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 狄鑫 实习生 刘芝妞 唐楚舒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萧颢
“门口这行‘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标语，说的可不就是我的体会吗！”10月21日，记者在中南民族大学校园书店里，见到了该校2020级本科新生陈澳飞，这里是他课下来得最多的地方。“能踏踏实实捧着书读的感觉太棒了，两年前我这双手还在修电脑搬钢管呢，五六十度的钢管可烫手咧！”陈澳飞笑了笑，分享起他从大学退学打工做苦力，又重新复读考上民大的故事。
课堂上的陈澳飞
贫困大学生悄悄退学
1999年，陈澳飞出生在重庆市黔江区杉岭乡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有个大他6岁的哥哥。“2015年以前，我们那儿一直是全国十大贫困地区，爸妈和周围的老乡们一起南下打工，家里都是爷爷奶奶带我们。”陈澳飞说，从初中开始他就很少见到父母，每个月他们会寄回一家子的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陈澳飞和同学们在校园里
长大一点，陈澳飞慢慢知道爸妈是在广东打工，妈妈在工厂流水线上当女工，爸爸在工地做外墙工作，每天在户外高空作业。
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陈澳飞的父母越来越吃不消。陈澳飞高二那年，妈妈检查出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奶奶也因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只能卧病在床，妈妈不得已回到老家照顾老小。
“妈妈突然回到身边，开始关注我的学习，反而让我很不适应。”陈澳飞说，高二之前他的成绩能在全班排进前十，文理分科后，因为英语过于薄弱成绩开始走下坡路。叛逆期的他不愿和父母过多解释，在一次次的考试打击下，他开始有些自暴自弃。2018年，高考分数刚过本科线的陈澳飞被重庆一所民办院校录取。
“能上本科家里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到了学校以后我发现，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陈澳飞说，从高中来到更加自由的大学后，不少同学开始“放飞自我”，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成天就是打游戏。在这样的氛围中，陈澳飞对原本感兴趣的大数据专业也失去了热情。
“那时候，家里妈妈和奶奶还病着，哥哥实习期也没多少工资。可我一年的学费要16000元，每个月还要找家里拿1000元的生活费。”陈澳飞觉得自己在浪费家里的钱，并且看不到前途，开学仅两个月后，他瞒着父母办理了退学手续，要回了学费。“当时只是简单的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今后好挣钱，我年纪轻轻不如早点去挣。”陈澳飞回忆。
凭体力挣钱因学历低受气
为了不让父母察觉，离开学校后陈澳飞在大学城附近的一家电子厂做起了普工。“主要是组装手机或者装笔记本电脑的后盖，学历不够嘛，就从最简单的活开始干。”为了多挣钱，他白班夜班交替着上，每天干满12个小时，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每个月都能拿全勤奖，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
“收入快赶上我爸了。”陈澳飞说，起初自己还有些得意，认为退学的决定很正确。但慢慢地，他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委屈。“年纪小学历低，在流水线上没少遭白眼，有时候质检师傅一句话，我们整条流水线上12个人一整天的活就得重做。谁让人家有本事做管理呢，没道理讲的。”为此，陈澳飞还找过厂里的工程师当学徒，想学点真技术，可那些师傅终归不会像学校老师一样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也没有什么理论可言。
泡在图书馆的陈澳飞
几个月后，退学的事情让父母知道了，陈澳飞的父亲陈刚怎么也没想到一向懂事的小儿子居然自己做主退学。“当时很生气，再怎么说读完了出来也是个大学文凭，也比我和他妈妈这样做苦力要好啊。他如果想凭劳动挣钱那还不如跟着我。”陈刚决定让儿子也到广州的工地打工，让他真正体验生活的艰辛。
“在工厂时只能说枯燥，偶尔受气，到了工地才体会到从未经历过的苦和累。”陈澳飞说，一开始他被父亲安排在工地上做杂工，主要负责卸货和搬运，因为吊塔运输不够稳定，一般玻璃、大理石等材料都是由人工抬上楼，低则7、8层，高则20、30层，“下了班腿是抖的，肩是麻的，啥也不想干，只想洗了澡睡觉。”
陈澳飞曾经干活儿的工地
四月的广州已经开始燥热，陈澳飞又被安排到户外搭钢架。“大太阳底下，钢架有五六十度，带着棉手套去摸都烫手。一天8小时下来也就挣个180块，做苦力真的太廉价了。”陈澳飞回忆，工地条件很差，不到50平方米的工棚里挤着将近30个工友，“晚上7点上床睡觉，早上6点已经开始干活了，没有娱乐，吃得也不好。那时候挺想念读书的。”陈澳飞开始有些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