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长沙市芙蓉区法院，陈女士说自己跑了无数次法院，身上的八个案子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图/记者辜鹏博
陈女士与刘某离婚后，因刘某“举债未还”，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她面临337万元“共同债务”。
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定，以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不能单凭借条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5月15日，陈女士的案子开庭重审，当天近20名因婚姻关系负债的人赶到长沙参加庭审。
记者周凌如实习生刘鸿伟长沙报道
28岁结婚，36岁离婚，8年婚姻给陈女士留下的是8张法院传票。这些传票皆因前夫刘某“举债未还”被起诉，要求她共同偿还337万元债务。多年来，八个案子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一个案子之前已经在长沙雨花区法院获得改判。(详见2016年10月10日A02版)
5月15日上午，其余个案子在芙蓉区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一名原告撤诉，庭审持续近9小时，法庭将择期进行宣判。当天，陈女士出庭应诉，作为被告一方的刘某，与之前的庭审一样未出庭。
原告方
合理怀疑借离婚躲债
七个原告之一的贾某是刘某大学室友，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庭审现场，贾某称，刘某借钱时称其在益阳搞工程开发，还买了两台机器，因为缺少资金想拉贾某入伙来扩大项目，再添置几台推土机。“我当时就和他约定，我只参与分红，不参与经营管理，就是怕各种麻烦。”贾某说，当时入股的钱一部分转账，一部分是给的现金。
贾某认为，根据刘某母亲的证明，刘某与陈女士一起开了酒店，结婚的礼金、酒店的经营收入也全部是由陈女士掌管。“我们起诉都是在2011年前，他们两人2012年才离婚，可以合理怀疑是借离婚来逃避债务。而且刘某也为家庭做了贡献，刘某借款又不是吸毒或者赌博，而是共同经营生活。”
其余的五名原告都是通过亲戚或者朋友与刘某相识。他们称，刘某在找他们借钱时，说是因为经营需要资金周转。
原告之一的蔡某说，自己与刘某相识后，看到刘某有一家餐厅生意很红火，而且又是亲戚介绍的，才放心将钱借给了刘某。“我就是太相信了。”蔡某称，他先后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借了25万元给刘某，但刘某一直没有还钱。
在几名原告及其代理人看来，刘某与陈女士以刘某的名义，借款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生活，原被告双方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有借条、凭证可以证明。在当时给付大额的现金借款符合当时的借款习惯，而且借款发生在刘某与陈女士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原告提交的一份证人证言显示，多人曾看到陈女士经常在刘某经营的餐厅内吃饭。
原告方认为，陈女士参与了餐厅的经营，应该共同偿还债务。而且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不是离婚官司对夫妻双方财产进行分割，陈女士的房产虽然大部分为父母资助或赠予，但婚姻存续期间长辈的赠予也应该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陈女士缴纳房屋贷款，只能证明陈女士以自己的名义偿还房贷，不能证明这与刘某没有关系。
陈女士
怀疑都是虚假债务
“这些借条显示，刘某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借款337万元用于经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向我催债，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借钱的事让我共同签字。”庭审上，陈女士说，在这些借条上，仅有刘某的签名，而且刘某的签名也和结婚登记上的签名不一致。在陈女士看来，这些欠条单个看都是正常用于经营，但是一年期间借款300多万元有违常理。
“2012年12月31日，我在芙蓉区法院拍摄的贾某提交的借条和2014年他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借条有细微差别。”陈女士说，后面的借条多了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和“于2012年3月31日前归还，按原入股协议执行”这句话。
对于贾某所说的入股协议，陈女士认为，入股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08年3月28日，但他提供的取款日期是2008年4月29日用卡取走8万，2008年5月10日又取走14万余元，这不符合常理，不可能没有给钱就签入股协议。
陈女士说，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原告要求“应当以上述财产偿还欠款”，但突出的都是她的财产，而且在这些借条中，都写明现金支付，但原告方在庭审中关于当时是现金还是转账的说法一直矛盾。陈女士认为，仅仅依据存取款不能代表借贷关系成立，多名原告方答辩时说是转账，而借条显示是现金。“尤其是蔡某称两次借款，他在第一次借款都没收回任何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再次借款，这也明显不合常理。”
对于原告方所说的，陈女士和刘某共同经营餐厅一事，陈女士称，“从我工作单位到刘某经营的餐厅往返需要两个小时，说我经常过去吃饭这完全说不过去，而且说我拿走酒店的经营收入，酒店其余的合伙人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此前，陈女士接受采访时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债权人”大多是刘某的同学、朋友。她怀疑这些债务都是虚假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