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先生（右）点评作者的作品。
在我的故乡山西忻州境内，有两座驰名中外的山，一座是晋山之祖管涔山，一座是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座大山又分别孕生了两条河流，一条是发源于管涔山的恢河，一条是发源于五台山的滹沱河，这两条河从我家乡的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屈曲盘折，穿岭越峡，路径不同，目标却只有一个，就是奔向被誉为“九河下梢”的海河。
2011年，我承蒙北碑大师孙伯翔老先生错爱，纳入门下，执弟子之礼。恩师以北魏书风立足于当代书坛，是书法界公认的当代碑学艺术奠基人。因此，每次欲得恩师耳提面命，我就会像故乡这两条河，心生一种川流向海的冲动与神往。每得先生教诲，一言一行，一笔一字，都不敢忘，也不能忘，终不会忘。
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说，这三条他都做不到，他的弟子子贡说，这正是恩师自己的真实写照。孔子之所以自谦，说明这三者都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而我的恩师孙伯翔先生勉力躬行的正是这君子之道。
先说勇者不惧
勇者之勇，非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之勇，而是遇难不悲、处变不惊之大勇。孙先生1934年生于天津武清县，早早参加工作。虽命途多舛，然先生既不怨天，亦不尤人，择其钟爱之书法一途，砚田苦耕，不遗余力。后得书法大家王学仲先生指教，从《始平公造像》入手，日复一日，苦临魏碑，孜孜以求，身心交付，旁人嗤之为雕虫小技。除了北碑，他还几乎临遍了举凡秦汉魏晋以来的石刻，对于《张猛龙》《始平公》《爨龙颜》《郑文公》《论经书诗》等著名碑刻，更是反复临习，朝夕揣摩。他自称“砚田耕夫”，数十年不怕辛劳，不惧寂寞，痴心不怠，以巨大的勇气在看不到头的重复中坚持。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书坛对魏碑多有质疑，甚至鄙视、排斥的背景下，先生面对嘲讽或善意规劝，依然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在前无古人可资借鉴的前提下，历经十余年艰辛求索，最终以一管柔软的长锋羊毫，敢于大胆地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魏碑斧劈刀削、钢打铁铸般的艺术效果，打破了学界自清代阮元、康有为以来认为魏碑方笔只能是刀刻斧凿之固说，在陋室书案上再现了魏碑大气磅礴、奇崛方雄的原野之风。世人皆醉我独醒，每个时代都需要这种大智慧的人。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千山独行，不计得失，初心不改，方得始终。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略与勇毅，实为人生之大勇！
孙老先生参与过的展览成百上千。特别是他与他的山西弟子们、天津弟子们在山西举行的几次展览令我久久难忘。2013年8月，《孙伯翔先生师生咏五台山书画作品走进佛国》展在五台山举行，以孙伯翔先生为首的46位津晋书画家的80余幅书画作品均以讴歌和描绘五台山为主题；2015年10月1日，《砚田耕夫·清凉之境——孙伯翔先生书画精品展》在大同展出；2018年9月，五台山碑学研究院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并同期举行《花开圣境·墨语禅心》孙伯翔先生师生书画大展，孙伯翔先生与其津晋弟子40多人的作品在五台山争雅斗艳。他老人家及其弟子的作品渗透出柔中有刚的气息使人叹为观止。
次说知者不惑
知者，智者也。智者之智，并非机巧通变、善于迎合之智，而是洞穿本质、化古为我之大智。先生学碑，并非一味苦临，而是深具遗貌取神之能。先生谈及《始平公》时曾说：“《始平公》之方笔，有明显镌刀斫刻成分，不可泯除，但其方雄寓浑穆，缜密透空灵，宽博有奇崛，乃书家朱义章之能，为后人所景慕。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始平公》之魂魄也。”先生论及魏碑时曾说：“魏碑结构的艺术特点，就是重动态，重自然，重意象。自然才会有奇逸之美，自然才会出兴趣酣足之味，自然才会有天成之趣。”先生烛照细节，洞察幽微，触摸经典，得窥大道，足见过人之智。先生学碑却不盲目尊碑。他对清代以来康有为、于右任等碑学大家并不一味追捧，反而直指其“描头画角”的笔法之弊。先生根植龙门，潜心摩崖，深研碑碣，寻趣墓志，练就了一手方雄厚重的魏碑书风；在此基础上，纵横百家，遍临名帖，成就了线条质感和碑帖兼融、骨肉匀停的温润风格；近年他的书写更是进入一种炉火纯青、平和简净的清凉之境。先生之智，不仅体现在他对传统碑学博观约取，将魏碑的霸悍雄强推到极致之后，又敏锐地吸纳帖学优长和现代审美元素，从而自成面目，引领时风。先生之智，还在于他基于长期创作形成书法传承的重要理论，他汲取天地万物之性状情态于书法创作，将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感悟、思想、精神、境界和艺术主见凝结于50条书论，一直被书法后学奉为圭臬。“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是他对书法取法自然山川、人文景观、社会百态的深刻感悟；“绿茵场上藏妙理，玉子盘中悟玄机”是他从踢足球和下围棋中领悟到书法创作制造矛盾、解决矛盾的深刻道理。他的书论紧密联系实际，语言深入浅出，传神达意，阐述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把抽象的艺术法则讲得十分精到：“方笔缜密见空灵，圆笔洞达而浑穆，方与圆对立统一观不可不知”“楷书要做到动起来，行草要做到静下来”“一幅字当中，只有第一个字是已知数，其他都是未知数，要不断地调整、变化，最后达到一个和谐。”他对书法深厚的理解力和睿智大慧，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因而先生的书法刚而不猛，疏而不散，在雄强俊逸之中透出清凉雅意，在碑帖融合之境中又融入行草，碑似男儿之刚毅，草似少女之柔情，珠联璧合，任运天真，笔力精绝，廓然无圣，在自然挥洒中流露出矫健的生命力。在浩瀚的书法史上，先生以一手气质高妙的“孙氏面目”进军书法至境，在当代书坛一旗独树，卓然特立，给一个时代烙上自己的印记，实为先生之大智也！
