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一楼展出的“传移摹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惊喜不断，常年封存的重要文物——明代仿《清明上河图》正在展出，让观众大开眼界。这件仿制品因为带有明显的作伪特征，一直不为书画鉴赏大家所看重，但是它所展现的绘画艺术却曾深得几代清朝皇帝喜爱，名画仿制品还反映出古代不知名画家为谋生、谋利所走过的曲折人生路。
辽博展出的明代仿《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仿《清明上河图》 展现出另一种繁华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馆员杨勇说：“从绘画艺术角度来看，这幅明代仿《清明上河图》具有很高的水准。”
画卷由横笛于牛背的牧童开始，精细地描绘了田野中的远山、近树、交谈的荷锄农人以及农家茅舍。
接下来，画卷中出现两艘逆流而上的大帆船，岸上有两队纤夫在拉着大船依次前行，拉纤的、摇桨的、扯帆的，人物众多，岸边一位赶鹅老者与几只鹅更增强了这种忙而不乱、安宁祥和的气氛。
画卷随后开始热闹起来，描绘的是大船归港的场面，画面中绘有正在靠岸的五艘大船，画中人物有的忙碌、紧张，有的则安坐、闲聊，各具情趣。
画卷中，经港口后便出现桃花掩映的人家和入城前途经的第一座石拱桥，人们或骑马，或步行，或担担，或提篮，还有沿路的各类店铺，渐渐呈现出古代街市的样貌。
此后，街路与河道并行，岸上的街路旁商铺一家挨着一家，路上行人不绝，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入城前途经的第二座桥。这时，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在人群的簇拥下，画面中央反而出现一个大大的空场，有几个赤膊男子在那里舞枪弄棒，仔细看那些维持秩序者的紧张表情和人们占据各种有利地形凝神观看的样子，仿佛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叫好声。这一场景也是整幅画卷中人物最为密集的部分。
此后，画卷转过城门，细致地描绘了城中官员府邸，骑马而行的士人，街中打闹的顽童，木材、布匹等商铺和各色人家，画卷的结尾部分还勾画出了一处宫廷建筑，并描画了盛装宫人的闲居场景。
这幅画卷上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三个清代皇帝的留印，以及“御书房鉴藏宝”印。据推测，清代皇帝将这幅明代仿《清明上河图》放在身边，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幅都市生活的全景画来看。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清明上河图》除北京故宫收藏的张择端真迹外，另“所见三十余卷”，或署“张择端”或无款，其画法均为工笔大青绿，其章法结构及描绘内容大体相仿。
两幅《清明上河图》细节对比图（明代仿作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真迹）。
刻意作假的绘画精品
“这里可能有个误会。”听到记者讲《清明上河图》的故事，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馆员杨勇低下头，顿了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一件，被前辈们判定为伪品。”
字画伪品，就是假画。
杨勇告诉记者：“我们鉴别一幅书画作品，需要通过研究其艺术风格、纸张、题款等特征来明确其内容、年代与作者，这些特征都相符，这幅作品就可以判定是真迹。”
那些被称为伪品的，情况与之相反。当然，在很多古字画当中，被鉴赏家判定为伪品的也分若干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古代字画被人将原来的落款割掉，换上同年代的知名书画家的题字、签名，这种情况属于作伪。
当然，字画作假，不管是由作者本人，还是由后来人动过手脚，沾上了“伪”字，身价都会大打折扣，难以引起书画鉴赏大家的重视，尽管其中不乏绘画精品。
省博物馆正在进行的“传移摹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中，为配合展示传移摹写这种中国传统绘画技艺，杨勇从馆藏文物中调出了由明代无名氏绘制的仿《清明上河图》，并首次将其展出。
这幅明代仿《清明上河图》绘制在丝绢上，长725.6厘米，宽30.6厘米，连同后面的跋文，占据了展区中整整一面墙的展橱。
杨勇带记者来到浏览的卷首，他指着《清明上河图》上面盖的印章说：“这个印，印纹是‘内府图书之印’，是仿制宋代皇家玺印的假印。”随后他带记者浏览画卷的卷尾，指着“臣张择端画”几个字说：“这也是个伪款。”
记者了解到，印迹真伪的鉴别，主要是通过与流传到现在的印痕真迹进行对比，那些真迹的特征大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鉴赏家的脑海中，一个新出现的古印章是真是伪，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画卷的后面有五段长长的跋文，看落款，其中有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苏东坡的好友苏舜举、明辽东巡抚岳璿等各个时代的名人。
杨勇说：“可惜的是，这些也都是假冒的，不仅笔迹是假的，而且在这些名人传世的作品中，也没有找到题跋内容的记载。”也就是说，围绕这幅画卷，作者用伪造的跋文和印章、题名进行了精心包装。
仿《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古城闹市。
在书画鉴赏领域，人们将仿《清明上河图》这类画作进行了归类，称其为“苏州片”。
据介绍，明朝江南一带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文人雅士荟萃，许多书画家也云集于此。尤其是苏州地区画坛名家辈出，出现了以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四大家为代表的吴门画家群，书画家热情高涨。同时，明宫廷收藏多流散到苏州地区，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书画创作、流通、收藏的中心。
