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无论对于平朔煤矿，还是对于朔州市，甚至对于国内其他大型露天煤矿企业来说，它们的今天都离不开陈日新与中外合作“平朔模式”。
在授予陈日新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的时候，获奖名单这样介绍陈日新：中外合作“平朔模式”的创造者。
那么，“平朔模式”是怎样的一种模式？陈日新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造它的呢？
这是陈日新的“天命”
平朔体育馆前，立着两位老人握手的塑像。两位老人，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美国人阿曼德·哈默。正是他们历史性的一握，才有了今天的平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而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强大的能源支撑。当时，我国仅有两座露天煤矿，其中的抚顺东露天因所采油母页岩成本太高，国家决定转产。国家煤炭部经勘探发现，山西雁北地区的平鲁县、朔县一带有可以开采的煤层。可是，当时煤炭工业资金匮乏，设备落后，无法有效地开发煤炭资源。
煤炭的开采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井工开采，另一种是露天开采。井工开采煤炭资源的回收率比较低，危险系数较高。而露天开采则不同，这种开采方法是把煤层上面覆盖的表土和岩石全部挖开运走，露出煤田来。露天开采的资源回收率高，且较为安全。衡量一个国家煤炭事业的发展程度，一般看的是露天煤矿在全国煤炭开采中所占的比例。但露天开采的难度大，对剥离手段和运输手段的机械化程度要求很高。
20世纪60年代，我国煤矿的露天开采比例很小，只占全国煤炭产量的百分之五，而当时美国的露天开采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大胆利用外资。1979年1月，邓小平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这次美国之行中，邓小平结识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这为中外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拉开了序幕。
1979年12月，时任煤炭部部长的高扬文开始着手组织协调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高扬文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时任大同矿务局局长的陈日新。1981年11月，高扬文找到了陈日新。此时的陈日新刚刚接到山西省委的安排，省委提供了两个职位由他选择，一个是到阳泉矿务局担任党委书记，另一个是到省煤管局担任副局长。在煤炭部的办公室，高扬文向陈日新传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开发平朔露天矿的决策，说这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上有“试验田”的意义。高扬文说，“这个项目需要一位专业技术硬、责任心强、肯吃苦的负责人，大家都推荐你。我听说你是一个敢想敢作敢为的人，你好好考虑，相信你在明天前会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1932年出生的陈日新，21岁就来到大同煤矿，这一干就是28年，这时已到了知天命之年。等待他的，是两个优越的职位和一个几乎是重新创业的机会。陈日新对高扬文说，“高部长，不用等明天，我现在就答复你，愿意到平朔去，操持这个新摊子。”后来，陈日新说，这是他人生最大一次的拼搏。
那个奔波在路上的春节
从北京回到大同家里，陈日新的脑海很不平静，一直在想高扬文部长的谈话，特别是想到邓小平的指示——“此事应积极进行，争取时间。”他脑子里反复思谋这句话，越想越坐也坐不住，越想越睡也睡不着：靠我们自己开这么一座年产1500多万吨的煤矿得用10年多的时间，引用外资合作开发，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得“积极进行，争取时间。”
1982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日新从大同矿务局借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伏尔加小车，带着平朔筹备处的全体共15名员工，一大早就离开了大同，颠颠簸簸地行驶在狭窄的柏油马路上，偶尔还能听到村子里传来的鞭炮声。
曾经采访过陈日新的平朔煤矿职工朱玉斌说，陈日新他们到了平鲁县和朔县，先向两县的领导拜年，然后就介绍中央要开发安太堡矿的精神和商量平朔生活区选址的问题。两地领导听说要建大矿都非常高兴，建议在最好的地方建生活区。但是，陈日新觉得，那样会占去太多耕地，还得让农民迁村迁户，不合适。于是，陈日新一行又赶往朔县六十九军管辖的部队农场，这个农场有一个方圆两千亩的土地，到处是铺满庄稼根茬的农田，沟沟坎坎，车开不过去，他们就下来推着车走。
等到了农场，太阳已经下山，农场的领导都回家过年了，只有协理员在。陈日新说明来意，协理员拿出了农场的图纸。经过比较讨论，陈日新当场拍板，生活区就定在这儿了。“第一，不用占农民的土地；第二，距离火车站和县城都不远；第三，地面平坦，地下没有矿产资源，住起来放心。
第二天，大年初一，陈日新没有休息，又马不停蹄赶到了第六十九军驻地，找到部队首长，商议平朔生活区占六十九军农场的事儿。
“我的信念是只许成功，哪怕赴汤蹈火”
