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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河北是可以完整见证百年党史的省份之一。
至今，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仍留有大量不同时代的红色印记：
它是一本日记，记录着我党早期艰难探索历程；
它是一根绳子，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的“深厚伟力”；
它是三把植苗锹，浓缩着塞罕坝人为京津重塑生态屏障的一路艰辛；
它是一篇论文，透露着李保国精神世界中的“小秘密”……
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宏大叙事，燕赵大地上，这样的红色印记太多太多。它们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的历史轨迹，也彰显着一代又一代燕赵儿女不变的初心。
·探 索
张隐韬烈士日记。 南皮县档案馆供图
缩影：一本日记里的艰难求索
封皮略有破损，纸张微微泛黄。
2020年11月27日，南皮县档案馆。
这座县级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张隐韬烈士日记》。20世纪80年代，它的发现曾轰动了全国史志档案界。
张隐韬，一个今人听来十分陌生的名字，他的日记何以如此珍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探索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如何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这本日记，不妨看作我党早期艰难探索历程中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张隐韬，1902年生于南皮县唐家务村，1918年高小毕业后，因贫困无法继续求学，便到天津铁路局当了一名见习警察。”日记的发现者、南皮县原党史办研究员王玉良介绍。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隐韬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21年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天津通讯会员，并于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后，借助铁路警察的身份，他受党组织派遣，奔波于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地，活跃在京绥、京奉、京浦、正太等铁路线上，组织领导早期工人运动。
张隐韬的早期革命经历，如同一个缩影，生动地勾画出中共北方党组织创建初期的发展脉络。
1924年，受中共北京区委遴选，张隐韬考入刚刚创建的广州黄埔军校，成为著名的黄埔一期学员。在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中，张隐韬敏锐地注意到，农民军和学生军协同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安徽发起的大刀会，迷信太重，无一点计划，现在已失败，主要是缺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民众活动，若有部分觉悟分子参加，一定大有可为……”在日记中，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工工整整地写下这样一番感悟。
发动农民，这是一个年轻的普通党员结合亲身经历的现实感悟，也是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1924年7月，就在张隐韬与农民军并肩作战前夕，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与此同时，在张隐韬的家乡河北，农民运动的火种也已经开始播撒。1923年10月，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安平县台城村建立；1924年，中共北京区委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
1925年春，在开封的一家旅馆，从黄埔一期毕业的张隐韬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在黄埔由我们党、团员组成的军官革命团，在东江战斗中攻无不克，勇不可当。这充分证明，我们党应该组织自己的军队，像苏俄那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随后,他便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四旅开展兵运工作。仲秋时节，国民军出击天津的奉军，张隐韬感到组建工农武装的时机成熟。1925年11月，“津南农民自卫军”在泊镇宣告成立，张隐韬任司令兼党代表。
“在党史界，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公认为是1925年10月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而张隐韬领导的这支津南农民自卫军，成立时间仅比其晚一个月。”王玉良表示。
建党初期的河北，既有军阀混战，又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摧残。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唤醒了具有革命诉求的农民阶层。
一个发现了农民力量的政党，开始向燕赵大地深处播火；一群发现了真理的农民，开始朝着革命的光明聚集。在最深沉的夜色里，蕴藏在燕赵大地深处的力量一点点被引燃。
192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精心组织下，玉田及邻县2万余农民举行玉田农民暴动，在北方打响了武装反抗军阀的第一枪。之后完县、磁县、灵寿、高阳、蠡县、冀南等一次次农民暴动接踵而至，在中国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1年保定阜平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的成立，更是将华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高峰。虽然仅存在半个月的时间，但它却是我党北方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3个月后的1931年11月，在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从1920年李大钊开始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燕赵大地，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普照大地的光焰将这里燃烧成一方红色热土，为之后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当年群众送给女县长陈舜玉的三件礼物。 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摄
模型：两大根据地的光明图景
