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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用短短十几个字，凝练地概括了人类进化的漫漫长路。
河北，正是讲述百万年东方人类发展故事的最好样本之一。
位于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群，是世界上旧石器遗址最密集、时间跨度最大的遗址群之一，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旧石器考古的圣地。
散布于河北各地的新石器遗址，则透视出“万花筒”般绚烂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启步之初“满天星斗”格局的地域缩影。
河北，还有中国北方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有黄河流域最早的植粟地，有颇具“城市规划”思想的“燕赵史前村”，有兼具多种雕刻技法的最古老、最完整的陶面具……
生活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怎样走过茹毛饮血的征程，推开文明世界的大门？
东方人类的故乡
泥河湾沟壑纵横的地貌。（资料片）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2020年9月5日傍晚，阳原县大田洼乡油房村石沟遗址工作站。
白日有左手拿电动手铲，右手拿小毛刷，在一块犀牛腿骨化石表面铲铲、刷刷，清理化石上的杂质。
61岁的白日有，是大田洼乡岑家湾村村民。除了农民，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阳原旧石器考古技工。
作为一名技工，他从事考古已29年，参与了省内外十几个旧石器遗址的勘探、发掘。如今，包括后期动物化石清理、石器整理和拼接，他都能做。
阳原，有全国唯一一支旧石器农民考古技工队伍。老中青三代，十几人，全国很多重要的旧石器遗址，都是他们发现的。
一个县能培养一支全国考古界闻名的农民技工队伍，追根溯源，是因为旧石器考古圣地——泥河湾的存在。
距今176万年，马圈沟遗址。
距今136万年，小长梁遗址。
距今110万年，东谷坨遗址。
距今78万年，马梁遗址。
距今39万年，后沟遗址。
距今10万年-7万年，侯家窑—许家窑遗址。
距今7.8万年，板井子遗址。
距今4万年，西白马营遗址。
距今1.4万年，于家沟遗址。
距今1.2万年，马鞍山遗址。
它们，都位于东西长60余公里，南北宽10余公里的阳原泥河湾遗址群——一百多万年前，泥河湾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站在遗址公园一处山梁上，向东、西、北三面远眺，千沟万壑，山梁纵横交错。这是泥河湾典型的景观。
遥望东北方向的山坳，能看见一座小村庄。
它，就是泥河湾旧石器传奇故事的起点，泥河湾村。
1921年，泥河湾村天主教堂神父文森特响应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呼吁，在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发现了双壳蚌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1924年，英国学者巴尔博到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将含有这些化石的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
自此，泥河湾考古序幕徐徐拉开。
大约250万年前，泥河湾地区发生沉陷，成为盆地，河水汇聚形成“泥河湾古湖”，它面积最大时达9000平方公里，占据了今天阳原县全部、蔚县的一部分和山西省大同、朔州的一部分。
大湖四面环山，烟波浩渺。岸上气候温暖潮湿，有辽阔的草原、高耸的山峰，可谓古动植物和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天堂。
直到距今七八万年前，“泥河湾古湖”逐渐干涸，变成“泥河湾盆地”。
“从泥河湾盆地发现动物化石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这里有没有古人类。”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
突破，发生在1965年。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考古工作者王择义，在盆地中部的虎头梁村附近，发现了泥河湾第一件石器。石器加工精致，距今大约1万年。
“泥河湾”与“古人类”真正联系在一起。
“虎头梁遗址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晚期偏晚阶段至新石器早期，尽管年代较晚，但追索泥河湾原始人类的大门就此叩开了。”谢飞说。
那么，更早的古人类呢？
1980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贾兰坡看到了一批从泥河湾送到北京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这位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用这两个字形容其感受——“惊奇”。
贾兰坡看中的，是这些石制品的简单粗糙、类型单一，这意味着“年代古老”。
它们来自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西北的台地，是两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李毅等人发现的。
最终，通过地质测年技术证实，官厅村西北台地发现的这处小长梁遗址距今超过100万年，达到136万年。
在此之前，中国发现的百万年以上文化遗址只有两处，云南元谋人遗址（距今170万年）和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距今110万年）。
小长梁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发展，人类对自身起源、迁徙等重大命题的探讨日益迫切，小长梁遗址年代古老、文化丰富，恰巧处在人类进化的这些重大命题的关键节点上。
