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级非遗传承人谭建亭绣织棕箱花纹(受访者供图)
棕编老艺人孙志珍编东西纯属个人爱好
鲍玖良认为棕编技艺传承必须建立在实用性和艺术性基础上
陕西棕编在汉中，汉中棕编在南郑，南郑棕编在高庄村。汉中棕编在其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起步、发展、辐射、外传、鼎盛、衰落、淡出几个历史阶段。
从农耕社会到工业革命的演变，智慧发展与浪漫传承，演绎着民间手工产品顽强的生命力。
产业链不完善;后继乏人;知名度低;市场狭隘;创新不足;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依然是此类非遗文化产品不可逾越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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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千年的“指上非遗”
7月31日至8月6日，高庄村村委会大院里的棕编讲习所再次喧嚣热闹起来。南郑区十年来每年都要求举办为期5天的棕编技能培训班，面向新人开班授课。
村支书何文满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习惯把培训延长到7天，其中用3天时间重点讲述“汉中棕编”的历史沿革和传承保护。
培训班上村里的老艺人们纷纷走上讲台，向年轻一代传授自己的棕编技艺，平时少有往来的村民们自发聚拢而至，相互切磋着各自的“看家本领”。
7天后，讲习所重归沉寂。
何文满还是习惯让值班人员上班后，就打开棕编展厅和操作车间的大门，鼓励在村委会大院运动场打篮球的孩子们，能顺道进去看一看、动手学一学。
南郑区文化馆副馆长鲍玖良是申遗负责人，他和同事经过长期的田野走访，从现在可知的传承谱系溯源而上，了解到棕编技艺在清同治中叶发端于此，在原南郑县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家庭生产为主体的小作坊，棕编产业十分活跃，蓑衣、棕绳、棕床垫、棕刷子、棕丝等产品，不仅畅销汉中、陕南一带，还通过汉江水运远销到湖北、江浙等地，对外流传了一百多年。
何文满查阅史料得知，汉高祖刘邦为汉王时曾以南郑为都城。他忽然想起，1993年有剧组在汉中拍摄时曾在村里定制了一批蓑衣。他从此坚信，“汉朝的蓑衣就是我们村里的手艺模样。”南郑区工会同样认为，以南郑棕编为代表的汉中棕编，历史存在已逾千年。
何文满披上蓑衣向记者演示到：陕南潮湿多雨，农人外出披上蓑衣算是工服，样式经过改良后，一点也不妨碍劳动。
2011年11月，汉中棕编制品制作技艺被批准为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在高庄村棕编制品展厅，十几种棕编制品演绎着汉中棕编的辉煌过往和落寂窘境。
“棕编这门手艺目前很少有人干了。在高庄村也只有几户将它作为谋生的产业。”早晚时分，何文满面对成群结队外出务工的电摩人流，不由自主地担心，这门养活了祖辈子孙千年的手艺活，会不会断线，成为“绝唱”。
“我们现在看重的是棕制品的质量、工艺程度的提高，和文化内涵的丰富。”何文满坚信，汉中棕编绝对不会落寞，因为传统手工艺里藏着生活的真，匠人的魂和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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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浪漫的陕南乡愁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柳宗元的《江雪》，是关中地区人们对棕编蓑衣最形象的认识。棕编作为汉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在四川新繁、贵州塘头、浙江武义、和湖南等江南等地，古来有之。
汉中市位于秦岭、巴山之间，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过渡带，气候湿润，生态环境良好，满山遍野的棕榈树提供了丰富的棕皮资源。
清康熙推行“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政策，从长江中游而来的部分湖广、江西、福建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溯源而上进入四川，再有极少数继续北上进入毗邻的陕西汉中，成就大迁徙的续曲——四川填陕西。
南郑区做为汉中最近的“郊区”，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给这些外来户落脚与生存提供了可能。他们中间不乏能工巧匠，智慧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得南郑区成为汉中棕编产品的重要生产地和商品集散地。
汉中棕编的发源已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由原南郑县高庄村孙家、刘家两姓人家发展推广开来，先是在嫡亲子弟中传承艺业，继而推及左邻右舍和附近村镇人家。其中不乏心灵手巧之人于农闲时节在旁观察揣摩学艺，进一步得以成为入室弟子。从而使汉中棕箱、蓑衣、背夹子、棕绳、棕床垫、蒲团等棕编制品手工制作技艺得以广泛流传于社会，开始在南郑全境、汉江流域风行起来，随后逐步流向甘肃、山西、湖北、河南等全国各地，部分产品还漂洋过海，跨出国门，并成为人们居家生活必需品。
其中汉中棕箱以其取材容易，成本低廉，防鼠防潮，放虫蛀，结实耐用成为汉中棕编的代表作。松木、樟木做胎的棕箱打开后，都透着一股香味，至今仍是保存字画珍宝的最佳百宝箱。箱面上的浮雕式图饰针脚细密紧实无丝毫缝隙，体现了陕南民间刺绣针法的独特工艺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何文满告诉记者，祖父辈有一位老艺人叫孙富贵，无意间得到一口棕箱，回家后拆开肢解，通过研究，琢磨出制作工序流程，经过实践，形成汉中棕箱的雏形。