再说仁者不忧
仁者之仁，并非姑息优柔、仁慈心肠之仁，而是胸怀博大、天日磊落之大仁。曾经一时，帖学者，奉帖轻碑；碑学者，尊碑抑帖，碑帖之争势同水火。然先生谦虚内敛，从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从不争一朝一夕之短长。不作宗派之争，不持门户之见，自撰联“品酒醇醨迥异，学书碑贴无町”，既是他苦学深思、修身顿悟的学术思考，亦是他通达圆融、兼收并蓄的人格体现。恩师从艺70余年，静学不辍，然先生之大仁，当数其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对先生来说，写字不止于技巧、修养和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融铸于血液的自觉使命。他认为书法家要以书法作品之美和自身人格之善去完善人、影响人、净化人，从而实现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构筑时代精神和时代力量。秉承传统士人文化精神，追求当代核心价值观，从小我走向大我，他不仅以毫端笔底之美，表现人格品质之善，荡涤尘氛，净化心灵，为浮躁喧嚣人生带来一缕清凉。更是以身为范，以行善为乐，高扬担当精神，以巨大的典范引领作用，来推动社会精神境界的提升。他对当今时代我国书法发展状况和书法教育高度关注，身体力行推广普及书法文化。他不仅对学生们关怀备至，对大江南北虔心前来求教的书法爱好者，也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宽厚的臂膀，达观的笑容，平易和顺的眼神，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经常告诫学生要多向传统学习，不要直接以他为范本。他教导后学要根据个人的性情发挥自身的优长，不必只学碑体，为此他自作诗句：“各自风流各自身，何须粉面饰天真。从来投笔我为主，唯求古神化己神。”“为人当笃诚，贵在风骨”是他要求学生要将人格的止于至善与书法的止于至美高度统一起来。诸多谆谆教导，实为肺腑之言，金玉良言。缘于先生的引领和影响，中国书坛涌现出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书家，其中不乏卓有建树、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对学生、对书法、对社会、对国家，先生胸中溢满了大爱仁心和浩然正气，他从不念人之过，不议人之非，而是吃亏不计，逆境不烦，倾其所能投身书法事业，不遗余力推动传承发展。此实为先生人生之大仁。
先生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就了风华绝伦的笔底风采，以自己的大爱仁心在全国乃至山西收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和广泛的社会赞许。上世纪80年代就已蜚声书坛的他，近年的社会影响力更是不断提升。2013年，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前往观展的书画家、书画爱好者络绎不绝。许多著名书画家专程前往观展，还有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特地从外地赴京观赏其作品，从此开创了先生更加广阔的艺术人生。近年先生连获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和全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两个大奖，这是极大的殊荣，是足以让人顶礼的成就，他被书界称为可与二十世纪于右任先生比肩的一代碑帖融合大师。但先生从不以一代宗师自居，而是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不讲派头，不慕浮华，静心畅游于书法妙境。虽名满天下，他写字仍不讲求长案大几的排场，无论是小品还是巨幅，均写于家里的小饭桌上。
在当今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总有一些人以刁钻和刻薄为能事，但更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他的书品人格因为宽厚而伟大。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起于方正，行于温润，臻于清凉”，既是先生的艺术追求，又是他的人生境界。见惯了白云苍狗，人世沧桑，如今先生的书法更臻于寓雄强、温润于清凉之中的碑帖融合至境。其动则惊涛骇浪，静则处乱不惊，一如他高超、沉静、淡定从容的心境。
恩师之大勇，我崇敬不已；恩师之大智，我感佩至深；恩师之大仁，我高山仰止。作为山西的一名痴迷魏碑者，我当学恩师之书，更当学恩师君子之道也。
周如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