一时间，中国乃至全球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目光都聚焦在以小长梁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人们相信，泥河湾还会有新的发现。
谢飞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掘现场工作。（资料片）
>>找到石器里隐藏的秘密
2001年9月，在阳原马圈沟遗址领队考古发掘的谢飞，在清理到遗址第三文化层时，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一根长约20厘米的大象肋骨上，不仅清晰地保留着被石器砍砸、刮削的痕迹，而且有一枚小型片状石器，刚好卡在肋骨缝隙里。
这一场景记录了176万年前，泥河湾的古人类吸髓敲骨的一个瞬间。
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日常”，在这样的“组合”里，变得具体生动。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遗址共发现7个文化层，其中第三文化层是古人类进食的生活遗迹。
探方内遗物密集，以象的骨骼为主，骨骼分布集中而无序，中间散落着一些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餐具”。另有3件石锤在外围分布，这是用来制造“餐具”的工具。
“很多动物骨骼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显然，古人类集体围捕了一只大象，然后在这里用石器刮削象骨，分食象肉。”谢飞形象地称之为古人类的“大象餐桌”。
人们对泥河湾的寄望没有落空，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面世，是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此后，马圈沟第四、五、六文化层数百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相继出土，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进到距今176万年。
马圈沟遗址成为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是东方人类最古老的生存证据。
考古工作者能够穿越时空“围观”176万年前古人类的“一顿饭”，主要功劳当归石器。
石器时代，分为新、旧两段。“旧石器时代”十分漫长，为距今300万年到1万年，这一时期古人类只会以石击石、打制石器。
旧石器考古，首先是找到这些经过古人类打制的石头，它们记录着古人类的故事。
2020年9月5日下午，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坨村北。
阳原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成胜泉在前方带路，我们要前往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距今大约39万年的后沟遗址。
所谓的路，其实已被野草遮掩，深一脚浅一脚踩下去，草里的飞虫随之飞起。
走下一处陡坡，再转过一个大弯，路延伸到一面陡坡上，坡上踩出一连串土台阶，每级仅可容两只脚。
经过一番跋涉，后沟遗址到了。
后沟遗址位于山梁的“腰”上。现场，七八位技工正在拿着铁锹、手铲、毛刷“刮地皮”。
脚下，是坚硬、平整的发掘面，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用白线拉成1米乘1米的探方。
“5厘米厚算一层，一层一层刮，一直刮到没有人类活动的生土为止。”成胜泉抬头向上指指，“切开”的山体，已经有三层楼高。
蹲下来凑近地面看，“长”在地上的石制品“新鲜出炉”，还未被移动。
石制品不少，大的差不多拳头大小，小的、碎的只有瓜子大，有石锤、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每一件顶面上都用记号笔标出指北的箭头。提取前，考古工作者还要拍照、测海拔和经纬度，记录位置信息。
泥河湾的旧石器遗址，绝大多数是像后沟遗址这样，一点点发掘出来的。
如今，泥河湾已经发现旧石器遗址200多处，时间跨度170多万年，出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数万件。
“这样兼具数量规模和时间纵深的旧石器遗址群，全世界独一无二。”谢飞说。
新的考古研究，不仅要找到石制品，证明有古人类活动，还要分析其加工技术，弄清石器是怎么打制的。
2020年6月22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楼，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实验室。
实验室的中央，一张大木桌，靠墙排着货架。桌上、架子上，大大小小的白色收纳盒，分门别类盛放着泥河湾出土的石制品。
“一块天然石块经过打制碎成几部分，有的成为石器，有的就是边角料，统称为石制品。我们重新拼起来，逆推当时打制的过程。”谢飞拿起岑家湾遗址一组由10件石制品合成的石块，让记者逐个细看。
每一块石头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打击点，断裂面上有不规则的放射纹理。
这些石块最初被分在一组，是因为出土位置相近，质地、颜色、结构、构造、包含物等相似。
“我们不知道石块的原始形状，也不知道遗失了多少，而且每个石块又有多个断面，要拼合，需要很强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耐心。”谢飞说。
通过石制品拼合研究，能看出古人类在原料选择、打制方式和加工修理工序上的偏好，找到不同时期石器打制技术的特征和演变规律。
中国最早的石制品拼合研究，就是从泥河湾岑家湾遗址开始的。
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在1986年的发掘中出土了897件石制品标本，因为数量较多，被称为古人类石器“加工厂”。
1990—1991年，谢飞等人对岑家湾的石制品进行筛选，确定了131件可拼合石制品标本，分成了49个拼合组。
最终有19件可以拼合，拼合率为14.5%。