“石工56507个；木工8933个；土杂工54009个；用木材五把粗以上树木1192棵；钢铁7600斤；石灰110万斤；炸药7478万斤；粮食，共用19万余斤……”
2021年5月20日，邯郸涉县档案馆。
一份名为“修建漳南大渠简况”的档案里，列着这样一串长长的数据。
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这份档案轰然凿开一段晋冀鲁豫军民攀岩悬壁、刨洞劈崖的历史，也凿出一段根据地军民患难与共的记忆。
1941年冬到1942年秋，涉县遭受日寇“扫荡”，又遭受前所未有的旱灾和蝗灾，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在一河之隔的河南境内国统区，此次灾荒造成30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荒。
为缓解旱情，驻涉县的八路军129师、中共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共同商议，决定修建漳南大渠。为此，边区党政军干部和工作人员紧缩开支，提出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二两或一两捐救灾民，还规定抽出时间参加修渠工作。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也到工地劳动。
1943年2月动工，历时一年多时间，水脉悠长的清漳河穿石度谷，终于被引上了太行山。漳河沿岸的3500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每年得以增产70万斤粮食。青山悬白练，漳河渠水一刻不停地流淌到了现在，如今仍是涉县农田灌溉的重要水利工程。
放眼河北各抗日根据地，漳南大渠的修建并非孤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一书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1939年水灾前两年中，北岳区共计整理旧渠2743道，共开新渠1290道，凿井2088眼，共恢复和增加灌溉面积达539637亩；
冀中区在1939年秋大水灾后，修堵了大小决口215处；整修险工53处，长2380.1丈；复堤筑堤38条，长528.5里；疏浚淤河九段，长165.45里。
其中，对新乐县西里村决口和饶阳县五岗决口的治理，都是几十年从未完成的艰巨工程……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诞生发展的历史上，河北大平原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和粮棉主产区，河北部分区域是世界上最适宜冬小麦生长的地方之一。然而，到抗战时期，长年战乱导致这里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旱灾害频仍，令本就艰难的敌后根据地粮食供应雪上加霜。
因此，各根据地都把兴办水利、治理水灾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也得以保持粮食基本自给。
兴修水利，只是河北各根据地建设的一个方面。
“当时河北各根据地较早地实施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多方开拓和创造，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树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光明前景。”中国抗战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表示。
其中，晋察冀边区被毛主席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
一个铁球，一面镜子，一套针线。
今天，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展陈着这样三件展品。饱经岁月风霜，这些展品已经渐失了金属光泽而略显斑驳。
虽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件，但在80年前，三件展品却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1940年9月1日，边区新民主主义运动帷幕拉开后，25岁的陈舜玉当选为唐县县长，庆祝大会就开在唐县西杨庄村。
“一选选出来个女县长，长脸儿，个子不低，很英气。”这一幕曾深深地震惊了唐县西杨庄村民邸改先，当时的她还是个女娃娃。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邸改先连连赞叹，“那时候女的都是在家干活、养孩子，真没想到女的还能这么有本事，当选县长还是全票通过！”
虽然那时候边区不讲请客送礼，可陈舜玉一当上县长，就收到了百姓送的这三件礼物。
“送铁球，是希望她把全县人民团结得像钢铁般坚固；送镜子，是希望她办事清正廉明；送针线，是希望她在各阶级之间穿针引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介绍，三件礼物饱含着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殷殷希望。
处在敌后抗战最前沿的河北，始终走在根据地开创与建设的前沿。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展陈的第一套人民币“帆船”券石印版。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子弹：第一套人民币的前世今生
2021年5月27日，石家庄市中华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
一楼展厅中间的玻璃罩里，静静地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帆船”券石印版。
石印版由坚硬的石灰岩打磨而成，表面呈淡淡的乳黄色，温润光滑。整齐排列的27枚票样上，还残留着均匀的蓝色油墨。
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在此发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战争，并非简单的军事角逐，经济上的较量同样关乎战争走向。作为一套战时货币，第一套人民币曾被刘少奇比喻为一颗必要时才能发出的“子弹”。
那么，这颗攸关解放战争全局的“子弹”，因何放在华北解放区的“枪膛”里？它又是如何从燕赵大地被最终击发的呢？
1946年9月，邯郸郊区庞村。
上党、平汉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事关全局的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为期半个月的会议，只为“从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财经工作如何长期支持部队作战、抵御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全面进攻。
若我们将视线升高，距离庞村不到10公里，就是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妄图打通平汉铁路向华北、东北推进，先后发动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地处华北战略区南大门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当其冲，最早经受了大规模兵团作战的考验。
