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４年前，德国人格里希来武汉当上“国营工厂厂长”，轰动一时 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的传奇故事
图为：位于硚口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的格里希铜像。
图为：当年到火车站迎接格里希的吕志清，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阳春
１２月１９日下午，伯恩特·格里希在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园，把代父亲领取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佩戴在了威尔纳·格里希铜像上。
这枚奖章是前一天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授予威尔纳·格里希的。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请外国人当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放到今天，也是一件石破惊天的大事，而这发生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武汉。因此，这成为武汉敢为天下先的标志性事件，也载入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史册。
来自原联邦德国的格里希，是如何远渡重洋来到武汉的，又是如何打破陈规当上厂长的？当年的改革者们，展示了怎样的魄力和胆识？
格里希漂洋过海 原计划只当４个月顾问
１９８４年９月初的一个早晨，时任武汉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吕志清，在位于大智门的老汉口火车站把格里希接下了火车，这是格里希第一次来中国。“身材魁梧，个子很高，戴一顶鸭舌帽，拖了个一米多高的大皮箱，脸上一点都没有旅途的疲惫。”１２月１４日，已经８７岁的吕志清老人，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回忆当年场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北京到武汉的机票一票难求，没订上机票，于是格里希改乘火车软卧来汉。下火车后，他下榻胜利饭店。
一年前的１９８３年，６４岁的机械工程师格里希退休后，本该在莱茵河畔一座美丽的小镇上和家人安享晚年。
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正开启。中国的大门开始向有技术专长的西方人敞开。
精力充沛的格里希闲不住。他在报纸上看到德国组建西德退休专家服务局的消息，很兴奋。这个组织旨在发挥德国退休专家的力量，去无偿帮助欠发达国家，促进国际友好合作。格里希很快报名成为该组织会员。
１９８２年，武汉与德国杜伊斯堡结成友好城市关系，这是中德两国的第一对友好城市。透过友城关系，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很快开始向武汉派出专家。１９８３年底，第一批３位专家来到武汉，提供咨询服务。
发展工业，急需机械人才。首批３位专家服务结束后，武汉在德方提供的专家名单中，又看上了经验丰富的格里希，便向威尔纳·格里希发出邀请：到武汉柴油机厂当顾问。
格里希，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机械专业毕业后，他就投身德国一家拖拉机厂的建造，上世纪５０年代又开始从事飞机发动机制造，６０年代还曾前往埃及一家飞机发动机厂工作，有着丰富的发动机制造和企业管理经验。退休前，他是卡尔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机械工程师。
能去中国当顾问，格里希非常高兴。格里希之子伯恩特·格里希在２０１０年撰写的《我的父亲威尔纳·格里希》一文中回忆说，格里希对中国悠久迷人的文化无比好奇，在临行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按照计划，他只是在武汉当４个月的顾问。
武汉市召开会议 拍板聘任“洋厂长”
武汉柴油机厂，一座有着辉煌历史的工厂，曾手工打造出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主席曾视察该厂。
改革开放后，武柴渐渐掉队。记者在武汉市档案局查阅的一份１９８４年档案显示，当时，武柴在全国同行业１７家企业中排在末位，是唯一没有“创优、夺牌”的厂家。
一到武汉，格里希就认真“顾问”起来。德国人的敬业、一丝不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深入车间，走遍工厂的每个角落，了解生产、设备、工艺、管理、质量各方面的问题。１０多天后，他就拿出了１００多条建议和意见。
然而，他的建议却被忽视、搁置、搪塞。看到管理混乱、质量马虎的局面，他忧心忡忡，性格直率的格里希经常抱怨说：“怎么能这样，如果我是厂长，这一切都要改变……”他还说，如果他担任厂长，将利用现有的设备，在短期内使柴油机的产量增加、使用寿命提高。
这话传到了当时的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的耳朵里。“那就让格里希当厂长，只要不把武柴引上资本主义道路，什么都可以试验。”随后，武汉市外办向市委市政府递交请格里希当厂长的报告。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聘请格里希当厂长的问题，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参会。
会上，大家争论激烈。反对者认为，外国人当厂长无法体现党的领导和工人当家做主。最终，赞成意见压倒反对意见，会议决定聘请格里希担任厂长，认为这是引进人才的一种方式，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
真的要当厂长了！当中方把这一消息告诉格里希时，格里希却犹豫起来了，理由是自己长期孤身在国外工作，妻子不会同意。然而，当他想到工厂对他的建议无动于衷，又决定当厂长了。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日，武柴礼堂召开隆重会议，市长吴官正向格里希颁发了厂长聘书。
“洋厂长”在武柴干了些啥
格里希这个厂长，不是名誉上的，不是空架子，是真正的“实权派”。根据批准文件，武柴实施厂长负责制，格里希享有中国厂长的各种权力。
就职演说中，格里希说“我到武汉的目的，除了帮助武柴生产出高质量的柴油机之外，别无它求。”“每个工人都有权直接与我交谈，如果哪位工人能为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出合理化建议，随时都会受到欢迎和奖赏。”会场上，群情激昂，掌声雷动。
然而，关于格里希就职，当时，媒体却异常谨慎。除了广州的《羊城晚报》刊发一条２００多字的报道外，中央和武汉本地媒体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当时，仍有人对“洋厂长”难以接受：“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干吗要请洋人当厂长”“中国工厂情况复杂，洋人管得了？”
１０多天后，国务委员张劲夫来湖北考察获悉此事，肯定“武汉大胆走出了第一步”。接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作了批示。
吴官正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力排众议：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人才，把武汉的企业整顿好、管理好、建设好。
此后，国内外媒体争相前往武柴采访，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洋厂长”一下子轰动起来。
天上掉下个“洋厂长”，武柴职工又惊又喜，不知道“洋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走马上任后，格里希狠抓质量、从严治厂。他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随身带着手电筒、游标卡尺穿行于各车间，随时检验各种产品的质量。
对于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格里希认为总工程师和质检科长应负主要责任，他宣布要开除他们。开除人，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最终，格里希做了让步，将开除改为免职，选拔任命了新的负责人。
他赏罚分明，处罚玩忽职守的工人，奖励有贡献的职工。格里希打破“大锅饭”，推行结构工资制，根据职工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情况进行工资浮动。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日，格里希两年任期结束，同时被聘为武柴的荣誉厂长。两年时间，他让武柴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年产柴油机从１．８３万台增加到６万台；柴油机使用寿命从１０００小时至１５００小时，增加到６０００小时至８０００小时；出口到东南亚７个国家，从年亏损５００万元到年盈利６００万元。
１９８７年，武汉编辑出版了《格里希在武柴》一书。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为其作序，他写道：“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格里希从武柴离职后，依然心系中国经济发展，多次来到中国，来到武汉。２００３年，他在德国家乡辞世，两年后武汉与德国杜伊斯堡分别为他竖立铜像。
（责任编辑：连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