“拼合率之高出人意料，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都是罕见的。”谢飞至今提起，依然很兴奋。
此后，岑家湾遗址石制品拼合随着发掘持续进行。最终，1383件标本，有462件成功拼合，拼合率高达33.4%。
其中一块天然石块，由30余件石制品拼合而成，几乎复原了石块原貌。
如今，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拼合技术研究已经世界领先。
围绕石制品加工技术分析研究，近些年又有了新的科学方法。
2020年10月20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实验中心石器分析室。
副教授赵海龙戴好橡胶手套，将一件自己新近打制并使用过的石器轻轻放到超景深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整好显微镜焦距，让记者通过显示器观看。
这是石器的微观世界，肉眼看到的凹凸不平的石器表面在这里被放大到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借助不同角度的光线，石器刃口处的崩疤、磨圆、擦痕直观可见。
这是旧石器考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石器微痕考古。
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划痕和磨损是赵海龙带着学生们刮剔过千余次带肉的牛、羊骨留下的，除了兽骨，他们还会用石器刮竹片、木棍、兽皮，将留下的痕迹与出土石器上的痕迹进行对照，由此推断石器的用途和使用场景。
2014年起，作为河北省考古学的重要教研基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开设了石器实验考古课程，并购进了数台高精的显微镜用于教学与科研。
“不会制作石器就不能深入理解石器，不理解石器就无法理解古人类。石器中藏着古人类生产、生活、思考方式的众多信息，是古人类活动的‘证人’。”赵海龙说，破译它，才能解读古人类的故事。
出土于泥河湾泥河湾板井子遗址的石器——尖状器。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复合工具吹响文明前哨
1974年6月，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阳原侯家窑村、许家窑村，当地的药材收购站开出高价收购一种名为“土龙骨”的药材。
龙骨，其实是古动物化石。
这件事引起了正在阳原进行野外考古调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卫奇的注意，他开始到侯家窑村、许家窑村一带细致勘察。
1976年4月，卫奇在两村交界的人工扰土层中清理出两件早期智人顶骨化石碎片。
泥河湾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这处遗址被命名为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距今10万年—7万年）。
接着，1977年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三次正式发掘，获得古人类化石20余件，其中有顶骨、枕骨残片以及齿、颌骨等。
考古学家不会盯着某一个遗址孤立地思考，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被放到更广阔的地理和时间坐标下。
由此向东100公里，就是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地。
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距今70万年—20万年的北京猿人，和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诸多参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脑容量比北京猿人更大，而且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
泥河湾盆地被纳入追索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视野中。
从石器加工技术看，侯家窑—许家窑人比北京猿人又进化了。
2020年7月21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在众多小型石器中，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几个“大块头”格外显眼——铅球大小、浑圆的石球。
靠近细看，石球加工得很匀称，球面上有很多击打修整时留下的石疤。
石球，如果只出土几个，倒不足为奇，可是当地总共发现了1079个。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做什么用？
石球是侯家窑—许家窑人最具特色的石器，直径在5—10厘米不等，最小的大约100克，最大的约1.5千克。
与石球一同出土的，还有300多匹野马的遗骨，总的动物骸骨则数以吨计，但没有一具完整的，全部被外力砸碎。
石球可能就是用于捕捉野马等野兽的武器。它们与木棒、绳索组合，变成棍棒投石、飞石索、流星索、绊马索等，可以集体远距离围猎。
很巧，石球在北京猿人遗址也出现过，但那里的石球加工十分粗糙，一件石球往往有一小半保留了砾石面，明显不及这里的规整精致，应该算是后来石球的雏形。
从单一工具到复合工具，这是古人类工具制造史上一次重大进步。
组合成器的技术思想，为旧石器晚期泥河湾另一项技术飞跃——“细石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020年7月9日，石家庄井陉王寨村旁，滹沱河岸边。
赵海龙为协助一家拍摄人类起源纪录片的摄制组取景，来到这里。
镜头前，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泥河湾古人类如何打制一件“高级”“精致”的石器——细石叶。
赵海龙从河边找来一块大石头做基石，左手把拳头大的石核摁在基石上，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看准石核边缘，快速劈下。
“当——”“当——”“当——”石与石打击发出的声响回荡在山间。