巨大的战争消耗，让晋冀鲁豫中央局意识到集中各战略区分散经营的财经、货币工作的重要性。
“经过半个多月的研究，庞村会议决定全区的财政方针、负担标准、对外贸易、货币发行数量等，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很快就将庞村会议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经验转发给各解放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事后监督中心主任、原河北钱币博物馆馆长崔仁斌介绍。
就这样，从大兵团作战得来的“晋冀鲁豫经验”，使河北，成为一场更大范围的财政经济统一工作的中心地带。
1947年3月25日，同样是在邯郸，在冶陶镇一所小学，一次更大范围的财政经济会议召开，持续了近两个月。
这就是中央指示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虽然此次会议冠名“华北”，但会议却召集了除东北以外，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陕甘宁等五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负责同志。
在解放区货币统一和相互流通问题上，各区代表都意识到，整个解放区在政治领导上是统一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统一的，而财政经济却还分散管理，不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应当在经济上尽快实现统一。
我党统一财经、货币的工作由此拉开帷幕，解放区统一货币呼之欲出。
“华北财经会议后，经济上的统一工作已经得到了初步成功，但各区货币只做到了相互支持，尚未做到自由流通，统一发行，这使各区间的物资交流仍遇到严重困难。”崔仁斌说。
1947年10月2日，伴着“滴滴答答”的敲击声，一封电报从平山县夹峪村发送到两公里外的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
电报中，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提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票时要用。”
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对董必武“关于建立全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做出批示：“目前……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的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就这样，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序幕正式拉开。
1947年冬天，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与此同时，各解放区银行的印钞厂开始紧锣密鼓地改组，分工印刷首批人民币。
其中，位于阜平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局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厂，负责设计和印制第一套人民币50元券。而第一套人民币的10元券印制地，正是现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柏林庄学校。
“当时我们学校有六间宽敞的大教室，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印钞厂迁入后，教室全部改成了印钞车间。学校外边挂的是‘民众书店’的牌子，门口总有人站岗值班。”柏林庄学校副校长史会锦介绍。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原来被分割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使建立全国性政权和发行统一货币成为可能。随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更使华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1948年7月22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结束合署办公，实现完全合并。10月1日，华北银行正式成立。华北解放区实现货币统一。
“子弹”已经上膛，何时才是它的最佳发射时机？
第一套人民币作为一套战时货币，它的发行与解放战局的推进息息相关。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顺利推进，平津解放为期不远。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人民币这颗“子弹”也迎来了最佳发射时机。
“配合军事上的转折点，经济上，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要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永远埋进历史的垃圾堆，开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统一的时代。”崔仁斌说。
1948年12月1日，就在位于石家庄现在的中华北大街55号这座小灰楼里，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宣布发行“伍拾圆”“贰拾圆”“拾圆”三种面额票券。
当天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科将新印刷的第一批50元券人民币交付给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人民币正式发行、流通。人民币所到之处，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人们用新发行的人民币买到了足额的生活物资。
就这样，虽然没有贵金属储备，但人民币依靠稳定的物资供应和政权信誉，在河北站稳脚跟，走向全国。
·奉献
“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当年救助伤员所使用的麻绳。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供图
典范：三地展品背后的“深厚伟力”
在位于今天邯郸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仓库里，保存着一条麻质大绳。
绳子长50多米，褐色，绳面光滑。
这是一件藏品，也是抗战岁月里八路军和人民唇齿相依的见证。
1942年5月，涉县庄子岭村的农家妇女李才清正是用这根绳子，将54名伤病员拦胸、拦腰绑住，拖拽到村后山腰间50多米高的山洞里，使他们顺利逃过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在敌人近20天的轮番“扫荡”中，面对日寇的刺刀威胁，甚至被放火烧房子，李才清一家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老人面对当地宣传部门的采访，仍对当年的事守口如瓶：“不能说，组织上交代的，杀头也不能说。”
李才清被党和政府授予“八路军的母亲”称号。
