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是风风火火、奔波采访的一群人。在他们忙碌充实的工作之余，还有多少你不知道的生活？在新闻呈现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于社会热点新闻的解读，他们又有怎样的个人视角？“记者笔记”栏目，让各位记者走到大家面前。各位记者将用手中纸笔，经由另一双眼，解读新闻、观察生活。
新华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记者 冯圆芳
“冯姐姐，我们来南京了，你明天忙吗？”
某晚，在报社值夜班的我收到了盲孩印子恒的微信消息。还没等我回讯息，小P孩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了语音电话：
“我和史旭森两个在南京！是的，就我俩！你明天能送我们去车站吗？我们还没买票。请我们吃饭？嘿，太好了！我们住在红庙，粮食局招待所，等你来啊！”
印子恒、史旭森，还有这次没来南京的郭文琦、邹超，都是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盲生，严格意义上说，是我当上记者后交的第一批朋友。造化时有其动人的安排，我们的友谊从一场“美丽的意外”开始。
事情要从去年的一次采访说起。2017年10月20日，刚进报社负责文化条口的我接到采访任务，赴南艺报道省优秀管乐团队展演，演出队伍中就有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茉莉花管乐队，乐队里全是视障程度不一的盲孩。有别于多数人对盲孩的误解，其实只有20%的盲孩完全失明，剩下的80%能看到模糊的影像或有微弱的光感，我后来熟悉的几个盲孩中，只有郭文琦是全盲。但总体来说，他们的视力在不断恶化。
“邹超，过来！”了解到我的采访需求后，乐队带队老师华桂明喊住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他就是邹超，不仅阳光帅气，还多才多艺，今年4月刚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音乐专业。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盲人，心里不免有些忐忑，问的问题也很泛泛。我问邹超，擅长什么乐器？学习音乐遇到了哪些困难？音乐对他有怎样的意义？他一一耐心地为我解答，脸上始终挂着那种友好又带点羞涩的笑容。除了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和对方进行目光交流，他和一般的19岁男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作为盲孩，竟然能学习演奏乐器，还能正常上学！这些常识我当然早就知道，但当一个活生生的盲孩就站在你面前时，我还是有一肚子的疑惑梗在喉咙：你们怎么打理自己的日常起居？数学这样抽象的课程，仅靠听也能学会吗？我永远不会有勇气问出的是：你们最终通过何种方式学会与命运和解？
采访结束后，对我来说，面临着一个小小的抉择：是就此转身走开，忘记曾经遇见过他们，还是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的故事，像一个朋友一样去陪伴他们？当华老师把邹超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发给我时，那个被困在黑暗里的少年“放我出去”的呐喊，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再也不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了。
于是下扬州，探访扬州特校，做专门报道。这里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新奇的：教室走廊上有盲道，但对早已摸清路线的盲孩来说几近摆设；明亮的教室里，孩子们把盲文写字板垫在作业本上，用锥状的盲文笔飞快地在一个个小格子间戳下文字；孩子们比想象中快乐活泼，嗡嗡地说着话，随身带着吉他的高年级男生薛学宇、邹超在教室里弹唱起来……
和有过一面之缘的邹超在扬州重逢，我俩都很开心。熟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男孩外表循规蹈矩，内心蕴藏着疯狂的因子。
“你知道摇滚的精神是什么吗？”他问我。
我说不知道。
“反战，博爱，自由，平等。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不过，他喜欢的是那种听起来非常吵的重金属摇滚，而我喜欢英伦摇滚乐队Coldplay。我说：重金属摇滚不会让人感觉很黑暗很压抑吗？
“重金属的表达方式更直接，它会告诉你只有站起来，向前走，人生才会有希望。”
我心中豁然。原来，盲人是可以带我们看世界的。
认识之后，孩子们都加了我的微信，来南京演出的时候也会和我说一声，我和印子恒、郭文琦、史旭森就是在南京的重逢中熟悉起来的。印子恒和郭文琦在念小学，琦琦乖得惹人怜爱，印子恒有点调皮的坏，史旭森差不多20岁了，渐渐懂了些成人世界的艰难。这几个孩子里，数琦琦最喜欢和我聊天，常常在晚上八九点钟怯怯地给我发消息：“冯圆芳姐姐，你下班了吗？”
