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天剑
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三阳川的西北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山，叫卦台山。山的相对高差不过两百米，山形如倒扣着的一个钵子，与旁边光秃秃的山不同的是沿着南向山坡种满了松柏。山脚下的渭河在三阳川走了个巨大的S弯，把近似椭圆形的三阳川盆地分成了两半，有如一个天然的太极图。卦台山就在这天然太极图鱼眼那个位置。传说，这里是伏羲作八卦的地方。
2019年秋天，我有幸陪同当代著名的易学家、数学教育家欧阳维诚先生拜谒了卦台山。从半山腰停车场往山上走有陡峭的两三百级台阶，先生85岁高龄，身形如虎，振衣直上，未作片刻停留，气定神闲，一派轻松。山顶有一块不太大的平地，其上有观，正殿里供奉着华夏人文初祖，名曰伏羲庙。此庙始建于明，被毁后又重建；庭中植有古柏若干，荫下有乡贤霍松林先生所撰的《卦台山伏羲庙记》的碑刻。观内有道士值守，香稀火冷、游人寥寥。
站在卦台山顶，我们极目远望，荒芜的山峦四周环绕，山下则田畴交错，房舍俨然；山的东面是天巉公路，西面是陇海铁路，渭河向着东南蜿蜒消失在云蒸霞蔚的天尽头。四下的风物都浸在土黄色的调子里，静穆厚重，兼有一种莫名的苍凉，与江南的那种灵秀秾丽有着天壤之别。但这并不怎么起眼的土地，正是产生八卦及《易经》的所在，后者如此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正如《吠陀》之于印度，德尔斐神庙之于西欧。“见所不见，是为真见”。山川形胜之美是每个淹留于感性、稍有审美能力的人都能够领略的；而关于内在的文化精神却需要一定的历史的积淀，经过游者细致的反刍，才能够体会洞察的。卦台山即属于后者。
八卦是与我们民族文明史一样久远的孑遗，是上古先民留给后世的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背影。上古的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一起孕育了华夏先民，他们人首蛇身、智慧机敏，和埃及的斯芬克斯相类。是否实有其人，其实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有类似亦真亦幻的起源传说。但是离卦台山二十多公里、持续存在了四千年时间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却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
欧阳老师告诉我，八卦又叫八经卦，邵雍把其称为先天八卦，是《易经》的基础。《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商周之际周文王又将八卦推演扩充成了六十四卦；周王朝建立后，宫庭设立了专门的占卜官，陆续将一些经典占卜卜辞记录在各个卦象之后，也就成了卦爻辞，这便是《易经》的主体内容。后来包括孔子在内的多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学者为《易经》作了多种注释和评论，是为《易传》；《易经》和《易传 》合起来就是《周易》。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来看，至迟到西汉初年《周易》已经成型，主体内容与今天我们读到的《周易》无异。据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观点，在《周易》之前，还有《连山易》《归藏易》，但是已经佚散。
虽然从八卦到《周易》最后成书，估计至少经历了上千年时间；但鉴于八卦与《易经》已经结合得如此紧密，我们不得不将其视为一体：卦不离《易》，《易》不离卦。《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两千多年以来，注释的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却仍然是云山雾罩，扑朔迷离。
干燥的风，挟着丝丝泥土的味道，摇动着山腰低矮的松柏。温暖的阳光，穿过历史的烟尘，晒在这略显贫瘠的土塬上，留下了斑驳的影子。除了山下偶尔驶过的汽车，这土地一如数千年前沉默安详、质朴木讷。我暗自思忖，当年先民们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生存状态下，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受到怎样的启示，才创造了一个如此玄奥、高妙的体系呢？
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的把握。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首先必须把握对象，同时更需要把握自身。几乎所有的民族在文明肇始的时期，无一不会创造出或此或彼的“神”来，希翼着通过对神的崇拜、祭祀、对话来达成目的，影响世界。当然这个神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意志之神，也就是将“神”设想为一种能够掌控自然却又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存在者，这一般会导向迷信，会致使人们在追求利益与自由的道路上最终沦为“神”的差役或奴仆，印度的婆罗门教即是如此；而另一种则将“神”设想为一种冷峻无情的普遍必然性，这就会导致自然神论，间接唤醒人类的理性本能。伏羲、周文王创立发展的易卦则属于后者。《易经》洋溢着的理性精神，经过老子与孔子的中介后，形成了中华文化重历史、重现世、重实践的基本品格。