“每一次击打，速度、力量、打击点、角度都有技巧。”几下之后，赵海龙在剥落的小石片中，小心挑拣出一块，递给记者，“刃很锋利，小心划手。”
石器很小，长四五厘米，宽不到一厘米，薄薄一片，两侧两道锋利的刃鲜亮得反光，让人想起家用削皮器的刀刃。
这，就是细石叶，属于细石器典型的一类，代表旧石器时代最先进的石器制造工艺。
把细石叶嵌入木头或骨头里，做成刮削器、雕刻器，这就是古人类的“刀”。
“别小看这把‘刀’，它可以轻松划开兽皮，甚至动物皮下组织中那层韧性很强的筋膜。”赵海龙说。
在泥河湾，旧石器晚期遗址油房、二道梁、籍箕滩、虎头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细石叶和切剥细石叶的“坯子”——楔型石核。
“距今3.5万年到1万年，泥河湾出现细石器，这是旧石器晚期的‘高精尖’技术，吹响了文明的前哨。”赵海龙说。
“万花筒”般的文化
河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资料片）
>>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
距今1万年前后，古人类发现，石与石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击打，还可以摩擦。一念之间，人类开启了新石器时代。
2020年7月，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展厅中悬挂着一幅《河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图上用红色圆点清晰地标注了河北省内重要的新石器遗址。
与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张家口阳原不同，河北境内的新石器遗址每个市都有分布。
如果你生活在石家庄，距离今天石家庄东站不到5公里，有距今6000—6500多年的南杨庄遗址；
如果你家住在唐山，路北区陡河西岸的大城山东坡上，有距今4500年的大城山遗址；
如果你在白洋淀一带长大，安新县城西1.5公里有留村遗址，距今近7000年；任丘哑叭庄村西北1.5公里，是哑叭庄遗址，距今4500年；容城县上坡村南50米台地上，有上坡遗址，距今约8000年。
……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河北人都能在自己家乡附近找到新石器遗址。
从地图上看，冀中南片区新石器遗址最密集的地方在邯郸。
“磁山遗址、涧沟遗址、龟台遗址、赵窑遗址、石北口遗址……”一位来自邯郸的参观者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在他的家乡，新石器遗址如此之多。
其实，地图上只标注了邯郸最主要的14处遗址。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数据，在邯郸，共发现了92处新石器遗址，其中武安最为密集，有51处。
地图上，它们大部分集中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的西部地区，如武安市、涉县、永年区、磁县、邯郸县、平山县、涞水县、曲阳县、容城县等地。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县市区，在地理区位上却有着共同的特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翻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找到《河北省地势图》。
地图上，上述提到的县市区，绝大部分坐落在太行山东麓低山丘陵河谷以及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带，遗址所处海拔高度绝大部分在50米以上。
河北另一个新石器遗址大市，是张家口，有新石器遗址160多处。
张家口不仅是旧石器的宝库，在新石器时期，同样适宜先民居住。而且每个县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整个河北，太行山山前地带和张家口地区，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居住、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张文瑞说。
与上述区域密密麻麻的遗址红点相比，沧州、衡水、廊坊、秦皇岛，新石器遗址较少。
这些地方在当时不适合人类居住吗？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那一带的新石器遗址因古黄河泛滥、泥沙堆积，被深埋在地下。不是没有，只是埋藏太深，还没能发现。”张文瑞解释。
邯郸磁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地表以下0.4米，就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而沧州沧县陈圩遗址，是砖厂取土深挖6米以下的土层中才发现的。这个深度，传统田野考古地表踏查很难达到。
所以，山前地带密集，近海平原稀疏，成为河北新石器遗址分布的鲜明格局。
新石器先民的“家”，除了依山，还傍水。
“水源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新石器遗址，都分布在河流沿岸，我们总能在遗址附近找到古河道或仍在流淌的河。”张文瑞说。
邯郸磁山遗址旁是南洺河，唐山大城山遗址在陡河西岸，保定徐水南庄头遗址在萍河与鸡爪河之间，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北面就是滹沱河……
滦河、伊逊河、老哈河、壶流河、桑干河、洋河、永定河……每一条河边，也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当我们站在一张新石器遗址地图前，就会发现，千年、万年前的故事，并非缥缈不可追，祖先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许多也曾是祖先们的家园；昔日哺育祖先的河流，许多今天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后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万年融汇的多元文化
