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４月２２日电（记者喻珮）著名作家余华近日在武汉驻校讲学，在高校、图书馆发表主题为“广阔的文学”等多场演讲，抛出数个关于传统与现代、写作的轻与重、苦难与幸福、讽刺与期望这些看似对立、矛盾的话题。他认为，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世界中，苦难的人生也充盈着幸福，荒诞的现实仍然满怀希望。
“文学是非常宽广的，是包罗万象的。”余华说，形形色色的故事，是小说的精髓所在，这些故事涉及数理化、自然人文、社会百态，它们或充满“套路”，或出乎意料。
余华举例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茨威格的《拜占庭的陷落》、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讲了很好的故事。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既是一部社会文本，也是一部历史文本，其中的很多对话，依旧映照当下，余音绕梁。
“有些人认为，一些古旧的东西是传统，和现代是对立面。”余华说，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现代性，到了我们这个时候，鲁迅就成了传统。一代一代的先锋和传统涌现、发展，让传统更加庞大、更加扎实。先锋性和现代性也会对传统的东西进行一些修正，让传统永远保持新鲜。
谈及写作的技巧。余华说，他自１９８３年“混入文坛”，长期以来喜欢从音乐中思索小说结构。音乐和小说一样，都是叙述性地娓娓道来。
写一部小说，把故事推向高潮固然非常难，但是如何结束，往往更加困难。“非常重的小说，要用非常轻的办法去结束它。”余华举例说，霍桑的《红字》开篇人声鼎沸，充满周遭群众的质疑猜测，故事一下子被推向高潮。而在结局部分，霍桑只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非常温暖，这样的描写安静到仿佛周遭没有一个人。高潮时缓缓走下，这样的“轻”比前面的“重”还要重。
余华的小说《活着》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活着是对抗苦难还是接受苦难，取决于你有多大的力量。而绝大多数人都像福贵，逆来顺受。”余华认为，伟大的作品可以写希望，也可以写绝望，“有时候，我们低估了人们接受悲剧的能力。这么多年过去，《活着》的读者不仅没变少，反而增多。”
１９９２年，余华开始写《活着》，最开始用第三人称方式写，发现难以继续。之后尝试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富贵用最直白、最朴素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很多年后回忆往事，发现当初的写作手法，是技巧的选择，也是人生态度的选择。”余华感慨道，苦难的人生中也充满着幸福，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２０１３年，余华发表长篇小说《第七天》，折射现实社会的荒诞。针对书中讽刺的一些社会问题，余华说，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大家都不能去回避，问题越多越好，新的问题出现可以解决旧的问题。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始终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如今走进一个省市的图书馆，像走进高铁站一样，人来人往，这个国家一定是充满希望的。”余华恳切地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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