一直以来《周易》被认为是卜筮之书，易卦最初确实是用来进行占卜的。但是为什么《周易》能够用于占卜呢？《系辞·上传》中有个笼统的回答：“《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至于为什么《易》能够“与天地准”，此处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本质而言，占卜也是一种判断决疑的方式，在人类的科学知识储备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凡是判断，不论正确与否，必定牵涉到“是”或者“不是”。八卦中阳爻与阴爻的作用，类同于命题判断中的肯定与否定。不论是八经卦还是后面发展出来的六十四卦，其实都是一种事件因素分析的模型，八经卦是三因素分析模型，而六十四卦则是六因素分析模型。依据占卜的目的，每个因素的有利或者不利，在模型中就表达为阳爻或阴爻。离开主观的心灵，天地万物不过是一片混沌，正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可见的感性万象是运用时间与空间的经验直观形式加以裁割之后，个别的东西才能清晰地“是”起来。《易经》的好奇心没有在个别事物的本质问题上盘桓，直接忽略了具体分别，而迅速将所有表象都加以高度抽象，直接用阴爻与阳爻加以表达。这与西方主客分立的概念思维用量、质对存在加以界定表述大为不同，《易经》中爻的判断者是“在场者”而非“观察者”，是以一种天人同构的形象思维的方式着眼于事物的关系（阴阳两爻并不是概念而是形象）。正是从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出发，才可能实现“《易》与天地准”。这种类比性的象思维，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
易卦通过阴阳两爻的不同排列组合，形成了六十四种事物发展的基本模型，并被赋予了种种不同的意义、解释。其实如果把六因素模型变为八个因素或九个因素乃至更多，也并无不可。后世也有易学家们确实也做过这种尝试。《易经》作为如此重要的经典，两千多年研究注疏的人不计其数。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将《易经》的卦象、爻位、卦变等视为一个类公理系统；力图阐释出其中所包蕴的宇宙万事万物之道，发展出了象数之学；第二类将《易经》视为哲学书的义理之学，借《易》的微言大义，抒发自己心中的精神块垒；第三类则是在近代以来产生的训诂派，试图将其只当作重要的古代文献典籍，从考古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清理、还原；第四派则是科学派，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主要是将一些重要的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比附于《周易》；认为近现代一些重大的自然科学进展，都与《周易》有密切关系，如二进位制以及以二进位制为基础的计算机语言，生物遗传密码的研究、混沌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等都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启示”（详见《周易新解》欧阳维诚 ）。结合其深厚的数学功底，历数十年的潜心研究，欧阳维诚老师开创一种新的易学研究流派，即思维模式派。他认为卦是现代高等代数中布尔向量的原型，易卦与六维布尔向量等价。“两者不但在结构上同构，而且产生的原因相同——用符号表示事物的两种状态，使用的功能也相同——对事物的性质作出判断。”卦与布尔向量本质上是二而一的东西。欧阳先生认为易卦是中国古代独有的类万物的数学模型，并且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用易卦进行数学运算的方法，不但能够解决出一般的数学题，而且能够以简洁的方式解出一些难度颇高的奥数竞赛题。他在八十岁之前一直是湖南省高中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代数方面的终审裁判之一。他撰写了《周易新解》《易卦——类万物的数学模型》《思维模式视野下的易学》等一系列著作。他的研究得到了哲学家张岱年的高度肯定并亲自为《周易新解》作了序，在序言中指出欧阳老师的易学研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然成一家之言”。
思想是语言的果实，语言是思维的花蕾。毋庸讳言的是，易卦之中蕴藏的数学思想，确实与布尔代数可以等价，但是这种数学思想在西方的数学传到中国之前一直没有自觉。这种思想由于缺乏基于公理与概念的演绎逻辑体系支撑，更受到了“象思维”的钳制，没有能够得到定型和发展，一直只能处于潜伏的状态，无法从个别走向普遍一般。正如西周初年的商高早已知道勾三股四弦五，却无法将这种经验性的知识升格表达为毕达哥拉斯式的a²+b²=c²。
《易经》的这种整体性、类比性的象思维，在农耕时代是完全够用的，从日常经验生活的层面，与发端于西方的概念性形式逻辑思维相比并不逊色。而且从生存论的角度而言，它没有割裂天人、异化生命，帮助华夏文明在现世之中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虽然这种生命观更偏重于群体而非个体。我们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象思维不无关系。艺术是关于普遍本质的个体性暗示。《易经》的卦象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意味的暗示系统，庄子的诗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可以看作对是这种精神最好的注解。由此而下，才有历代文人那样逸兴遄飞、神思灵动的绝美诗画创作。
但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我们也应该充分反思这种类比性象思维的局限：我们满足于所见、所似，没能建立起一个基于概念、判断、推理的超感官的概念世界，故而不能够借助公理系统进行长程推理，所以在华夏文明里数学才一直没有取得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这是定量化的近代科学不能诞生于中国的最根本原因；对于这种类比性象思维，偏重于逻辑辨析的墨家在《墨子．小取》中尖锐的指出“是故僻、侔、援推之词，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离而失本，则不可不审，不可常用也”。2004年杨振宁教授也在一个研讨会上直陈，是《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可惜的是杨教授对此只作了感受性的描述，而对其中更深的缘由未能加以说明。