郭文琦
这一次，能忙里偷闲和印子恒、史旭森在南京见一面，确实是意外之喜。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赶到粮食局招待所时，俩孩子已在门口茫然地张望了许久。我替年纪小的印子恒背着乐器，拉着他们下台阶、过地道，在川流不息的新街口地区小心翼翼地穿行，他们倒是对这艰辛的旅程毫不在意。
“昨天我和史旭森两个人过了好几次马路呢！我俩去了大润发！”印子恒叽叽喳喳地说。
“去大润发做什么？”
“当然是消费啊，买了好多吃的。”
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瓶糖果，倒了两粒给我，是清凉凉的“都市牧场”。吃了两颗糖的“代价”是，随后在餐厅里，我被痛痛快快地宰了一顿。吊烧鸡，油焖大虾，烤肉卷饼，冰淇淋面包，两个孩子后来撑得躺下了。
印子恒
这次重逢，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就是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见他们时那样，动不动就感动得要命。我们成了朋友，在一起吃饭，说些废话聊聊天，他们拿我当大姐姐，我对他们也没有从前带着点“窥视欲”的好奇心。这样最好了，大家都惬意自如。我甚至觉得，要是你常常感动得泪流满面，那一定是你离你审视的对象还不够近。
认识这帮孩子之后，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对待盲人？
我必须羞愧地承认，在真正进入盲人世界之前，我确实用自己的浅薄和偏见为盲人群体勾勒了一幅肖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获得的信息有90%来自视觉，所以，失去了视力，人生还剩下些什么？
但我确实错了！以手机为例，我后来了解到，盲人大多在手机上安装了读屏软件，聊天社交、获取资讯、购物买票都能自己搞定，他们也很喜欢在网上“看”电影、欣赏音乐会、听有声小说。可以说，科技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延展了盲人的视力，使他们对社会、世界的认知不断进步。
比这更重要的是，盲人同样是拥有丰富深邃的心灵和独立意志的生命体。
在邹超的朋友圈，我曾见过这样一条说说：
“颓废了一周的我在今天终于复活，拿起武器，砸出一个又一个强力和弦，嘶吼着掐住命运的咽喉，打破枷锁，获得新生！”
关于我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的那个问题，盲孩们也在不经意间给了我回答。
“能解决的事情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先放一放，等有能力了再去解决，这样就会省了超级多的烦恼。”俞浩笑嘻嘻地说。
比他大3岁的邹超看得更加透彻：“人人都有自己必须承受的苦难。我从不觉得视力带来的问题是问题，这只不过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那么，盲人希望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前几天，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盲人艺术家侯劲松的一次聊天让我感慨颇深。他告诉我，他的几位学习了几年按摩的同学，最终没有获得参加某些资格考试的机会，虽然这不妨碍他们在按摩所工作，但对这些寒窗数载的孩子来说，毕竟失去了一次证明自己和触摸更广阔世界的机会。侯劲松希望，我这位记者能够在媒体上帮他们发发声。
和盲人群体的相处中，我最深切的感受是，他们并不需要同情或怜悯，何况当面对这些勇敢肩负起自己命运的“小小英雄”，我们又哪里有资格谈论怜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是充分地接纳他们，尊重他们，并学会以合适的方式提供善意的帮助。
“姐姐你快回去上班吧，不用等着送我们上车了。”在候车厅，印子恒一遍遍地催我。
“你再不走，我怕我就不舍得让你走了……”史旭森说。
当我把两个孩子送上回扬州的车，走出车站时，暮春的暖风拂过我的面颊。走在满目苍翠的玄武大道上，一句话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明晰：如果你也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能否试着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它？这份朴素的同理心将带领我们一路向前，通向更美好的世界。
记者 冯圆芳
图片由扬州特校华桂明老师提供。多年来，华老师不仅坚持记录盲孩们点滴的进步，更用父亲般的慈爱和严师的叮咛浇灌他们的成长。鲜花和掌声必须献给华老师，和那些默默守护在特殊群体背后的好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