在腥风血雨的抗战岁月里，燕赵大地上活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母亲”：
在太行山脚下，平山下盘松村，面对鬼子的“扫荡”，“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让负伤的八路军双脚踩着她的肩膀向上攀爬，安全躲进山洞；在冀中平原，安平报子营村，“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用嘴为伤员吸吮脓血；在雾灵山深处，兴隆达峪村，“麻利嫂”张翠屏临产前带着三百多名八路军紧急转移，在冰上产子……
河北省的老区占到全国老区县的十分之一，几乎每个老区的村庄，都有过为抗战无私奉献的革命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给奋战在敌后的干部、战士送饭送水，照顾转移伤员，侦察报告敌情……她们每一个人都是“子弟兵的母亲”——“娘”，这曾是子弟兵对她们的共同称呼，起初是为了避免暴露，后来却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位于今天唐县军城南关的晋察冀烈士陵园，北侧平台处有一个长30多米的碑廊，呈东西方向排列矗立着十通碑刻。汉白玉石碑上，整齐地镌刻着2528名唐县籍烈士的名字。
“这些烈士中，有1300多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唐县政协原副主席宗健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时有人口18万的唐县，有7385名优秀青年参军入伍，2664名干部南下北上。
而唐县，只不过是河北众多县市中的一个。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是八路军最稳定的兵员补充基地。到抗战胜利，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90万人；晋冀鲁豫所属正规部队由9000人发展到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册冀中区行署教育科于1941年4月14日编印出版的老课本——高级小学用《政治常识》第二册。
由于当时边区印刷条件简陋，老课本使用的纸张大多为民间自己制造的“土纸”，图案字迹不甚清楚，装帧简单。但泛黄的纸张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浮现着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身影。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大地上村村是堡垒，人人是战士。
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和自卫队……根据地里，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有组织归属，创造出一整套适合于人民战争需要的后勤供给、兵员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信联络等作战保障工作系统。
“晋察冀的组织，简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议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互传讯息，传递抗日军所要的消息，而且传递的速度，比电报、电话还要‘快速’。”在大龙华之役缴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曾这样哀叹。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的三把植苗锹。 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屏障：三把植苗锹的“瘦身”
在今天的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着这样三把植苗锹：
为首的一把形似我们常见的铁锹，锹头和锹柄都由生铁制造，锹头宽厚；
其后的第二把锹头大小相仿，不同的是，锹柄改为木质，锹头顶部两侧突出，更方便踩踏；
第三把锹头变细变窄，形似“长矛”，锹背上还焊接了横梁脚踏板，手持轻便，入土锋利。
植苗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最不起眼、却又应用最广的植苗工具。在115万亩有林面积中，塞罕坝逾半林海都是用植苗锹一锹一锹种出来的。
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几代建设者科技兴林的探索，也浓缩着塞罕坝人为京津重塑生态屏障的一路艰辛。
“创业初期，第一代建设者连一把合适的植苗锹都没有。”指着橱窗中锹头已经氧化变黑的第一把植苗锹，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范冬冬介绍，第一代植苗锹名为苏制克洛索夫植苗锹，还是当时林业部的领导到苏联考察不远万里给塞罕坝带回来的。
但“远道而来”的植苗锹很快便遭遇了“水土不服”。
相比苏联人，当年的中国人身形瘦小、力气较小；当时苏联造林地块普遍土质松软，植苗锹很容易插入土中，而塞罕坝立地条件差、砂石多。克洛索夫植苗锹并不适合坝上造林。
这把“抡不动”“铲不进”的植苗锹，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照着塞罕坝的创业之艰。
摊开一张河北地图，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陡然升高，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台阶分割出上下两种地貌。
这个台阶就是塞罕坝，海拔1010—1940米。
天地造化，使这里的森林成为阻挡北方风沙南侵的天然要冲，但高纬度和高海拔也令这里冬季寒冷漫长，最低气温-43.3℃，年均无霜期仅64天。不仅寒冷，塞罕坝风沙还异常大。当地有句谚语称，“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
独特的气候与地貌，也让塞罕坝在全国造林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
建场初期，林场的树苗都是从外地引进的。1962年，林场种植了1000亩树苗，到了秋天，发现成活率不足5%。1963年春，塞罕坝又种植1240亩树苗，成活率也不足8%。
“后来人们知道，树种和苗木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在调运中，树苗失水、伤热，且适应不了塞罕坝气候造成的。”范冬冬介绍。
怎样摸清塞罕坝的“脾气”，在这片土地站住脚、扎下根，是摆在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林场前两年连续造林失败使一些职工心灰意冷，林场“下马风”甚嚣尘上。这时，老书记王尚海，场长刘文仕，副场长张启恩、王福明，反而把全家老小从北京、承德和围场，搬到条件极度艰苦的塞罕坝。
“军心”稳定后，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从改进育苗方法和造林机械入手，从科学技术上寻找前期造林失败的原因，开始了一段自力更生的创业史。
植苗锹的“瘦身”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
如果说第一代植苗锹见证了创业之艰，第二代更加轻便的植苗锹则见证了苦干实干的激情。
