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少有的几次回家，总会在母亲的额头和双手发现岁月刻下去的新纹痕，真不敢想象下一次见到她时变得更老的样子。
然而人总要变老，母亲说：人会变老，人会死掉，可这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她觉得人要是等待变老、等着死掉，这才最悲哀，所以她平时除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之余，把老家残破的院子打理的井井有条，她每年在院里的花园分块种上三四样花和七八种蔬菜，等待着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
我的母亲十八岁嫁给了快要三十岁的父亲，这样的年龄差本该是父亲撑起这个家，怎奈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染上了酒瘾，母亲在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婚姻方式下，与一个素未蒙面的男人共同筑起了我们的世界。
母亲在生产第一个孩子时，是在跟醉汹汹的父亲吵架后赌气出走回娘家的路上，那是一段崎岖的山路，在她正要爬上山时，准备就绪，即将横空出世的我让她彻底累倒在山脚下的河滩里。
在春夏季节，那条河滩里的水漫过成年人的膝盖，也经常会看到河里潜着几顶黑不溜秋的脑袋，那是熊孩子们相约在一起的游戏，老家人称之为打搅溪，在我长到和他们一样大年纪的时候，也曾是经常光顾那块水域里的“混世魔王”……
母亲生产我时，河滩里的水已结上厚厚的冰，冰上盖了一层昨夜下的雪，她倒在雪地里，以为要死了。可所有的母亲在护犊这件事上的不屈意志力，让女人的柔弱变成了人类最有可能叫板上帝，并唯一能战胜神之法则的力量。
母亲从雪地里爬起来，跌倒又爬起，离河滩一里地有个小村庄，村里错落着几户人家，它们唐突地安插进凛冽又毫无生气的冬景里，似乎是西游记里为孙行者医治被黄风怪弄伤眼睛的神庐。
母亲几乎是爬着喊开其中一户人家的门，这家的男人用农耕的架子车又把母亲送到十里外的乡村卫生院——也就是我父亲的单位里，到了医院后，母亲才松口气，便昏迷了过去。我不知道当时她忍受了多么令人无法想象的疼痛，后来我犯了错让她伤心的时候，她总会一边咬牙用板子打红我的双手，一边红着眼睛自己哭成了泪人。
八十年代的医疗技术，尤其在乡村里的卫生条件，远没有现在般的无所不能，当现代人普遍使用麻药和剖腹的方式让分娩的痛苦最小化时，我那可怜的母亲，不得不从昏迷中被唤醒来，因为她的这种“偷懒”方式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总算母亲和我都挺过了那个艰难的夜晚，当一声清脆的婴啼划破明朗的长空，那是我出生的宣言，从此她拥有了一个牵挂，我获得了新的世界。后来母亲回忆那个夜晚时说：“即使你开口叫我第一声妈妈，还是你三岁时学会人生的第一首儿歌，摇头晃脑的站在我面前表演时，都抵不过你那一声破空的啼哭，再没有比这让我更兴奋的了。”
父亲是三四天后才知道母亲为他生了个漂亮儿子，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好几天没再犯酒瘾，他像个真正的丈夫和父亲，守护在母子身边，为妻子熬粥，为儿子换尿布。不过几天后，他又重操旧业，而且每次回家都是烂醉如泥，他把温存的那几日里的压抑，变本加厉地还到了母亲身上。
有天晚上，风雪交加的夜晚，醉得疯疯癫癫的父亲踹门进屋，从还在坐月子的母亲怀里一把夺走熟睡的我，等母亲反应过来时，他已将我扔出了门，好在是风雪交加，院子里下了很厚的雪，我除了挨冻后留下了怕冷畏寒的后遗症体质外，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身体损伤。
可我的母亲，已提起菜刀冲向那个“谋杀”她孩子的亲夫，虽然柔弱的她被缴了菜刀，挨了一顿拳头，但也让父亲惶惶不安地去酒友家躲了一夜，并且从此划定了一条他不能逾越的红线，就是不能动她的孩子们。
那天夜，母亲也变得像个疯子，她拿着家里唯一的照明电器——一个可以装两节大号电池的手电筒，借着用牙齿在电池上咬出来的电能，从灯罩里透出来的微弱光线，将我从雪地里捧回去，然后她抱着没有了哭声的我自己却无助地哭了一夜。
酒醒后的父亲对他昨夜疯狂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即将失去他刚出生的儿子，母亲也收拾好自己的包袱，要将我带回她的娘家里安葬。
不过父亲为挽留住他的家庭，干了一件他这一生中最牛逼的事情，他用了很多法子让我活过来，最终竟然让他捣鼓成功了，这到现在都是一件无法解释的医学奇迹。
也或者说是，我的命头硬，按照我姥爷事后安慰母亲的话说，这娃娃命硬有福，将来一定是个厉害的主儿。这番话让年轻的母亲更有勇气面对和那样一个糟糕丈夫的生活了，她把她对未来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在叛逆期变成了她的另一个恶魔，也算验了姥爷的话，这是后话。