2020年6月24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一进门，可见一排排浅砖红色的陶罐，排满了三面墙。大的口径有30厘米，小的只有酒盅大小，所有罐子都是上下一般粗细的直筒。
略显憨态的陶罐，考古上被称作直筒盂或直腹盆。
它们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40多年前在邯郸武安磁山村一出土，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这就是1972年磁山遗址的发现。
这批陶器制作的技法原始、粗糙，器型样式少见、新鲜。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北送去鉴定的几件陶器给出预判——这很可能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几件“灰头土脸”的陶器，怎么就成了新石器考古的“突破口”？
“在磁山遗址发现之前，国内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约6500年，而最晚的旧石器遗存距今约1万年，两者之间，有几千年的文化缺环无法衔接。”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解释。
很快，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测定，磁山遗址距今7335±105年，加上树轮校正值，实际年代达8000年以上，时间跨度五六百年。
磁山遗址，正好落在这个“文化缺环”里，打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向前求索的局面。
那么，河北新石器先民最早落脚在哪里？
在新石器早期（距今1万年—7500年），先民的足迹还只是零星几处：
北部，张家口，阳原县虎头梁村的于家沟里，人们在烧制陶器；
中部，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鸡爪河和萍河之间，人们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
南部，邯郸，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洺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驯化的小米长势正好。
于家沟遗址（距今14000年—5000年）、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年—9700年）、磁山遗址，这是河北早期新石器遗址的代表。
文明的星火，就这样在河北大地北、中、南陆续点燃。
到了新石器中期（距今7500年—5000年），遗址遍地开花，河北大地上热闹起来。
在冀中南，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遗址，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保定曲阳钓鱼台遗址、邯郸百家村遗址、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都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河北代表。
而冀东、冀东北、冀西北的新石器中期遗址，与燕山以北遗址能找到共性。“考古发现，唐山、承德、张家口的新石器中期遗址，很多与内蒙古地区的遗址发展同步，年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张文瑞说。
唐山迁西西寨遗址、东寨遗址，有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特征。
承德围场北梁遗址、承德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唐山迁安安新庄遗址等，出土器物带有内蒙古、辽宁红山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北梁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玉环和玉猪龙。
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更是出现了仰韶文化彩陶和红山文化彩陶共出的现象。
到了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4000年），河北境内新石器遗址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与周边省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更深入的文化交流。
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龙山文化，在邯郸、唐山、张家口均有分布，且多与山东、河南两地文化面貌相近。
“仅邯郸一市，就发现了龟台遗址、台口遗址等6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密度之大在黄河中下游罕见。”乔登云说。
“大部分省份新石器遗址文化面貌相对单一，没有哪个省份像河北这样复杂、多元。”曾参与蔚县三关遗址考古的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任亚珊说。
是什么，造就了河北复杂、多元的新石器文化？
1982年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蔚县三关遗址与考古工作者交流。 蔚州博物馆供图
>>“满天星斗”的河北样本
2020年10月19日下午，张家口蔚县蔚州博物馆。
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类藏品11000余件……普通游客可能想不到，一座县级博物馆这么大，而且藏品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
这些文物能摆在这里，而没有沉睡地下，要感谢一位出生于河北高阳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