抗战期间，由孙家牵头在汉中开设了“棕箱店铺合作社”，往来于秦巴之间的学者、学生、商贾以携带小型便携式棕箱为流行风尚。1965年到1983年，汉中棕编成为紧俏商品，若要购买，须凭政府配发的票证。
“那个时候棕箱是嫁妆和外出、求学工作者最体面的装备之一。”何文满回忆道，他当时周六回家后，就帮着家里连夜打造编织棕箱，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市区赶早集，取出收入中的10元钱做为自己下一周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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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失传的文化瑰宝
改革开放后，棕编的春天来临了。市场解禁让当地棕编艺人全家出动，日夜劳作。在汉中市中心广场边、石马商城，及外地都设有多个棕品市场，其产业也带动了黄官、新集等地的棕编产业发展。
“那个时候，整天路上车来车往，早晚都有人往回运原料，往出运产品。有不少人骑自行车跑到上元观、洋县、勉县、甚至西乡、宁强一带收购毛棕。”
何文满颇为自豪地说道：“不少人家因为棕编发财成了万元户，房屋一家比一家高，来高庄村拜师学艺的外地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刘文艳是从15公里外的丘陵地带嫁到高庄村的。“刚开始学拧绳子，三个小时后手指就脱皮了，使针缝制没有手指不出血的。夏天更受罪，隔着罩衣刷得皮肤又红又扎，又痒又痛。”
刘文艳双手操持两把缝针，沾上清油后在棕垫两面一穿一勾 一折一扣地编织起来。“通过劳动就能见到收入，眼看着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科技发展，棕编制品全部有了新材料的替代品。何文满回忆道：“有一年多时间，村民家里都大捆小捆地堆满了原棕，制棕机器也瘫痪在院坝里，看着让人闹心。”
何文满带着乡亲们的期望，出外考察为产品找出路，带回了一批寺庙需要的棕蒲团、棕垫子的订单。
58岁的孙志珍从小善于女红，嫁到本村后，每年从她家出厂的棕蒲团就有几卡车。凭此技艺，她供给两个女儿上了大学。
今年8月的一天午后，孙志珍仍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小凳子上，给鞋垫绣织梅花。她身后的加工厂已经成了杂货棚，里面堆放着不足100个草蒲团。
“现在都是机械收割水稻，稻草全被杂碎了。连做棕蒲团芯子的草蒲团也找不到了。”孙志珍如今做棕编纯属个人爱好，有熟人上门定制才动手。“一双鞋垫成本就是50元，做棕蒲团每天能有40元的人工利润。提价没人要，雇人就是赔钱。”
“蓑衣缩减到原来的五分之二，已经没有实用性，挂在茶秀、农家乐成了艺术品，这些帽子、箱包、蒲团都是接到订单才召集村里的艺人开工编织，再就是拿到各种展会去作为展品，会有好奇的外地客商出手购买。”
何文满依然记得，前几年参加贸易博览会时，一位渭南绣娘出价1000元，硬是拿走了4个棕蒲团。这样的客户在高庄村棕编老艺人看来，可遇不可求。
搞了10年的棕编技艺培训，村里40岁以上的都是熟练艺人，年轻人也能上手编织，但他们逐渐对这一产业没有了兴致，因为利润算下来不如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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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品的传承困局
汉中棕编历经高潮、没落，目前已缩放至南郑县的高庄村，何俊平是最大的棕编制品加工户。在他记忆里的第一件作品，是给外婆做一双鞋垫。
手工编织远远赶不上机械运转的步伐。何俊平办起了加工厂，并把棕床垫做为专攻对象。最初那几年，他都是背着一床床垫做样品，外出三次到西北地区推销，一去就是10天左右。一床床垫售价只有18元，利润空间非常有限。
当时何俊平的儿子何海禹正上高中，试着在淘宝网上注册了一个网店。
第一笔生意的成交，给父子两人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何俊平完全被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儿子所折服：现在厂里的一切生产经营全听他的，什么样的规格产品热销，网民说了算。
“机器制作的床垫柔软、结实、不变形，一小时成品十几张，手工根本没法比。”作为新一辈棕编继承人，何海禹认为，祖辈们的传统手艺开始逐步成为历史。传承非遗文化就是让后辈记住它的历史和技法，固守并以其为生，未免强人所难。
“机器制作的棕垫子只能叫棕制品，并不是传统的棕编产品。蓑衣、棕箱、棕帽机器就做不出来吧。”非遗传承人何文满担忧到：少了编织绣花，没有了文化特色，就和汉中棕编没有半点关系了。
“机器可以完成打板、剪裁、缝制、锁边，每小时生产鞋垫上千双，网上喊价只有5元钱。”何海禹认为手工编织棕制品并非没有市场，在旅游景区、对外贸易或是中老年群体，应该还有消费市场。三五十元的帽子和鞋垫，在大众消费市场只会有价无市。
两代人对棕编产品及文化的碰撞与抵触，相互不能说服对方。
南郑区文化馆副馆长鲍玖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产品不能进入百姓生活，传承与保护近成空谈。而突破资源对接、项目孵化、创新推广等每一个门槛，都是难啃的“骨头”。
对于祖辈的焦虑及网友纷至沓来的订单，何海禹表示，“目前考虑不了那么多。”他一脸自信地笑着说：“紧跟市场就不会走上绝路。比如棕绳，就因为现在产量大大下降，市场显得非常紧俏。我一定会做的，但是会用机器，手工根本不划算。”
编辑：刘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