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文青’了吗？”
大学时，我学的是建筑工程。当我选择新闻行业时，我的父亲忧心忡忡。他问我：“不转行，你画出的图纸会成为高楼大厦，但搞新闻讲述别人的故事对你真有意义吗？更何况，你是一个外行！”
那时的我，其实不知如何作答……
放下丁字尺，“触网”搞新闻，是红网给了我这份机遇。当编辑，做记者，我送别过抗冰烈士，体验过抗疫的隔离区，从地下700米的煤矿深处，到神八飞船的开舱现场，从十八大代表的驻地，到大山深处的孤老家中……跟着红网走过了15年，在这路上和路上的故事里，我一点点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
我想讲的是，路上的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名矿工和他带来的“求生之路”。
这名矿工叫做刘胜利，在2011年10月29日发生的衡阳霞流冲煤矿重大瓦斯事故中，他是井下深处30名矿工中唯一的幸存者。事故发生后，只有刘胜利及时戴上了自救器，然后躲进避灾洞室。找到通风方向后，他从井下380米处往上爬了1500多米，历时3 个多小时，自己走出了矿井。
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我在ICU病房里见到了醒过来的刘胜利。他告诉我，事故发生时，他“看着前面的兄弟，一个个带着自救面具倒下……”，带班下井的矿领导唐春云戴上了自救器，但没吸进去也倒下了。还有瓦检员彭铁桥，没打开自救器，“就像慢镜头一样倒下去了”。尽管靠着国家专项资金，这家煤矿已把自救器配发到个人，但大多数矿工都不会用。
于是，我搭车20公里重返霞流冲煤矿，找到和试戴了遇难矿工留下的自救器，请专人掐表计时。抠下胶套、打开铁盒、吹开气囊再戴上面罩，在摆弄了一个下午后，我戴上自救器的最快纪录是2分25秒。而在井下发生事故时，高浓度的瓦斯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熏倒一名壮汉。
这次最快纪录用的就是遇难瓦检员彭铁桥的自救器，盒子上还写着他的名字，可惜事故发生时他连自救器盒盖都没能打开就倒下了。矿上的劳资科长谢科长解释，自救器是一次性的，尽管是政府出钱，但矿上“为了节约器材”，从没有组织矿工演练过。
那怎么培训呢？看光碟、读说明书，谢科长说，“就和你刚才一样”。还有很多矿工嫌麻烦，下井不带自救器。我震惊了，不敢想象，从未戴上过自救器的矿工，在井下发生事故时，怎么用一分钟的时间，戴上自救器。
放下那些自救器后，我觉得嘴里总有一股油腻腻的臭味。同行的司机说，要么是制氧药剂变质了，要么就是“死者的怨念”。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喝了白酒，用来漱口，然后写稿。稿子的标题是《自救矿工刘胜利：我看着前面的兄弟带着自救器倒下》。并非为了耸人听闻，我觉得必须引起舆论重视，呼吁煤矿将自救器真正用起来。不然再遇到井下事故，这些戴不上的自救器，会继续凝结“死者的怨念”。
其实刘胜利的故事，我的稿子比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晚。但因为戴不上自救器的这个细节，我发稿当晚全国各大网络媒体就转载了。回到长沙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网络评论，呼吁让自救器真正戴上去。
几个月后，事故调查组的报告支持了我的结论。湖南煤监局的同志告诉我，现在这些小煤矿开始取出封存的自救器，打开充作教学器材，要求每名矿工反复练习佩戴，并掐表计时、随时抽检。
在那半年的湖南煤矿隐患百日攻坚中，我跟着湖南煤监局跑遍了娄邵、湘南近百座高瓦斯的小煤矿。在耒阳，我看到高瓦斯的煤矿井口布满香灰，矿主振振有词“不烧香是对矿工的不负责”；在涟源，也是高瓦斯煤矿，瓦斯监控员对着检测系统一问三不知，连鼠标都找不到……就这样，我白天爬山下矿，晚上写稿发稿，将这些普通人看不到的煤矿隐患，第一时间展现在公众眼前。记得当时带队的湖南煤监局执法监督处长刘衢立很高兴地对我说：“小老弟，网络真好，我们还没回去，北京总局都知道了矿长烧香的故事，马上就会有批示。”
这是第一次，我真正找到了记者的自信：一张图纸可以变成一栋大楼，但作为记者，我所走过的路，路上发现的那些故事与问题，可以带来改变，甚至能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老人的开山之路，也发生在一座煤山上。这是一则关于坚守的故事。
2013年1月，我路过冷水江金竹山镇，听到有人说山上的老刘头又在花冤枉钱了，请了八九个老人家挖土，加他自己就五百岁了，搞了个“开山老年队”。
老刘头叫刘福清，村里人说他是一名矿老板的父亲，却比当老板的儿子“更会花钱”。金竹山是一处老煤矿，已开采了一百多年，现在“地底挖空了，存不住水”。刘福清的村里早就种不了田，只能“种人”——把孩子养大了送出去打工。为了留住年轻人，就得在山上搞点产业出来，从2002年起，刘福清承包山上的荒地，从山下挑土送水上山，在荒山上开辟出果园，这一干就是11 年。