1979年4月，23岁的任亚珊刚调入张家口市文物保管所不久，他接到通知有几位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要来蔚县，与河北省合作，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考古合作持续了4年，成果丰硕。
在此之前，张家口地区新石器遗址只发现了十几处。从1979年到1982年，考古队在蔚县调查面积数百平方千米，发掘面积数千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址、遗迹、遗物。
“遗址年代从春秋早期（距今2700年）到距今7500年，一下为冀西北先秦考古年代序列树起了一把标尺。”任亚珊说。
极力促成这次考古调查的，正是苏秉琦。这也成了蔚县在中国考古界大放异彩的开端。
在蔚州博物馆的展墙上，有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珍贵老照片。
“照片中间坐着的是苏秉琦先生，站在后边的就是我。”任亚珊指着照片说。照片拍摄于蔚县三关遗址的考古现场，当时，中国考古界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核心议题，是从史前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的古文化发展和相互关系。
苏秉琦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以及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最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这就是后来张家口被称为文化交融“三岔口”的由来。
怎么是“三岔口”呢？
张家口东北方，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西南方，山西、陕西一带，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
西方，内蒙古地区，是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
三个方向，三类文化，在蔚县“碰撞”。
“三岔口”只是个“小课题”。1981年，苏秉琦在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上，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课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中，苏秉琦将中国人口分布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它不单单是一个考古学理论学说，而且关系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在探索怎样从精神上将十几亿中国人、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
河北的考古学研究，因此被放到了更大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框架内。
李新威展开一张蔚县地图，直指穿县境而过的北纬40度线。
苏秉琦所指的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正是以北纬40度线为轴线南北铺开。
蔚县，北纬39度33分到40度12分，成了这一区域新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很快，考古队就在包括蔚县三关遗址在内的多个遗址，发现了北方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因素共存的器物例证。接着，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等多支从史前到商周前的古文化。
苏秉琦传神地将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状态形容为“满天星斗”，认为多元的文化通过“裂变”“碰撞”“融合”等多种形式，汇聚成后来的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说，也给河北文化带来新的解读方式。
依据“满天星斗”说，回看整个河北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文化分布，南北文化并蒂开花，复杂、多元的文化次第闪耀，交流融合，这才成就了今天文化有如“万花筒”般绚烂的河北。
河北，正是苏秉琦“满天星斗”说最典型的地域样本和考古缩影。
考古见证的文明
磁山遗址出土的先民粮食脱粒工具石磨盘、石磨棒。（资料片）
>>农业：文明的先声
2020年6月24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磁山遗址发掘报告撰写人之一高建强打开保管箱，小心翼翼拿出两件器物——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记者接过石磨盘掂一掂，沉甸甸的。摸摸，表面有明显的磨砂感。
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磁山遗址最早的考古线索。
1972年初冬，武安城南16公里，南洺河北岸的滨河台地上，磁山第二生产大队（今磁山二街）在开挖水利沟渠。
“谁认识这是啥？”一块鞋底形状的石板被铁锹挖了出来，大约50厘米长，25厘米宽，一面还有四个2厘米高的短腿儿。
“还有呢！”接着，队员们又挖出一根石棒，大约30厘米长，中间粗两头细，最粗的地方直径大约4厘米。
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当时的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器物被收存上来，磁山考古就此拉开序幕。
这外观奇特的石器，怎么确定是磨盘和磨棒呢？
高建强让记者靠近了仔细看。
“看石板没腿儿的一面，还有石棒这个侧面，有反复摩擦的痕迹，很可能是粮食脱粒工具。”他把石棒放在石板上，向前平推磋磨，示范当时给粮食脱粒的过程。
磁山遗址最终出土了一百多组石磨盘、石磨棒，数量惊人。
