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个人简介
李景平 山西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原主任，中国环境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环境保护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环境与资源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曾担任山西环境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地方环境报专业委员会会长。
著有《绿歌》《20世纪的绿色发言》《与黑色交锋》《报人论报》《山西之变》等著作。主编《绿风》《生态汾河》《山西绿色散文选》《走进一条河流》。曾获地球奖、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中国环境新闻奖、山西新闻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
于情怀处起家，向梦想处进发，也许，要准确地定位他，或是称呼他，用诗人，比用环保人更为恰当。曾经，他用激昂的辞句和滚烫的文字，为环境文化在三晋大地上的繁荣，先行播下了种芽。
三十年岁月荏苒，他一直坚守在山西环境宣传的最前线，但令他自豪的，不是赫赫声名，也不是著作等身，而是手机通讯录中，那一串串的记者名单——他朴实的面孔和敦厚的笑容，无论何时，都是环境新闻人去山西最温暖的驿站之一。
芳华已去，但初心仍在，退而未休的他依旧未停下耕耘的笔。三个小时的交流，赶在他要去塞北采风和创作报告文学的空当，但即便抛去一切的虚衔和职务，他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新闻前辈，所以，采访，与他而言，可能称作是学习或者是取经，才更为合适。
三晋都市报：请简要介绍一下您和环境保护结缘的情况。
李景平：走上环境保护的岗位，于我，是偶然的事情，然而，与环境保护的情缘，在我，似乎又是一种必然。
20世纪70年代末，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记得当时写过一首《鼓翅篇》的诗歌，诗是这样的：
“多少年了，我们总是谱着这样的乐曲/机声隆隆，马达轰鸣，在把祖国歌唱/多少年了，我们经常写着这样的篇章/烟囱如笔，炼炉似砚，在为蓝天彩妆/可这赞美昨天共和国跃进的诗行呵/而今，却像用愚昧的笔调把当代的落后颂扬……”
“对于青铜冶铸，麻织木纺，人拉肩扛/厂房林立，烟云弥漫，这确是故国解放的荣光/但车辆蹒跚，噪音阵阵，已成为当今大地的耻辱/那滚滚污烟，冒充彩云，只会把未来的天空熏脏/十几年，正因为主旋律被噪音湮没，真实为烟雾装潢/祖国，才只得让无数稀珍元素随废气排出胸膛……”
“不能呵不能，历史的进行曲不能在一个节拍上踏步/伟大的中华民族，要鼓起翅膀向现代化飞翔！”
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又聚焦水资源危机和水污染问题，写作了《清瀑兮归来》的散文，在这个散文里，我写道：
“我们的钻塔越竖越多了，我们的巨钻越钻越深了，直到遍地井窟，遍地漏斗，严重地毁坏了地层的机理和水的血脉了，我们仍在无休无止开采。我们太多盲目的自信与自豪，所以尽管已是科学时代，却仍然长久乐道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长久信奉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自以为‘认识自然’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改造自然’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却独独不知道‘保护自然’是什么主义什么论！”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工业越文明，科学技术越发达，而非科学的悲剧就越演越烈——没有水而就越打井，越打井而就越没水；缺少水而又污染水，污染水就越缺水……我们就在这种二律背反的怪圈上转着，转着，自以为是热爱生活，却不知我们自己已把生活之泉逼上了狭路；自以为是热爱生命，却不知生命之于整个生态又处何种地位。酿造着现代悲剧的人们呵，我们还自豪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吗？”
我后来注意到，这应该算是山西较早的环境保护题材的诗歌和散文。而当时，环境保护在山西社会还是个陌生的概念。这个事情也许表明了一种关系：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有着一种天然的缘分。而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环保情结的。也许这不知不觉中，隐含的正是一种深邃的内在的必然。所以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了一名环境记者或者环境宣传者，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走向。
算起来，我在山西环境报社环境新闻岗位做了15年，在山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岗位做了15年，前前后后，一干就是30年。
三晋都市报：您主持山西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多年，您认为环保宣传与环保工作如何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李景平：我一直以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环境宣传教育，环境文化事业，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力。因为，环境宣传或者环境文化，是对意识起作用的，对理念起作用的，对思想起作用的。根本上是对人起作用。
