长城比作“老父亲”的董耀会，现在开始忙着向年轻人讲述长城。2020年，他参与了万里长城保护计划公益纪录片《筑魂华夏》的制作，并与用户群体主要为年轻人的B站进行了合作。
“长城的保护不是我们一群人、一代人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把保护长城这样一件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变成每个中国人自己的事。”董耀会解释，“要让‘90后’‘00后’的年轻人主动亲近长城文化，体悟长城精神，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图腾的保护工作中来。”
董耀会注意到，2021年3月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通过《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
在他看来，条例的出台为加强长城保护利用、阐释长城价值、弘扬长城精神，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解决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
张鹏在使用无人机巡查长城。
>>用双手守护
2020年12月18日，秦皇岛城子峪长城。
雪后的长城上人迹罕至，山路上只留下一串奇怪的脚印。那是65岁的张鹤珊拄着一根自制的拐棍巡山时留下的。
脚蹬胶鞋、左手镰刀、右手编织袋，拾捡着游客丢弃的塑料水瓶，劝阻年轻人乱写乱画，给游客讲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这是秦皇岛海港区驻操营镇城子峪村长城保护员张鹤珊的生活常态，即便大雪封山也是如此。
从1978年起，张鹤珊巡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已经40多年了。
因为守长城，从城子峪到平顶峪10公里长的长城沿线，老张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一两趟。40多年里，光爬山的胶鞋，他就穿坏了200多双。其间的每座山包、每条小路以至长城的每座城楼每个门洞，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因为守长城，老张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的第一位农民会员，边保护边研究长城，他写下的笔记，放在地上有一摞子，七八十厘米高，还整理出了20多万字的长城考察笔记和故事传说。
秦皇岛市是较早试点长城保护员的地区。
15年前，城子峪村当时所属的抚宁县就成立了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责任制和年终考核制度，采取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的“五定”模式运行。张鹤珊就是首批受聘的18位长城保护员之一。
“秦皇岛长城以雄奇险秀著称，但即使这样，仍有很多点段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很难带来直观经济效益。”秦皇岛市旅游文广局文物科负责人马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长城保护员等社会力量势在必行，也可缓解基层文物工作者匮乏的问题。
2018年9月，秦皇岛市制定长城保护条例，完善了长城保护员管理机制，为长城保护员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明确补助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今，秦皇岛市有258名长城保护员日夜守护境内的223公里长城。有些长城段落成了景区，村民们办起农家乐享受到长城保护的红利，也自发成为义务保护员。”马猛说。
相比于张鹤珊那一辈人，秦皇岛“80后”张鹏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长城保护员的2.0版。
迷彩服、变色镜、GPS、专业户外装备、无人机……33岁的张鹏向记者展示，“咋样，咱这身装备豪横不？”
2017年，山海关区文物局吸纳长城爱好者张鹏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干个体经营的张鹏花了1万多元，用一个月时间考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又购置了一架小型民用航拍无人机。
出山海关关城，东北方向8公里外，有一处“倒挂”胜景，名三道关。
古人在两山对峙的峭壁峡谷间设关三重：第一道设在涧口，依山傍崖，锁口若瓶；第二道悬于绝壁，险峻异常，高耸入云；第三道龙盘岭腰，巨石高筑，劈山截谷。站在涧口仰望，三道石砌长城如游龙巨蟒从崖顶逶迤而下，直插谷底，又依山背奔腾而上。
但这样坡度接近75°的段落，也给人工巡护出了难题。“无人机优势在于能对长城进行全方位拍摄观察。”说话间，无人机腾空而起，往三道关上空飞驰而去，片刻后便传回清晰的影像。
目前，张鹏和队员摸索了一整套报备、巡查、监督、反馈体系。他们拍照上传的长城建筑开裂等隐患信息，成为有关部门开展长城保护的参考。
“这是巡视状态记录软件，记录长城保护巡查人员的线路轨迹，分析路程路况……”张鹏拿出手机向记者演示。
针对传统长城保护员单独进入山林的风险，张鹏他们将巡视状态记录软件与GPS定位功能相结合，这样文管工作人员就能够在办公室实时监控保护员所处位置。
张鹏现在是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团队的队长，他的团队目前有10人，以“85后”为主。
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从众多优秀长城保护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大学老师，也有民间长城专家等。
“虽然都是兼职，但是大家热情很高，综合素质非常优秀。现在报名的排着长队，以至于我们初选时先问是不是党员。”张鹏说。
除了运用新科技力量无人机进行巡护，队员们还要结合大数据、专业应用软件等，更好地服务长城保护和宣传长城工作。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长城保护员2.0版’的团队，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年轻化、知识化、科技化和专业化。”郭颖说，这是符合现在长城保护需求的，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采访/记者 朱艳冰 袁伟华 史晓多 陈宝云 尉迟国利 执笔/记者 袁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