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荣展示如何翻译电文
1983年3月出版的《标准电码本》内页，4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 记者姚传龙 摄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洪山路营业厅内，凭着一本1983年3月出版的《标准电码本》、一张写着数字的白纸，50岁的韩先荣完成电文的译出。电报被西方称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今天更多的是发挥纪念功能。目前，洪山路营业厅承担着湖北全省的电报接收工作，韩先荣则是唯一一名电报接收员，而发报工作早在10年前就停止了。
近些年来，武汉每年接收到的电报不足10份，但电报服务依然在坚持。
为确认身份
派送员去了代收人所在公司
1884年，清朝南洋大臣左宗棠设立汉口电报局。时至今日，电报在武汉存在了135年。在通讯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快捷的电报成了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
上世纪80年代是武汉电报业鼎盛期。1988年，武汉创下月处理电报600万份的纪录，城区内电报投送点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派送员超过200名。由于水情电报、献血电报、金融电报等中有事关城市安全、人民生命健康、金融情况变化等重要信息，电报收发、派送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普通电报从发出到纸质版送到接收人手中，仅6小时。加急电报耗时更短，2小时可完成全部工作。
电报从发报方向接报方传输，传输过来的大多是一串数字。韩先荣接收数字，通过《标准电码本》翻译出文字，打印出报文内容，装到信封中，交给派送员。从1991年从事电报工作至今，韩先荣收发电报28年，总共198页的《标准电码本》内容不能说全部记住，但是常见字的编码已经不需要查询。她说：“这是电报需求量大时练就的本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收发电报400份。”
上月18日，张树华从昆明向武汉发电报，报文就是由韩先荣打印的。这次，她没有进行电文翻译工作，因为张树华是明文发电报。“以前，电文涉及机密，多用电码。现在，电报更多的是纪念意义，已经无须保密。”韩先荣说。
乐中华和周致强今年同为55岁，是武汉现在仅有的两名电报派送员。张树华的电报就是由他们派送的，周致强开车，乐中华依据地址寻找接收人。由于武汉现在每年电报接收量不足10份，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变成了后台支持，派送电报仅仅是兼职。
即便如此，乐中华、周致强依旧严谨。张树华的电报到达武汉后，是接收人袁先生请人代收的。乐中华为了确认代收人与袁先生的关系，甚至找到了代收人的公司。一定要将电报送到接收人手上，是对派送员的基本工作要求。
“以前，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区，收发室里除了信件就是电报”。近些年，当乐中华和周致强前去送电报，在收发室里工作的年轻人对于电报已经难以置信，反复确认电报“是不是快递件”。
对写有电码的电文
接收员注重保护隐私
电报没落于1991年前后。1991年，韩先荣刚刚参加工作。那时，固定电话逐渐流行。3400元的装机价格并不便宜，但是人们对于固定电话的接受和使用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追捧，很多人排长队申请装机。
固定电话可随时接听，让人们通讯变得更快。而2小时加急电报，一来一回交流，需要约4小时。当时，使用电报的人在减少，可是并不明显。电报的收发、送达时间都有记录，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人们在商业中应用电报，可以留下痕迹。
“电报的法律效力，传真都无法比拟”。韩先荣还记得，传真大规模应用时还是使用热敏纸记录内容，存放时间有限，不如电报打印纸放得久。电报的法律效力也让韩先荣等人有两个习惯：一是严格保守电报内容；二是快速发出电报并记录时间，因为电报可能成为司法事务中的证据。4月18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查看一份全电码电报时，韩先荣依然首先用手指遮住记录接收人地址的信息编码，尽管记者对电码一无所知。
伴随着复印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的出现，电报的长时间留存优势丧失，电报业务持续衰减。武汉的电报营业厅在2007年全部关闭，仅在洪山路营业厅接收电报。
尽管现在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售后服务，但是韩先荣依然会准时接收电报。熟练是她留下来的原因。曾经的24小时值班制度早已取消，因为现在的电报不具有快速的特点，也没有加急电报了。“电报的没落是因为技术的落后。我们怀念电报，但是并不伤感。”韩先荣说。记者姚传龙
（责任编辑：余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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