粮食脱粒工具多，储粮的窖穴和粮食也多。
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共发掘灰坑468个，其中88个长方形的窖穴底部堆积有灰化粮食，层厚0.3米至2米，其中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在2米以上。
“窖穴分布范围之广，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在当时新石器遗址中是不多见的。部分粮食刚出土时，一粒一粒黏在一起，还能看得很清楚。”乔登云说。
这是什么粮食？
武安小米，是武安优势主导农产品，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地理保护标志产品”。武安市年种植谷子面积近30万亩，产值超过7亿元。
这片土地，其实早在8000年前后，就适宜谷子生长。在磁山遗址窖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黏在一起的粒状物，经鉴定是粟（俗称谷子）。
“磁山人在采集野生‘狗尾草’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经过无数次选育、栽培的实践，驯化成粟，栽培种植。”乔登云说。
在此之前，农业史学界普遍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也修正了世界对人类植粟年代、发源地的认识。
磁山遗址出土的器物，70%以上是农耕和脱粒工具，加上众多的窖穴和灰化的粟，说明磁山原始农业已经有很大发展。
磁山人不仅驯化了野生植物狗尾草，也驯化了野生动物，比如野猪。
“通过对磁山遗址上百块猪骨的DNA检测研究，我们最终确认磁山遗址为中国北方家猪的起源地。”
2012年11月22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赵兴波，发表了对磁山出土猪骨的研究成果。
此前，磁山遗址出土的猪骨，是野猪还是家猪的，一直悬而未决。
古生物实验中，判定野猪、家猪主要有两个标准，牙齿长度、死亡年龄。
“磁山遗址中，猪的下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为41.4毫米。普通家猪为40毫米以下，已经很接近。”赵兴波在报告中阐明，磁山遗址超过60%的猪在0.5到1岁时就被宰杀，这种死亡年龄结构不像是狩猎的结果，而是人为控制。
“家庭饲养业的出现，是以有剩余粮食为前提的，并有粮食贮藏，饲养数量不多的家猪和其他家畜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乔登云说。
这再次说明，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水平。
磁山遗址的发现，把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
邯郸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制直筒盂和支架。 （资料片）
>>制陶：土与火的交融
在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展厅，“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主题的过渡展区，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块出土于阳原于家沟遗址的陶器残片，黄褐色，巴掌大小。专家推测，这是一件陶器的底部，当时的烧制温度大约为800℃。
这是中国北方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距今11000年。
制陶技术，起源于中国，是可与农业、磨制石器比肩的人类划时代的创造。
2020年7月20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外壁这一圈圈的浅棱，其实是一圈圈搓好的泥条摞在一起留下的。”乔登云指着架子上的一件小口壶，示意记者摸摸看。
这是最原始的陶器制作法之一——泥条盘筑。之后，制陶经历了慢轮修坯成型、快轮拉坯成型的技术升级。
陶器不仅有棱，而且磨手，这是因为其中夹杂了砂砾。
夹砂陶，是河北新石器早期陶器主要的一类。
“夹砂陶的原料是没经过淘洗的黏土，且掺入砂粒，虽杂质较多，质地粗糙，却耐高温，有韧性。距今大概6000年左右，根据需要人们还学会了淘洗，出现了杂质更少或光洁、吸水性小的泥制陶、细泥陶。”乔登云说。
陶器的变化较快，地方特征也比较显著。所以考古工作中一般把陶器作为识别“文化”，区别“类型”，划分“时期”的重要依据。
给陶器分型、分式，是乔登云和高建强撰写磁山遗址考古报告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
“谁和谁长得像，可能是一家子，谁是爷爷，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我们要通过观察、比对，给陶器分堆儿、排队。”高建强说。
一类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磁山人用的“锅”，他们就通过分型、分式，找出了五六百年里演变的规律。
磁山人的“锅”，是复合炊具。上面的“盂”，是圆筒形陶罐，相当于锅，下面的三个分体支脚，相当于锅架。
单看一个支脚，不稀奇，但这类复合炊具在出土陶器中占了七成，放一起对比，差别就出现了——越晚的地层出土的支脚，顶面越窄，与锅的接触面越小。
“支脚顶端缩小，锅底儿受热面积增大，这就提高了煮饭效率。”乔登云说。
这看似并不显著的变化，正是一代代先民经验的积累，集体智慧的凝聚。从这细微的演化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文明发展的具体印记。
这种复合炊具，此后并未消失，在年代晚于磁山的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它的“进化”版。
正定南杨庄遗址考古中就发现了和磁山遗址带支脚直腹盆很像的“锅”。
只是锅从平底儿演变成圆底儿，支脚为了贴合锅壁，演变成马蹄形弯把儿。
圆底儿锅和弯把儿支脚合体，就是后来的“鼎”。
南杨庄遗址，是河北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一，还出土了泥质敞口红顶钵、彩陶钵、敞口红顶碗……