我遇到刘福清时，他已经60岁了，带着人每天从山下运土运肥。为了在煤山上种活一株葡萄，至少要从山下挑七八十斤肥沃土壤垫在坑底。而且，要挑上山的不只是耕土，水、农用物资甚至水泥砖石，样样都得从11公里的山下运来。
开荒要很多年才能见到收益，邻人和刘福清当老板的大儿子都劝他，嫌山上冷清就下来住好了，煤山的荒废真不是一个老人管得了的事。
“能写写我吗？”老人很认真地问我。他希望讲出他的故事，靠着外界的肯定来打消身边人的疑虑。于是我跟着刘福清爬了三天的山，从山下用三轮车运土运肥，再用扁担和推车运上更高处的开出的葡萄地里。陪着他去看村里人走后荒掉长草的房子，听他算账，听他描述金竹山上未来的果园。
下山后，我写了一篇《娄底“愚公”想为家乡留点田 十年担土上山开荒》发布于红网，并被各大网媒转载。不仅是山下，整个网络上都知道了娄底冷水江有一个十年开荒的倔老头刘福清。一年后，刘福清的故事被选入《一百人的中国梦》，与袁隆平的故事一起结集出版向全国发行。刘福清打来电话告诉我，大儿子再也没劝他下山了，刚毕业的小儿子和村里好几户都跟着干了起来。大家说，这是第一次看到家乡有了除矿难事故之外的大报道。
现在金竹山上，黑煤渣和矸石堆还在，但老刘种下的葡萄、柑橘和油茶等千亩果林已渐渐成形。刘福清说，再过几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就可以回来“靠山吃山”了。
这样的美好和坚守，我还遇到过很多，譬如为了一株油菜奋斗了30年的澧县农民沈昌健父子，在山上守林29年的宜章老人刘真茂……当然，他们的坚守并不为扬名，但是我相信，不管路途多么艰辛，找到他们，将他们的梦想与坚守大声说出来，是我们作为时代记录者的职责。
第三个故事是我走过最长的一段路，120多天，16000多公里。这一组报道叫《书记去哪儿》。
2014年2月起，红网启动了《书记去哪儿》大型纪实报道。这是国内首档大型网络新闻纪实系列报道节目，采用图文报道、新闻纪实片、专题和微博微信直播相结合的全媒体报道，每周一期，全程报道了29位县区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书下基层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一段工作行程，带网友近距离感受书记们每天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要去哪儿。
8个月下来，跟着这些主政一方的基层公务员，我们在120多天里，跑了23个县市区、16000多公里。说是长征并非只是路长——大雪封山的元宵夜，我们跟着新化县委书记胡忠威，爬上新化最高的山去拜晚年；盛夏酷暑，在洪水退去的第二天，我们跟着麻阳县委书记胡佳武在农家清淤泥；在安乡，我们看到女县委书记董岚哭了，因为刚安慰留守儿童的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是留守儿童；还有，在辰溪，挑着100多斤水泥和村民一起修灌渠的县委书记杨一中炫耀自己从小就是好劳力……这些基层公务员的坚持与苦乐，都是我们和读者们以前很少注意到的另一种真实。
当然，还有更苦涩的真实，在溆浦我们陪着县委书记蒙汉上山钻沟，踏访遍布全县的打通“断头路”的工地，一天一夜跑了 520公里碎石山路。这位县委书记说，就是要带我们吃足苦头，让外界看看溆浦的路有多难走，好争来更多资源，让溆浦人“走上一脚好路”。
尽管翻山越岭、泥水田间的路很辛苦，但我们以网络纪实片第一次回应了网民的“书记去哪儿了”之问，这样充满泥土味、草根精神的“第一次”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为之自豪。截至2014年10月，《书记去哪儿》共播出29期，百度收录相关词条约800万个，中国搜索约4000万个，新闻报道5700余篇，微博话题约8万条，论坛点击量超过3000万次。2014年12月16日，第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红网选送的《书记去哪儿》节目，是2014年度“网络视听创新案例”中唯一一件来自地方新闻门户网站的获奖作品。
这一年过去的时候，有人与我聊起《爸爸去哪儿》的热播。我总会自豪地说，还有一档《书记去哪儿》，他们的故事也很好看。
故事的最后回到我自己身上。2015年，我送女儿上幼儿园。父亲又一次问我，是否对当年的职业选择后悔。
这一次我的回答更有底气，我希望我的女儿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就此而言，我认为我走过的这些路，写下的这些故事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不在井下采煤，不住在荒废的煤山上，也很少在溆浦、新化的山路上跋涉……我们每一次用笔与镜头抵达真实，见证变革与坚守，都是在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尽一分力。这就是我们记者的价值与责任。
我希望我能一直在路上。
（作者系红网编辑中心副主任、通联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