商贾、文人结友赠送书画、收藏鉴赏形成风气，还带动书画走向商品化，出现了一批以获利为目的的书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一时成为备受追捧的绘画题材，一件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往往价格不菲，最低也可以卖到十两银子。
由于名家真品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利益驱动下，苏州一些民间画坊以作坊的形式，依照蓝本分工合作生产、销售仿古书画。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记述：“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治，能令真赝不辨之。”
仿制画可能另有失传蓝本
这类仿制的画作被后人称为“苏州片”。
目前传世的“苏州片”作品很多，不少博物馆都有收藏，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上乘之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仿《清明上河图》便是其中的精品。
这件作品后来进入清宫，并录在清代皇家记录内府所藏书画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中，其中记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卷，次等列一，贮御书房。素绢本著色画，欸云张择端画……”
著录中将其列为次等的首位，并在“张择端画”前面加了“欸云”，用一个叹词来表示不以为然，反映当年的编著人员在这幅精致的伪作面前内心的矛盾。
杨勇在整理有关材料时注意到，馆藏的明代仿《清明上河图》很可能也是一件临摹画作。
杨勇在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留下的日记体著作《味水轩日记》中查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七日，李日华看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按李日华的记述，其中所描述的场景同省博物馆藏仿《清明上河图》非常相似，但是“有宋徽宗御书‘清明上河图’五字，清劲骨立，如褚法，印盖小玺，素绢沈古，颇多断裂……卷末细书臣张择端画……”
在日记中，李日华介绍了所看到的画卷情况后写道：“《清明上河图》临本，余在京师见有三本，景物布置俱各不同，而俱有意态，当是道君时奉旨令院中皆出自意作图进御，而以择端本为最，供内藏耳……”
据介绍，李日华生活在明朝末年，那时民间已经有大量的以《清明上河图》为题材的画作流传。从他所描述的画面风格来分析，如果李日华所见为实，可以推测他当年看到的这幅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更加接近于明代的作品。
杨勇说：“从李日华的日记中，我们分析，他看到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可能就是辽博馆藏这幅画的蓝本。国内另一家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所谓‘东府同观本’的《清明上河图》，和辽博这件《清明上河图》也是同一底本。”可惜的是，原作已经散佚，无从查考。
临摹《清明上河图》曾引发命案
在博物馆展厅里，与明代仿《清明上河图》同在一个展橱中，还有省博物馆老一代工作者金桂琴临摹的这幅作品的一个片段。
记者了解到，当年金桂琴临摹这幅作品的一小部分，就用时30多天，这既说明了原作艺术水平很高，也反映了老一代艺术工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
据介绍，古人非常重视传移摹写，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古时好榻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亦有御府榻本，谓之‘官榻’。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榻写不辍。”所以他认为，“故有非常好本榻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
然而，这种培训绘画技能，保留名画，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名画的方法，逐渐演变成制作假画的方法，在明代，围绕临摹《清明上河图》，还发生了命案。
李日华在他留下来的《味水轩日记》中，为后人记录了这件事。故事讲的是明代权臣严嵩搜寻《清明上河图》的事。
明嘉靖年间，《清明上河图》真迹落到了长洲陆完的手上，他死后，陆夫人非常珍爱，把《清明上河图》缝在一个绣花枕头中，还总是随身带着，寸步不离身。
陆夫人有一个外甥，姓王，善绘画，而且很乖巧，会说话，很得夫人的欢心。趁夫人高兴的时候，他就提出借看。夫人不好不借，又怕有人临摹，就加以严格限制，不准携带笔砚，只能坐在小阁中观赏，这位王生每天直到很晚了才满意地离开。这样王生往来两三个月，共数十次观赏，逐渐将构图布局、位置暗暗记在心里，每天回去以后把记住的内容写下来，后来就临摹了一幅。
当时的都御史王忬为了讨好严嵩，悬赏购买这幅画。这位王生就以八百金的价格将自己的临摹本卖给了王忬，王忬不知情，高高兴兴地献给了严嵩。
严嵩非常高兴，但他在冷静之后，找来了一位姓汤的装裱匠查验。这位汤姓装裱匠是个行家，他一下子就看出来是假货。但是他当时没吭声，回去后找到了王忬，向他索要四十金，然后答应替他隐瞒。但王忬一是不信，二是有点儿舍不得出钱，没答应。这位汤姓装裱匠就将实情告诉了严嵩。严嵩大怒，“因中之法，致有东市之惨”，就是找了个借口杀了王忬。
对于这件事，明代留下的不少文献中都有提及，当然对事情经过的记述略有出入。
《明史》的《严嵩传》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省略掉，只记有“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