看过磁山遗址陶器的“素面朝天”，再看这些有黑色、红色彩色纹饰的陶器，让人眼前一亮。
彩陶出现，是仰韶文化的显著特点。
河北彩陶，出土数量较多的，有正定南杨庄、永年石北口、曲阳钓鱼台遗址等。
由于河北没处在仰韶文化核心区，因此彩陶数量较少，纹饰简单，颜色以红彩、黑彩为主，往往绘在陶器腹部或口沿上。
陶器上最多见的纹饰，是竖线组成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空心三角纹，其次是斜线组成的交叉网状纹，或者仅在器口涂一道或几道宽带纹。
河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具，器型有盂、钵、壶、罐、鼎等，功能分为炊具、盛储器和汲水器，不过通常一器多用。
这些陶器是在哪里烧制的？
河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未发现陶窑。
考古专家推测，当时陶器烧制一是采取露天形式，即把手工制作成型的陶坯放入火堆中，几个小时后，陶坯变硬，就成了陶器，但火候相对较低。
二是采用平地封护形式，即将适量的木材等燃料与器物陶坯堆放在平地上，四周用木棍等支撑为伞状，其上覆盖树木枝条、苇箔或草席，并用草拌泥将其封严，仅留点火孔和烟孔，当大量燃料全部燃尽，陶器即已烧制成功。
河北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窑，出自邯郸磁县下潘汪遗址，属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多年。尤其磁县南城遗址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群，距今约4500年。
“当时的陶窑都是窑室在后上方，火膛设在窑室的前下方，窑床上开有树枝状火道，烟火通过火道进入窑室，陶器烧成温度能达到1000℃以上。”乔登云说。
在磁县下七垣遗址（距今4000年—360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陶窑结构升级了。
火膛改建到窑室正下方，这一改良，将窑室加热温度提高到1100℃。
这个温度，已经接近陶与瓷的临界温度，为河北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河北博物院展示的北福地遗址先民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样式。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居所：从生到死的庇护
在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有一座房屋模型。
房子地基近正方形，圆角，南北长3.9米，东西宽3.85米，屋内地面在地平面下0.5米深，地面烧烤成红褐色硬土。屋子中央垒石支灶，灶旁小坑堆柴灰。
门在北面，有一坡道通向地面。房子主体框架由墙四壁内置的13根木柱支起。
建造这座房子的，是一户生活在易县北福地的先民，他们还有11户邻居，距今7000年—8000年前他们一起居住在易水河畔的台地上。
这是迄今河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它们分布密集却不零乱，甚至有些“村庄规划”的味道，被称为“燕赵史前村”。
和居住遗址一样，墓葬也是考古要寻找的一类遗址要件。
2020年9月5日，张家口阳原县西水地村东，姜家梁遗址。
“就是在这里，我省发现并发掘了第一座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成胜泉绕到遗址碑后面，指着土梁上一块长条形土地说。
遗址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1998年发掘后已经回填，荒草下隐约还能看到考古探坑的轮廓。
1995年、1998年，姜家梁墓地分两次发掘，共发现距今5000年的墓葬117座。
遗址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和洞式墓两类。整个墓区除两座为仰身直肢外，其余皆为仰身屈肢葬。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葬，最多的墓穴葬有五人。
“墓葬文化面貌具有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色，年代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成胜泉说。
1998年，姜家梁墓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但如此大型的墓地，埋葬的究竟是何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考古发现，常伴随新的未解之谜，对远古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更是如此。
在河北博物院的展柜中，有一个人脸形状的方形陶面具。
面具由碎成的六大片拼成，面部上宽下窄，鼻子、嘴是浅浮雕，两只眼睛是透雕，面具的四角，有四个小穿孔。
面具雕刻技法上，阳刻、阴刻、镂空相结合，把写实性、象征性、装饰性融为一体。
这件陶刻具，就出土于易县北福地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8000年。
遗址共出土了10多件陶面具，形制有大有小，大的有真人面部大，小的只有10厘米见方。
这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不仅把中国的雕刻艺术向史前推进了几千年，还为研究史前宗教、巫术提供了资料。
陶面具，显然不是一件生活用品，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考古工作者推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的辅助用具，由祭祀者或巫师使用。
先人们已远去，留下房址的柱洞、古老的墓地、祭祀的面具，向我们诉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曾用心生活，并对自然和祖先充满敬畏。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