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圣母是中华最古之祖，土地最尊之神；汾阴后土祠又是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它作为华夏根祖文化的源头，已越来越显现出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 作者供图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无数海外华侨都要到此寻根问祖，慕名而来，祭祀后土。 作者供图
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距今已有2130多年的历史
汾阴后土祠，位于山西省万荣县西南40公里荣河镇庙前村的黄河东岸上，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距今已有2130多年的历史。因庙前村在汉代属汾阴县地，故称汾阴后土祠。今名万荣后土庙，庙前村因庙而得名。
据《前汉书·郊祀志》《前汉书·武帝纪》等记载，汉武帝刘彻迷信鬼神，他即位时，国都长安只有祭天的地方，没有祭地的地方。而一心要选择祭地（后土）场所的刘彻，选择远离长安的汾阴县建祠以祭祀后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他即位前，汉文帝时期就传汾阴县今庙前村北的汾水（唐宋以后改称汾河）之上发现了象征国家权力的“周鼎”，他即位24年后，即元狩六年（前122），又在此发现了“禹鼎”（一说“周鼎”），认为这里是“皇祐元始”，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福祉的宝地。故在发现“禹鼎”的当年，刘彻便选择在此祭祀后土，还根据所出“禹鼎”将年号“元狩”改为“元鼎”，并作《宝鼎之歌》。二是庙前村地处黄河与汾水的交汇处，古代称“脽上”。脽，即小土丘，与汾水相映形成“泽中方丘”，符合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理念，加之两次出土宝鼎，是祭祀后土最理想的地方，刘彻权衡后毅然决定在此修建祠庙，畤祀后土神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把土地、五谷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两件头等大事，并视它们为神来祭祀，先后塑造出社神（土地神、后土神）和稷神（谷神），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每年虔诚地按时致祭，以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后土为何人？根据《国语》《左传》《汉书》等文献记载，“后土”为太昊（中国古代东夷首领）和炎帝之间共工氏的儿子，名叫句龙，“能平水土”（一说“九土”），让他当负责治理山川土地的后土官，死后立为社神。“后土”原是官名，当官的不是神，而是民间凡人，死后才被封神的时间大约在三皇五帝时期，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从西汉中期开始，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祭祀活动逐渐从综合性场所分离出来，开始建造独立的分门别类的祭祀建筑，后土祠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因此，汾阴后土祠是迄今中国具有确切建造年代、建筑物一直延续至今的最早的和历史最悠久的祠庙建筑，为以后规范化的后土祠礼制建筑开了先河，万荣由此成为国家在此举行盛大祭祀后土大典的中心和圣地。两千多年的沧桑历史积淀了厚重的后土文化，汾阴后土祠堪称“中国祠庙之冠”和“中国后土祠的鼻祖”。
汾阴后土祠自建造以来，在东汉、唐、宋等历代均有修葺和扩建，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汾阴祭后土时达到鼎盛。
据金天会十五年（1137）勒石的《汾阴后土祠庙貌碑》所刻庙貌图显示，宋真宗时后土祠南北长达732步，合1204.14米，东西宽达320步，合526.4米，总面积达950.79亩，合633859.29平方米，是现存后土祠面积的25倍，比北京故宫面积还要大。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傅熹年先生绘制有《北宋汾阴后土祠鸟瞰图》，可资复原后土祠的依据。到明万历年间，由于黄河冲刷，脽丘塌陷，后土祠不得不择地迁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黄河泛滥，迁建后的后土祠又被淹没，只幸存了春秋楼等一两座建筑。康熙元年（1662）秋，黄河再决口，后土祠所剩建筑荡然无存。同治九年（1870），荣河县（从宋真宗开始，汾阴后土祠属荣河县地，直至1954年与万泉县合并，称万荣县至今，原荣河县治所现为荣河镇）知县戴儒珍于庙前村北的高崖上择地复建，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荣后土庙。它坐北朝南，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上有山门、戏台、献殿、享亭、圣母殿、秋风楼。献殿两侧为东西五虎殿，圣母殿东侧为碑亭，呈“品”字形的三座戏台更为万荣后土庙独有。
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中高度评价北宋汾阴后土祠：“宋朝的祠祀分为三个等级，后土庙是按照最高等级标准修建的……与文献所载北宋东京宫殿大致相同。”又说：“明清故宫建筑在总体布局上是继承着前代经验而进一步发展的。如果拿宋代的后土庙……和故宫相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主体建筑的空间处理和主要与次要建筑群的排列关系上有很多相同之点。”汾阴后土祠在建筑布局、建筑结构等方面都与北宋东京宫殿建筑、明清北京故宫建筑有渊源关系，可见其在中国建筑历史、建筑科学和建筑技术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根据《前汉书·郊祀志》《前汉书》武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旧唐书·玄宗纪》《宋史·礼志一》等记载，自汉武帝第一个踏上汾阴县祭祀后土开始，到宋真宗最后一个帝王在汾阴县祭祀后土，先后有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东汉光武帝、前秦苻坚、唐玄宗、宋真宗等8位帝王亲莅汾阴县主祭后土共19次，以汉武帝祭祀5次（一说8次）为最多，历时1124年。其中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绥和二年（前7）两次将汾阴县祭祀后土移至长安北郊，后又两次恢复在汾阴县祭祀后土，历时150年。
汉武帝从元鼎四年(前113)开始，至天汉元年(前100)的14年中,先后5次亲往汾阴县祭祀后土，可见其极为重视汾阴之地。他在祭祀后土时有感而发,用汉赋形式写下脍炙人口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万荣后土庙秋风楼三层现存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董若冲刻石的《秋风辞》碑，另在二层存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汉武帝秋风辞碑》。
据光绪版《山西通志》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在汾阴县祭祀后土，“获宝鼎,因改汾阴县为宝鼎县。”
开元二十年(732)冬十月，唐玄宗二次来汾阴县祭后土。先到潞州(今长治)，后到太原，于“庚申，如汾阴，祀后土。大赦，免供顿州今岁税。赐文武官阶、勋、爵，诸州侍老帛，武德以来功臣后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阴。”
北宋初年已定在距京城汴京之北7公里处祭祀后土，但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却到汾阴县祭祀后土，而且是历史上在汾阴县祭祀后土规模最大的一次，为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宋真宗御制、御书和篆额的著名《汾阴二圣配飨铭》(俗称“萧墙碑”)，把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二圣也配于汾阴后土祠中，并对庙宇大加修饰，从现存庙内金刻《汾阴后土祠庙貌碑》，可窥见宋金时期万荣后土庙当时的盛况。
《汾阴二圣配飨铭》碑由五方碑石拼成，无碑座，碑身高2.52米，通宽7.14米，曾淹没于黄河泥砂中，1962年发掘出土，现嵌于万荣后土庙东碑亭内。在碑前原有高6尺的4尊铁人，铸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是宋真宗在汾阴县祭祀后土时作焚炉之具用的。明代晚期，当地人认为铁人能镇黄河水灾,故移至西门外黄河一侧镇之，现已不存。另外，宋真宗在祭祀后土的当年，曾在后土庙立有两座纪念碑刻，一为《祀汾阴坛颂》，王文贞公旦撰文，尹照古书，原立大宁殿后。另有《汾阴朝觐坛颂》，王钦若撰文，原立朝觐坛。现在两座碑均已不存。
汾阴后土祠所处的庙前村一带，因为将后土文化、黄河文化、汾河文化、先周文化、青铜文化等多种文化荟萃一处，为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杨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