一份刊载于1966年《林业实用技术》、署名“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生产办公室”的文章《落叶松植苗锹》中记载：林场自使用新式植苗锹后……原来每3至5人一组流水作业，用锨、镐平均每人每天栽250株树苗，改用植苗锹后，1人平均每天可栽植600株。
塞罕坝人对这个速度仍不满意，植苗锹被不断改进，它的身形越变越窄，头也越来越尖，第三代植苗锹应运而生。它单脚轻踩便可直插土中，而狭窄的缝隙，更利于防止树苗根系透风跑墒。
配合植苗锹的改进，塞罕坝人独创“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比行业通用的“中心靠山植苗法”造林功效提高一倍，同时能节省造林成本，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一锹一锹，五十多年如一日，塞罕坝的绿色高效延展，叠加出一出塞罕坝百万亩荒原变林海的奇迹。
到2017年，塞罕坝整个林场仅剩下1万亩石质阳坡尚未造林。
“在这样的山上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头，一凿下去，震得手疼。”范冬冬说，坡陡山高，机械上不去，浇水后重达七八斤的容器苗全靠人扛骡子驮，“就连骡子都经常累得撂挑子”。
在让第三代植苗锹也“败下阵来”的困难面前，塞罕坝人却向这“最后的硬骨头”发起了总攻。截至2018年底，塞罕坝林场石质荒山攻坚造林任务基本完成，造林成活率达到99%。幼树成林后，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86%的饱和值。
不过，植苗锹不会就此退出塞罕坝的历史。
现在，为改变造林树种单一，丰富林种树种结构，塞罕坝正向着营造复层异龄混交林的目标迈进。
虽然现在塞罕坝大部分树种都采用容器苗种植，但塞罕坝的主要树种之一落叶松，仍要借助植苗锹来栽种。
三把植苗锹，见证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何处来，又将继续见证塞罕坝走向一个更加高质量的未来。
2012年4月13日，李保国教授在临城县为农民讲解薄皮核桃高接换优技术要领。河北日报记者赵永辉摄
跨界：一位博导的博士论文
2004年夏天，一位46岁的中南林学院博士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红富士苹果优质无公害栽培理论及配套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论文以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的红富士苹果为研究对象，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产地环境、土壤和叶片矿质元素、主要栽培措施等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其实，当时他已是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当时的他作为博导，却要“自降身段”再读博士，这个决定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然而，通过这位博导的博士论文，这位埋首脱贫攻坚一线的知识分子的初心，却愈发清晰。
1996年8月的邢台岗底，是这篇论文的起点。
当时，这个太行山中南部的小山村，刚刚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村里仅有的200多亩耕地全被大水冲成了河滩地，很多村民想离乡打工，甚至有村民因秋收无望选择喝药自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保国作为省科技救灾组的一员，来到了这里。
在村里看了一圈，李保国看到了村后沟里的苹果树。
眼前的苹果树虽然没有被大水冲垮，但因病虫害严重，长势很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岗底村便开始种果树，但由于没有科学的果树管理技术，并没能改变岗底村民的贫困面貌。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教你们管理苹果树。”
就这样，李保国“包”下了岗底村。
当时的李保国，是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方面的专家。在前南峪，为了提高当地百姓绿山的积极性，他曾指导老百姓种果树，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扶贫之路。
不过，相比在前南峪，为了更大幅度提高果农收益，李保国暗暗定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在岗底生产出优质无公害的苹果。
虽然现在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已经提高到绿色、有机，但在20世纪90年代，无公害却是个很超前的概念。
而这个目标意味着，李保国又要从头开始。
“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从不怕从头开始。”李保国的爱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说，因为对于李保国来说，“学啥都是为了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
但这份担当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付出。
李保国的这篇博士论文近8万字，仅实际采集试验数据制成的图表就有70多个。
这些一手数据的来之不易，李保国的助手、他当年带过的研究生们再清楚不过。
2000级研究生秦立者的研究方向是病虫害。有的小虫晚上活动，所以秦立者的研究几乎都得夜间上山，观察病虫害的活动规律，但几乎都是和师父、师母一起，“当时我半夜上山做我的课题，师父平时回保定上课，一有时间回了岗底也是半夜扎在山上做他的博士论文研究。”
虽然种果树是“半路出家”，但李保国的专业水平，常常令科班出身的同行都刮目相看。
从选配最佳授粉品种、给苹果套袋、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建立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方法、省力化修剪、果实品质检测、建立气调库和苹果采后加工等，李保国带着学生将涉及苹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李保国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当面告诉记者：“不管生态的、土壤的、肥料的、栽培的、生理的，一直到分子生物学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单项技术到宏观产业设计，我几乎都懂。”末了，他反问道，“要想干成事，不较劲还行？”
“当时他读这个博士，大家都觉得他不为评职称不为啥，何苦还要读博士，况且他还坚决要自己考，考上了上，考不上不上。”别人不理解，但郭素萍明白，“其实，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学点儿新东西。”
从1996年来到岗底，到2004年博士毕业，这篇论文凝结了李保国扎根岗底八年的心血。