类比性的象思维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这种哲学上的天人同构，在具有“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优点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论，体现在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就是秦汉之后，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一种同一层面的周而复始的朝代分合更替，只有经验的平行积累，而无本质上的突破与超越，更由于专制的不断加强，导致精英阶层的精神困于权力与道德樊笼，在元明之后变得日渐平庸葸懦。所以现代的我们才会热衷于树牌坊、立标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当然这或许是对于《易经》的一种不必要的苛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上古的先民们只有责任为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理论抽象，至于创造生成适用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我们后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世上没有一个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思想药方。我们的反省就是这个创生的开始。近世的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的引入，分科教育的普及都是这一进程的应有之义，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所以能够逐步崛起的关键所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具体到《易经》本身，随着现代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有可能通过扩充维度，克服种种局限，使易卦这种类万物的模型真正能够在虚拟的世界里完成对现实世界的精细描述与超越。
与此同时，《易经》还是我国朴素的辩证思维起点。郑玄认为《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层意思。先哲正是看到了万事万物的流变不居，才会产生寻找“变中之不变”的愿望与想法。他们以超群的智慧，敏锐地发现事物普遍包含着对立的力量（“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力量，进而他们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认识万物、推衍万物，达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是《易经》的核心要义。在那生产力极为有限的时代，先民们就能够“以道自任”，阐发出这样的思想，需要何等的气魄与自信！这或许正是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底层逻辑与顶层智慧。进而言之，或许也是现代中国能够迅速接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先在基因。
《道德经》继承《易经》的辩证思想，并且将《易经》的辩证法思想加以系统化，提炼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一系列相反相成的命题。进而将“生生之谓易”的思想发展成为了一种宇宙模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为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奠定的基本的格局与倾向，此后两千多年，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智慧的源泉。
所以讲易卦的辩证法还是朴素的辩证法，是与后来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较而言的。在《易经》中，“变”是第一个核心范畴，阴、阳只是对于对象性质的表述，是次一级的范畴。而对于“变”的前提——“时间中的存在”——却当作既定的事实直接默认。阴爻、阳爻的判定是观察者外加给对象的象征，而不是“存在”本身在时间的洪流中通过自否定发展出来的。这就导致《易经》中的辩证法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个经过反思的起始环节，成了一种与本体无关的方法论，甚或一种权谋之术，这样的“辩证法”，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变成“变戏法”，所谓“天理”就有可能成为君主手中的玩物。而体现在历史进程中，则是我们古人有足够的智慧去修齐治平，但却无法摆脱历史的治乱循环，无法实现认识论上的螺旋式突破上升。这与《易经》之中的反本质的思维方式的先天缺陷也不无关系。
随着西学东渐，现代的哲学与科学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易经》的研究正经历着自诞生以来最大的转折与深化，经过创造性地转换，《周易》正从一本占卜之书，转变成我们在信息时代认识世界与自身的行动指南。传统的智慧与精神，我们不可抛却，却可以赓续。正如脚下的这片土地。
就这样站在这卦台山顶，先生与我侃侃而谈，思接千古，神游万有，兴天地之叹，穷有无之辨，竟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在一片苍茫的暮色里，我与先生拾阶而下，凉风渐起，秋意满怀。我想，这份清凉既来自于远古，也来自于未来。
参考书目：
1、《周易新解》欧阳维诚 中国书店出版社
2、《思维模式视野下的易学》欧阳维诚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3、《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4、《思辩的张力》邓晓芒 商务印书馆
5、《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王树人 江苏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