从哲学意义上讲，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存在而存在，但意识又是具有独立作用的，独立于存在而又对存在发生反作用。什么样的存在决定什么样的意识，同理，什么样的意识决定什么样的行动。意识改变了，理念改变了，思想改变了，行动就会改变。那么，能改变意识，改变理念，改变思想，这就是一种核心驱动力的作用。
从生产力意义上说，人是第一生产力，意识、理念、思想，无疑就是第一生产力要素，意识是经由支配人的行动而实现其生产力效应的。因为，人作为生产力，就包括了意识生产力。人是物质的，意识同样是物质的，是人的物质因素。我们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这句话，本身就具有了生产力效应。
从文化意义上看，人与物的不同，就在于文化，而文化不是别的，文化是人本身对自然乃至对自身的对象化审视、审美、认识、选择、取舍、占有和非占有。我们强调，不可竭泽而渔，不可杀鸡取卵，我们强调，实施绿色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说的是发展方式，实质上，讲的就是文化的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选择。
“环境宣传核心力”观点，与中国环保思想是一致的。中国环保泰斗曲格平说：“环保靠宣传起家，环保靠宣传开路。”前任环保部长陈吉宁说：“环境宣传教育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工作。”现任环保部长李干杰则说：“环境宣传与污染治理和环保督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些观点，都概括和强调了环境宣传教育对于环境保护的核心作用。
从环境宣传实践看，完全可以印证这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环境宣传实践的一种升华。
我们的环境宣传实践，可以说明这种关系。譬如，多年的环境政治宣传，触动和推高了领导干部的环境执政理念；多年的环境社会宣传，启萌和提升了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多年的环境舆论监督，曝光和震慑了污染企业的环境行为；多年的环境文化培植，潜化和培养了青年一代的环境素质。一个“雾霾”词汇的普及和“PM2.5”的宣传，许许多多人知道了“环境空气质量”的概念。
环境保护的根本在于人的意识、理念、文化。这么多年间，为什么人们的环境保护素质提高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的环境意识改变来了，环保理念树立了，环境文化也在走向形成。而这一切，就赖于环境宣传教育的效应。形象地说，环境宣传是发动机，环境宣传是冲锋号，环境宣传是推进器，环境宣传是监督哨，环境宣传是手术刀，环境宣传是攻坚炮。环境宣传教育就在于重铸人心。
而从生态环保工作总体看，环境宣传与环保工作的关系，也处于正比例或正效应关系：环境宣传教育做得好的地方，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就好；环境宣传教育做得差的地方，环境保护工作做得也差。倒过来说，也是这样。现在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做得差的地方往往还有说辞，美其名曰：低调。低什么调？低调或许就是懒作为、不作为、没作为的代名词，是懒政、惰政、庸政的别名。
当然，环境宣传教育不是只有环境宣传教育部门在做，而是整个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做，是整个新闻文化宣传部门在做，是在社会化地在做。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按照党的政治报告要求，党和政府都要抓好和做好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乃至环境保护能够获得空前效应，生态文明在国家政治上获得高度，环境保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广度，应该说，根本在此。
生态文明是新理念新思想方兴未艾的领域，这些新理念新思想，只有经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传播和普及，形成环境文化意识，才能变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普遍行动，成为环境保护力。
外构环境文化辐射力，对于企业，对于协会，对于社会，这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事情，也是功德源远的事情。
三晋都市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紧迫，您认为生态文明与山西的发展，契合点在哪里？
李景平：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是越来越接近“急行军”状态。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看，由进入执政党的党章，到进入共和国的宪法，已经上升到了从来没有的政治高度；从支撑机制看，从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意见”，到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方案”，已经构建了从来没有的机制体系；从落实措施，从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到社会公众的义务尽责监督履责，正在形成从来没有的共同行动。