但最为可贵的是，这篇论文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借助这篇论文翔实的试验数据，一系列的苹果管理新技术获得突破。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无公害苹果规模化种植，为“富岗”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最终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富岗苹果便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的升级，岗底苹果果品质量仍在不断提高。
岗底村民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过上了好日子，这份科技巨作被成功地“写”在了太行山上，把过去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岗底人民的“金山银山”。
“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他出的招儿管用？因为这些招儿绝大多数都是李老师带着学生一点点做试验得到的结果，又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再用‘盯死，死盯’的精神指导农民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秦立者说。
巍巍八百里太行，撑起了整个河北的骨架，也曾是河北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
在河北脱贫攻坚的日子里，无数像李保国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把致富的火种播撒在太行，也将太行山走成了一条道路、一种精神。
·忠 诚
韩东征。 马振供图
初心：一位县委书记的名利观
在今天迁西县前韩庄村韩东征纪念馆，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各解放区农民代表合影。合影前排左三的冀东代表，就是韩东征。这张合影拍摄后不久，他便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韩东征，首任中共迁安（西）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
在中共首任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中，韩东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的官职不算大，名气也不算高，但他一生恪守的名利观，却堪称一代干部的“标杆”。
1928年11月25日，迁安县第一个党小组在前韩庄村诞生，韩东征任小组长。不久，前韩庄建立了党支部，韩东征又担任书记。
但追溯这个党组织的历史，韩东征的入党介绍人韩文华的贡献不可不说。
大革命失败后，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韩文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在前、后韩庄一带主办农民讲习班，秘密宣传革命。正是受韩文华的启迪，韩东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在迁西地区发展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既然党组织由韩文华“播火”，书记为何却由韩东征担任？
“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工作的考虑。韩东征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贫困，由他负责领导开展工作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事实上，韩文华此后一直在协助韩东征工作。”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表示。
不讲条件，不计个人得失、地位高低，自觉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韩东征的入党启蒙，也成为他政治生涯永恒的底色。
1933年，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京东特委决定在迁安举行农民暴动。韩东征等曾因拒绝接受特委发动武装暴动的错误指示，被撤销领导职务。但政治上遭到的打击，却丝毫没有影响韩东征的革命热情。
1934年1月迁安暴动失败后，他主动承担起收拾残局的重任，深入到金厂峪金矿，领导金矿工人罢工斗争，为恢复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长城抗战爆发后，他还和高机先一同组建起百余人的“抗日自卫团”，配合二十九军于喜峰口、董家口等长城要隘抗战，亮出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鲜明旗帜。
1934—1935年间，为支援民族英雄孙永勤抗日义勇军，韩东征秘密派中共党员进入孙部，为该军政治整编创造了条件。
直到1936年，刘少奇同志奉命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纠正了组织内“左倾”的错误路线，韩东征才被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领导职务，第二次出任迁安县委书记。
1942年春，由于工作需要，韩东征再次欣然接受由县委书记改任县委组织部长。
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然。
新中国成立后，韩东征一直从事水利战线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蓟滦河务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农田水利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水电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后又兼任潘家口水库工程局副总指挥等职。
大河之北，河湖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水患严重。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韩东征几乎走遍了河北各大流域。
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看，韩东征这一次次的调动，并非都是“升迁”，但根据河北各地与干旱、洪涝斗争形势的变化，韩东征完全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始终奋战在急难险重的岗位。
河北，是全国建党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又是革命老区，这块土地上培养出一大批像韩东征这样久经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优秀干部。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华北解放区被中央作为了一个培养教育干部的基地。”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介绍。