我的姥爷是个“秀才”，他在民国时期出生，上了两年民国的中学，是母亲娘家村子里唯一的读书人，后来共和国成立，他当过镇政府秘书，又写得一手好字，远近闻名，因此村里人都叫他朱秀才。也许是这个原因，他给母亲任性地起了个“秀彩”的名字，给我起的名也是来自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一句诗，然而拜他“太有文化”所赐，村里比我晚出生几年的后生，纷纷效仿我的名字，给我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村里所有的“海平”干下的坏事，母亲都会用鞭子算到我头上。
母亲有一根用小榆树剥了皮做成的鞭子，专属于我，鞭子的取材是父亲单位院子里的一片小榆树林。在我15岁之前，我们一家人挤在单位的两间集体宿舍里，一间是父亲母亲的卧室另带客厅功能，另一间是我和弟弟的卧室，有厨房、饭桌、面柜和炉子。我上小学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生着炉子，然后配合母亲做早餐，主要是帮她洗土豆。当时农村物质匮乏，土豆是唯一的配菜，几乎餐餐见土豆，早餐煮土豆汤，中午炒土豆丝，晚餐下土豆面，还未见吃土豆的先腻了，我这洗土豆的已然烦了。这种有规律的家务活，直到弟弟也上了小学，就落在他的头上，而我可以堂而皇之的拿着英语课本，在院子的榆树林里闲溜达、瞎打鸟。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拿工资的职工还不如家里有两亩地的老农生活宽裕，尤其像父亲那样从未有过理财念头的，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还不够他喝两顿酒，所以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靠邻居和亲戚们的救济，每年丰收时，母亲笑得比谁都开心，母亲会腾出手去平时送她救济粮的邻居家打帮手，帮他们割麦、打穗。
记得有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落在刚出穗的麦田里，毫无危机感的我捡来几颗鸽子蛋那般大的冰球，捧在手里向母亲炫耀，而母亲一脸愁容，她跑到邻居家反复询问这场冰雹对麦子的影响，回来后，年轻的母亲爬在面柜上，忧心忡忡地哭起来。自那天后，她每天到山里挖野菜，我们家吃了整整半年的”野味“，到了冬天，她才拿出被她藏起来的面粉，那年冬天因此总算没有挨饿。可由于藏在床底受了潮的缘故，发了霉的面粉里生了不少虫子，母亲是个特爱干净的人，她就一颗一颗捡面虫，我就把她捡出来的虫子装进瓶子里，喂了蚂蚁窝。
人小的时候都比较亲近大自然，我似乎比一般人更亲近些，父亲单位大院里有好几窝蚂蚁和鸟，它们都曾被我用棍子骚扰过，现在想来，我在搅闹这些小动物安宁的时候，真的像个恶霸，我会捉几只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有次听到有文化的姥爷讲“热锅上的蚂蚁”这个谚语，我就真的把蚂蚁放到热锅上观察，还有“温水煮青蛙”、“飞蛾扑火”等，别的小孩在拿试管，实验化合物的反应时，我却谋害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用血一般的事实让古人得出来的结论重新获得验证，这个行为说高尚点，是“疑是思之始，学之端”，说难听点就是咸鸭蛋和荷包蛋砸脑袋——闲得蛋疼。
乡亲们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我们家靠邻居们的救济吃饭。这样的日子过到大概母亲嫁给父亲的第六年，响应改革开放号召“下海”经商的第一批人带着风头回到了村里，我记得有一个叫六斤的人，头上摸得油光锃亮，胳膊肘下夹着黑色公文包(现在才知道这种正式的称呼)，当时他给晒阳洼儿的乡亲讲述他的下海之路，一群男男女女围得他水泄不通，男人们研究他包里装了多少“大团结”，女人们讨论他头上擦的是红麻油还是猪油，小孩子们则对他口袋里酸酸甜甜、五颜六色的糖果感兴趣，而认真听进去他那一套道理的也许只有母亲了。
不久后母亲将自己犹豫了好几天的想法告诉给了“秀才”姥爷，姥爷当时坐在炕头，拧着黄烟卷儿。母亲：阿大，我想下海。姥爷是那种越着急的话越不急着说的人，他快将那支烟吸完时才答话母亲：你下东海还是南海？母亲知道姥爷性格，姥爷平时不轻不重的一句话，看似毫无相干，可听他说下去，总会说出些道理来。
母亲：往南广东那边听说发展得好，捡个垃圾一个月都能挣一百多。
姥爷：大家都知道了的好消息，就变成滥消息了，等着你也去干这份差的时候，估计那边去捡垃圾的人要比垃圾还要多了。
母亲：我不一定干这个，六斤他们鞋厂招工，我去了只给厂子里的工人做做饭就可以了，包吃包住一个月开着一百六的工资说。
姥爷：你去给他们做饭了，谁给你的小崽子做饭吃？要靠他们那个三天两头泡在酒场合里的阿大吗？
“大点的我捎给阿妈，小的我带在跟前。”母亲本来想好的说词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她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弟弟，和在地上打滚画圈儿的我，便抽泣起来。一个女人在没有孩子前，她可以为自己活着，也可以为爱情活着，一旦有了孩子，她就只为孩子而活着。
姥爷：要是开放的政策好，不用你追过去，它自然会自己跑过来的，你只要等在那儿就成了，青海也是海呀。姥爷说话总是扯得又大又远，很多人在刚开始听他讲大道理都当笑话听，后来人们慢慢发现，过几年那些笑话大多都变成了实话。
……
(作者：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