那么，生态文明建设，给山西带来了什么？说带来挑战，这话又过于虚悬；说带来机遇，这话过于空洞。是的，嵌合，也许更准确实在。就像一个楔子，我们可以在生态文明的大框架上找准和楔入自己新的位置。这就是，前40年，我们是中国的能源基地，我们给津京唐乃至全国输送黑色能源——煤电；后40年，我们应该成为中国的生态基地，我们要给京津冀乃至华北营造绿色资源——生态。
所以，黑色发展的路子不能一条道走到底了，绿色发展你的路子不能认为没出路。煤炭路走到底恰恰是绝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煤炭过剩你还一直挖煤，电力过剩你还一直发电，钢铁过剩你还一直炼钢，一条道跑到黑只能是死路。生态路你认为没出路恰恰就是出路，因为，在生态文明时代，十万大山就是你的后盾，出境河流就是你的前沿，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品牌，绿水青山就是新的出路。
不是说山西是北京的后花园、护城河、绿屏障么？过去只是说说而已，以后恐怕光说不练不行了，得真干了。否则，说不过去了，也看不过去了。北京后花园、护城河、绿屏障是什么样子？肯定不是挖煤炼焦发电炼铁，肯定不是生态破败污染成灾。也不仅仅是产业升级产品换代，也不仅仅是绿化传统黑色产业。而是必须开辟和主打绿色产业和生态产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本身，必须成为支柱产业。
不是发展旅游吗？生态游和文化游，可以成为北京后花园最好的发展之路。大景点可做大，小景点可做精，但我们没做好。汾河是山西最长最大的河流，应该建成山西最长最大的生态文明带，进而建造成山西最长最大的旅游链，但现在，汾河流水哗啦啦，唱得很响，却看不过去。赵树理是山西的文化名片，可以做成精致精彩的生动纪念，但省城赵树理故居，不少的人看了，认为不尊重人，不尊重生命。
生态文明，生态和生命为要，要有活生生的生命感，血肉感，体温感，灵魂感。即使是古迹，即使是故居，也要呈现出生命感。福州三坊七巷，每每一个小小故居，也打造得经典一样气韵生动；广州陈寅恪故居，作家李金山看了，感觉是“好像仍然有人居住”。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就是山活起来，水活起来，空气活起来，生态活起来。成为金山银山的绿水青山是活的。山西应该切入生态文明的高速路。
三晋都市报：您是环境记者的朋友，或者说您本身也是记者，您对环境记者的工作有什么感受和期待？
李景平：记者是天然的责任者。环境记者，是这个时代给记者的绿色责任。做了环境记者，就承担了这份绿色的责任。
我理解，环境记者，要做一个好的思考者，做一个好的记录者，做一个好的批判者，做一个好的树立者。
做一个好的思考者。生态文明，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这个世纪创新的文明观，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而创新的文明观。在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理念引领，思想引领，理论引领，具有前沿和前锋的意义。环境记者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接受者，也是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者，更应是生态文明的思想者，或者，即使不是思想者，也应该是一个思考者。至少要思考，怎样讲述好生态故事，传播好环保理念，使新的绿色思想成为公众的一种意识和行为。
做一个好的记录者。一个绿色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发生着环境新闻。记录这些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是环境记者的职业。作为一个好的记录者，理当作好真实、客观、准确的记录和报道。不虚美，不隐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历史的角度看现实，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说实际，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报道“爆炸”的时代，仅仅靠抄环保政策、炒环保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真真实实扎扎实实的生动现实和鲜活事实的报道。
做一个好的批判者。披露，批评，批判，是绝不可以少的。走向生态文明，一个“走向”，足以说明问题。黑色的思维并未完全消失，绿色思维尚未完全树立，一切走在路上。那么，对于传统文化里的黑色或者灰色的糟粕，就要祭出批判的利器，割疮剜肉，刮骨疗毒，而在深刻的批判里，除旧布新，断肢再植。一个变革的时代，需要勇敢的批判者。可以说，没有批判就没有树立，没有批判就没有开拓。而一个敢于批判的作者，肯定也是可以树立社会价值的作者。
做一个好的树立者。当然，树立无疑更重要。我一直在想，环境报道或者环境文学40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人祸曝光阶段，人性批判阶段，人文树立阶段。人祸曝光阶段，在于揭露生态环境问题的现象，引起社会注意；人性批判阶段，在于批判环境问题的人性根源，引深思想认识；而人文树立阶段，在于展示环境保护的进程，彰显人文环保成就。中国环境保护40多年，环境现实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到了可以树立环境形象的时候，这本身就是环保的宏大叙事。
当然，职业环境记者与社会环境记者毕竟不同。职业环境记者有环保专业优势，但大多局限于封闭思维而缺乏环境人文意识；社会环境记者虽缺少环保专业训练，但往往本身是开放思维而颇多人文思考。专业优势者，往往在环境保护的业务层面作新闻，人文优势者，可以使环境新闻在更广层面拓展开。两种环境记者，需要互补训练或互增训练。环境保护作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治问题、科技问题，实质是文化问题，需要贯通性思维。贯通，方出奇效。