早在1948年6月，中央就委托华北局开办华北局党校，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平津解放后，中央又指示华北局，从社会青年学生中大量吸收培训干部，于1949年2月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入学者达12000余人。
1948年11月，华北局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中就明确提到，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华北解放区已处于巩固的地位，可以而且必须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党能提供更多优秀干部，担负目前的工作。又由于革命日益接近全国的胜利，也要求华北党的组织提供更多的优秀干部到其他各地去工作。
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优秀的河北干部或走向全国或留在河北。
他们有的从华北人民政府走向北京，构成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最初的班底；有的抛家舍业、随军南下，投身南方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担当起重要的领导责任；还有很多人像韩东征一样，成为河北地市级干部的中坚力量。
2021年是建党百年华诞，中共中央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省有47.97万老党员获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光荣在党50年”，表达的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深深敬意，而他们也用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汗水和平凡岁月的坚守告诉世人，党员的初心是什么，永远有多远。
李景湖。 李文新供图
牺牲：两枚弹头的震撼回响
2020年9月中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保定高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革命文物清单上增加了两件特殊的文物。
这是两枚子弹弹头，笔筒形状，豇豆大小，像两块烧焦的煤炭。
它们来自遥远的抗美援朝战场，曾在一位军人体内“陪伴”他走过了近70年的人生。
2020年9月2日，95岁的高阳籍抗美援朝军人李景湖在北京病逝。殡仪馆工作人员在收集老人骨灰时，发现了这两枚弹头：一枚在头部位置，一枚在腰部位置。
两枚弹头“咣当”落入托盘，这是李景湖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也是英雄的河北儿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震撼回响。
1951年，李景湖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时候的他，是一名已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
李景湖参军时只有13岁。当时日军在他的老家高阳制造了惨案，杀害了180位八路军和村民。惨案之后八路军很快又在博士庄跟鬼子打了一仗。感到八路军是真心抗日，李景湖第二天就参了军。
当时和李景湖一起跨过鸭绿江的燕赵儿女，不仅有他那样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还有踊跃报名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燕赵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朝鲜战场，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15日，仅仅一个半月，河北就有1879名青年学生和699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超过原定目标的11.6%。到1953年1月20日，全省共47385名合格新兵参军入伍。
1951年初，李景湖来到朝鲜战场，在63军187师担任通信科长，负责埋管布线，保障整个师的信息联络。
不久，他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关键一战——铁原阻击战。
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李景湖几乎对家人只字未提。但在相关资料里，我们了解到这场战斗打得多么惨烈：当时2万多人的63军几乎把能调动的所有兵力都投入战斗，相关干部、通信员，甚至连炊事员都上了战场。
铁原阻击战，美军创造了1小时打出4000吨炮弹的纪录——比美军标准弹药消耗多了5倍。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足足打了13天。在美军的重火力下，63军全军官兵的衣服被美军燃烧弹烧破，战斗结束时，战士们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和弹仓空空的步枪。
经过铁原阻击战一役，美军再也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伤亡，1951年6月10日转入全线防御。
因通信保障工作有力，李景湖在这场战斗中荣立三等功。
铁原阻击战的惨烈，只是抗美援朝战争之残酷的冰山一角。但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一位位河北儿女打出了血性和威名：
河北籍志愿军李凤林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河北籍志愿军赵先有被授予特等功臣，他们的事迹被巴金写进小说，成为电影《英雄儿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光辉形象的原型之一；
高阳籍女志愿军解秀梅，是抗美援朝战场唯一一位女一等功臣，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之一；
朝鲜战场上曾产生6位立下赫赫战功的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其中，就有两位河北籍英雄——刘玉堤和孙生禄；
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唐山籍抗美援朝老兵王占山荣获“七一勋章”……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样的燕赵儿女太多太多。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河北籍烈士可查证的就达11853人。他们中，有家喻户晓的英雄，也有无数李景湖这样默默无闻的战士。
1953年7月，李景湖在朝鲜坪山南村战斗中负伤致残。填写于1958年的《军官退出现役申请报告表》显示，李景湖“健康状况”为“头疼”“右手及右脚各负伤一次，已残疾。”
“我父亲一辈子走路抬不起腿。”李景湖的小女儿李文新说，直到2001年，李景湖在做CT检查时，才发现大脑中的“金属异物”——从负伤直到去世这漫长的60多年，李景湖一直被头疼所折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往往疼得彻夜难眠。在李景湖体内作祟的，正是这两枚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子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硝烟远去，透过两枚子弹，在这场跨越70年的“对话”中，李文新读懂了父亲，我们也读懂了那许许多多河北英雄儿女无声的爱和誓言。