陈日新曾说，“对建设平朔露天煤矿，我的信念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哪怕东奔西跑，赴汤蹈火。”建设平朔的初期，陈日新的东奔西跑主要是为了要钱。
1982年10月，平朔行政生活区建设开工。曾任平朔党办主任的黄树芳回忆说，在这前后，陈日新跑东北、去北京、下西安……到处联系和寻找优秀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和沈阳煤矿规划设计研究院、西北建筑设计院、天津铁路设计院等十几个单位联系委托设计，和山西省建筑安装总公司、冶金部第十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等十多个单位联系施工，和平朔矿区工委、平鲁、朔县联系征地拆迁，和煤炭部物资供应局联系物资供应，和洛阳考古队联系发掘汉墓群。
陈日新风雨无阻，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将近一年。一时间，几十个设计施工单位，近两万五千人的建设大军进入了矿区。工程全面开工后，事事时时需要钱，原有的准备资金所剩无几，陈日新的担心也与日俱增。
黄树芳回忆说，第一个找上门的是十三冶的副总经理、平朔工业区建设工程的总指挥姚鸣皋，人称“要命搞”。陈日新了解他，知道若不是大事，这个人不轻易登门。陈日新握着姚鸣皋的手说，老姚呀，你亲自上门肯定是大事。老姚直说：“一个字，钱！”陈日新找银行贷款，银行说，平朔是中外合作项目，合作的合同书签不了字，项目批不下来，贷款就等于没有合法手续，没有红头文件不敢轻易贷款。陈日新三番五次硬着头皮找银行求情贷款，银行最后说陈日新是“平朔，平朔，就凭嘴说”。
银行贷款不行，陈日新连夜赶往北京，还没住下就去煤炭部，高扬文部长不在京，一位老领导告诉他，国务院刚开了全国省长会议，要减规模、压项目，把钱都卡死了。陈日新又去找国家计委，扑空了。他在北京二十几天往计委就跑了二十七八次，计委的门槛都快被他踩烂了。跑计委办公室找不到人，陈日新决定去拦计委主任的车。他记下车号，等在车必经的路口，一直等了3个小时。可惜，虽然见到了计委主任，钱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十几年后，朱玉斌采访陈日新时，陈日新回忆往事，依然心有戚戚。
198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一行考察平朔。汇报从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陈日新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李鹏最后说，国家计委对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报告进行了审査，认为这个报告是可行的，建议国务院批准。李鹏回京没几天，国家计委分两次批给平朔项目五千万元，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1987年9月10日，中外合作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
一个懒人都不要的“平朔模式”
与陈日新共事多年的黄树芳评价陈日新有“识人之眼，御才之方，用人之胆”。当时，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和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合署办公。平朔公司和安太堡矿共有4500人。许多到平朔参观的企业界人士称赞说，“年产原煤1533万吨，公司总定员4500人，机关干部140人，人均效率30吨，这不仅是平朔的独创，在全国也是首创！”。许多新闻记者来采访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平朔模式”。
按照当时国内同等生产规模的井工矿编制，平朔公司的人员编制至少需8万人。但陈日新不走老路，决心要闯出一条新路。新路怎么闯？奥秘就在于陈日新用人打碎了三块“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陈日新的老同事郑茂昌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安太堡矿的工人们形容这项改革的最大特征是大家“一律端瓷饭碗”，意思是好看但又容易打碎。安太堡矿联合管理委员会可以撤换矿上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协商一致，可以撤换主要职员。因此，这里有着良好的工作纪律，无论中外人员。陈日新还打破了干部和工人的界限，每个进矿职工都要按程序严格进行培训，不合格不发证，不准上岗工作。上岗后如果干不好，就退回劳务公司再培训、再安排。对于关键岗位上的人员，不惜代价送到国外去培训。
从1982年到1988年，平朔来了一百多位大学毕业生，全都要先到生产一线。后来这些人，有的已经担任了工长、值班经理、部门副经理。有几位原来的处级干部，则因为不适应工作要求，下来当了一般人员，有一位工人由于表现优异，被提升为值班经理。
后来，提起在平朔的这些年，陈日新说，“对这10年艰苦创业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对这其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是亲身经历和尝受过的。可以告慰的是，十年心血没有白费，为国家争了气、争了光，为改革开放出了力、做了贡献。每想到此，我就内心激荡饱含热泪。”
山西晚报记者 赵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