三晋都市报：您多次参与和参加过三晋环保行采访活动，三晋环保行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李景平：我直接参加三晋环保行20年，感觉三晋环保行最大的效应就在于监督效应。印象最深的就在于“五把利剑”式的监督，即，现场监督，舆论监督，动员群众监督，交换意见监督，人大通报监督。
那时候的监督，敢监督，会监督，真监督。监督企业，监督政府，监督党委，只要发现环境问题，绝不回避，绝不放过，绝不顾忌。一个环保记者团，纵横千里，走遍山西，所到之处，声威震动。
监督污染，营造震慑声势。那时的采访，就是问题导向。基层不敢碰的问题，三晋环保行敢碰；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三晋环保行解决；基层提供的问题，三晋环保行去监督；基层不提供的问题，三晋环保行去寻找。发现问题，现场交锋，现场批评，现场建议，现场解决。当初，土法炼焦遍地乱烧的时候，只要被三晋环保行发现，统统现场取缔淘汰；而且，将取缔淘汰现场全媒体曝光，使社会看到，三晋环保行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向污染宣战”的战场。
监督官员，批驳污染谬论。那时，不论政府主管部门官员还是国企老总民企老板，三晋环保行唯污染试问、唯替污染狡辩者试问。国企老总为龙头老大的，找借口将环境达标自行推迟，三晋环保行逼其面对摄像机说理由，结果其态度立变，投资3亿实现达标；民企老板为人大代表的，寻托词将治污设施一拖再拖，三晋环保行据实追其代表责任，结果老板拍板，脱硫设施迅速铺开；许多市长县长，公然替污染辩护，媒体连发“三晋环保行驳论”，污染谬论从此杜绝。
监督政策，敢于超前思维。三晋环保行以舆论监督倒逼地方政府取缔淘汰土法焦炉的时候，山西的环保政策是“取缔土焦炉，淘汰萍乡炉，发展改良焦，鼓励机焦炉”。而三晋环保行发现这个政策与环境污染的现实问题严重脱节甚至滞后，便提出建议“消灭土焦炉，取缔萍乡炉，淘汰改良炉，限制机焦炉”，并以此对展开监督。当时许多人指责三晋环保行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不久，国务院作出环保决定，要求取缔淘汰改良焦炉，三晋环保行主张与国务院决定不谋而合。
监督决策，矫正发展思路。山西经济发展滞后甚至落后，与粗放型发展和产业链偏重关联，但是，自己长期认为只是发展增长不快的问题。三晋环保行当时就一路行走一路指出，山西不是发展不快的问题，而是发展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是发展质量的问题。并且提出，山西不能够居安思危，山西已经不是居安思危的问题，而是居危思危的问题，而且山西必须居危思危。山西认为自己是牺牲了环境换取了经济发展，实际是环境牺牲了经济也没有发展上去。
想想，那真是一个舆论监督的好时候。三晋环保行，正是因为这种监督效应，赢得了社会肯定。在有的地方，被誉为“三晋环保行，造福山西人”；而在媒体上，则被称为“三晋环保行，声威震三晋”。
山西人知道三晋环保行的，都知道那是一个环境舆论监督品牌。说明这个舆论监督本身由一种疾风暴雨的舆论效应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效应，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品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晋都市报：作为山西省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的专家组成员，您对这个协会的工作如何评价，有何想法？
李景平：我说过，山西环境与资源保护协会新改选之后，第一个手笔就是与三晋都市报合作开辟《绿水青山》媒体周刊，创办《绿水青山》纸质会刊，建立“绿水青山”门户网站。我以为，作为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作为企业家会员，这是一种环境文化意识的觉醒和行动。
我想，这批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是具有了现代环境意识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既然以环境宣传和环境文化开篇，那么，能不能在环境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紧扣“文化”和“文明”再做做文章？真正把“文化”和“文明”的大旗扛起来？
譬如，组织开启一个高规格的全国年度环境文化论坛。2018年是生态文明入宪元年，但是，生态文明文化建设尚与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距离巨大。如果在山西选定一个地方，命名一个论坛，确定一个主题，吸引全国生态环境文化学者，举起生态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旗帜，将生态文明内涵呈现为丰硕的生态环境文化成果，会形成品牌。
譬如，组织建立一个影响大的年度系列文学采风品牌。环境保护已经到了可以展示绿色进程的时候，山西企业已经创造了绿色转型的典型，这些绿色进程和企业转型的过程，可以成为向社会显示形象的范例。如果组织一批作家深入绿色现场采风采访，创作形象生动的环境文学作品，由环境文学推起，构建环境文化形象，将影响深远。
只有文化是长久的。环境文化建设正被国家重新重视。山西环境与资源保护协会应组织企业会员，以自己的绿色创业实践和环境文化实践，内建环境文化向心力，外构环境文化辐射力，对于企业，对于协会，对于社会，这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事情，也是功德源远的事情。
本报记者 赵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