袁雅冬的白大褂上，写满了医护人员、当地民警、志愿者等人的签名。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使命：一件写满签名的“战袍”
在今天的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珍藏着一件特殊的白大褂。
白大褂上，红色、黑色，大大小小的签名遍布全身。这是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时，所有当班的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武汉第七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以及武汉当地的大巴车司机、交警等共同签下的。
白大褂的捐赠者，就是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袁雅冬。
2020年1月27日，大年初二，这件白大褂被袁雅冬整齐地放进行李箱——此行的目的地，是当时的疫情风暴中心武汉。
2003年战“非典”，2009年斗甲流，武汉之行已经是袁雅冬的第三次逆行应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她一起奔赴武汉前线的，还有来自省市各级医院的149名队员。
“医疗队员们，都是普通人，有的比我的孩子还小，哪一个不是家里的宝。那种情况下到武汉，谁不怕？”回顾当时的情形，她下意识地挺直身子，“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意识到自己是医护人员，是党员，肩上是有责任的。”
1月27日凌晨4时，这件白大褂随着袁雅冬抵达武汉。
但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超强传染性，当袁雅冬进入武汉市第七医院的“红区”时，它只能被留在行李箱里了。
而袁雅冬必须在刷手衣外边，套上严严实实的防护服。
这副装扮，对袁雅冬这位抗疫老将来说，也是第一次。
“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防护服穿一套就消耗一套。”由于此前防护服不属于各大医院的储备物资，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出发时，只有袁雅冬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带去的600套防护服。但这，几乎也是该院全部的“家底儿”。
为了节省防护服，150名队员练习穿脱防护服，都是边学边干，从没有专门拿出一套来练。有的队员鞋套踩破了，就只能用垃圾袋把鞋套上。甚至，有一次袁雅冬只能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隔离服进入红区，四处漏风只能用胶带粘。
不过，令袁雅冬感到安心的是，防护服短缺的问题，迅速得到了缓解。
在距离武汉900多公里的河北家乡，医药企业第一时间开足马力、争分夺秒地复工复产。
一组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0年1月19日至4月15日，国家累计从河北调拨医用口罩410.12万只，医用防护服99.04万套，隔离面罩68.03万套。其中防护服和隔离面罩高峰时调拨比例分别达我省日产量的70%、100%。
身在武汉，河北医疗队员们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深夜到火车站，接收“老家”运来的物资。
隔离服、护目镜把人包得严严实实，医护人员需要在隔离服上写上名字，方便交流。袁雅冬写得异常凝练，只有五个字——“河北 袁雅冬”。
“不管具体来自哪个医院，我们都代表着河北。”袁雅冬说。
打出河北医疗队的水平，平平安安把队员们带回来，这是袁雅冬出征时定下的两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与前两次抗疫不同，这次袁雅冬是带了一群陌生的同事，跨地域作战，疫情重、时间短、挑战异常大。
当时武汉七院没有呼吸科，但河北选派的医疗队员几乎都是与呼吸、感染、重症相关的专业医护人员。
“这时候，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尽量收治更多患者。”袁雅冬说，绝大多数医疗队只对接一个病区，但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几乎是接管了一家医院，包括4个病区和重症监护室以及检验科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扩大病区增加病床，大大缓解了住院难。
“正常的医护配比在武汉七院应该是医师数与床位数之比0.5∶1，护士与床位数之比1∶1，但是我们面对的病人远超过我们的人手。此外，住院患者中有70%的重症，治疗难度很大。”
作为队长，袁雅冬的责任除了救人，还承诺团队零感染。
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袁雅冬要求每一名医疗队员在离开酒店前和回到酒店前测量体温。队员全部上报体温常常要到半夜，可不管多晚，袁雅冬都要等汇总完体温再休息。
由于测温部位不同、测温时间差异或处于生理期，一些队员测温时会超过37℃，为了帮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她还要挨个去房间或打电话了解、慰问。
“当时也不知道困不困了，反正你就知道你每天有这一堆事儿要干，干不完就休息不了。”在武汉的两个多月，袁雅冬没有轮休过一天。
巨大的消耗，令她脱发严重。
“当时我每次一回宾馆，就看见我床上一层头发。”床上头发太多，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袁雅冬总怀疑是有人趁她没在时到她床上睡觉了。
“从武汉回来，我这头发细了一半，这个卡子都卡不住了。”袁雅冬摸摸头上的一个淡紫色发卡说。
在袁雅冬的带领下，第一批医疗队重症救治成功率在武汉排名前三，累计收治病人429人次，全体医疗队员零感染。
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当天，袁雅冬想着要请大家留下“墨宝”，作为武汉抗疫的纪念。虽然隔离服是当之无愧的“战袍”，虽然当时防护服的供应已经十分充足，但拿一件崭新的隔离服签名，“怎么想都舍不得”。
思来想去，她还是请大家把名字签在了白大褂上。
2020年3月20日，经历了50多个昼夜的奋战，袁雅冬终于凯旋。
和她一样安然归来的，还有1000多名在隔离服上写下“河北”二字的医护人员。
2020年12月20日，袁雅冬将这件白大褂捐赠给母校——河北医科大学。
这是从武汉踏上归程的一刻，袁雅冬认定的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新冠疫情是我从医生涯中第一次以医务人员为‘作战’主体的重大事件……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后面的医者能否像我们这样知重负重，专业执着，勇于承担，勇于奉献，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捐赠仪式上，袁雅冬寄语年轻的医者。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朱艳冰 汤润清 王雅楠通讯员/南宝通 何晓芳 董常春 付文昊 耿国栋 李红叶 马梦瑶 许晓杰 鄢华东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