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裱师正在整理破损的档案。
新闻资料
6月9日，国际档案日
1948年6月9日-11日，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其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
2013年，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9日即“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
直播预告
今天上午10点 封面新闻直播揭秘百年档案
为了怕外地人和外国人听不懂四川话，发行方言手册；为了方便文盲识路，交通标志竟用水果和动物代替……这一切发生在百年前的老成都。
6月9日上午10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将走进成都市档案馆，通过老成都档案让你趣味读历史。同时，百年档案修裱过程将首次零距离曝光，看直播，见证老工匠们如何“妙手回春”。
“这块找到了！”坐在操作台一角的档案修裱师张士兵，用镊子轻轻地从一小堆发黄发黑的纸张中剥离出一小块。眼睛闪亮的光从眼镜框里穿透出来，张士兵露出孩子找到心爱玩具时的笑容。
6月8日，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260号，在如“鼎”样庄重严肃的成都市档案馆大楼12层，张士兵和他的伙伴们又展开了一次“寻宝”之旅。用他们的话说，“尽管已从业三十年，新的每一刻到来前，你都不知道，又将打开历史的哪一个角落。”
外行或许会认为档案工作很“死”，偏偏这一群人又把它做“活”了。
“慢工出细活，每当你坐个半天，修好一张档案，让历史复活的感觉，很有成就感。”老师傅张志平亮起嗓门说。
蒸、挑、刷
慢工细活 暗藏太多功夫
进入六月，一本《民国时期各省税务管理局组织暂行条例卷》成为张士兵他们主攻的修复对象。操作台上，一堆黄黑色的档案材料，有些破破烂烂，有些却紧紧黏成一叠，难以拆分。
如何对它们进行修复？
“先要蒸笼‘蒸’，慢慢软化，再用镊子一页一页分开。”张士兵一边解释，一边死盯着手指间镊子挑针和宣纸之间跨越时空的“紧张”对话。
“有的档案已经完全絮化，纸张拧成了一团。要先用水浸湿后，拿干毛巾吸水裹干，再慢慢地挑开，抹平。”张士兵抬头舒了口气说，“捋好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排列，以免引起错误。”
站在一旁观摩老师傅手法的周敏不禁感叹，看起来只是蒸、挑、刷的工作，实际上暗藏太多功夫。“刚进入部门时，我在报纸上刷浆糊试手一年，又反复模拟修裱后，才敢开始修复一点破损不太严重的档案，‘档案砖’完全不敢碰。”他说。
“糙”汉子干起细活，一点也不含糊，有时候修复一张档案就得坐上一天。而磨炼出这样的耐心，张志平自有妙招：“在修裱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往往闲下来，张志平便一头栽进笔墨纸砚中。所以在修裱过程中，张志平常常琢磨百年前书写人的笔法。“你别说，这以前能在政府写公文和布告的，都是专门的写匠。虽然还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的书法，但是也各有千秋，算得上可以品鉴的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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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连在一起的档案要高温蒸过后才能拆分。
手工活
竹片镊子 比机器更管用
宣纸，棕刷，浆糊盆，镊子，起子，人工手削的尖头竹片……
修复档案的工具一点都不现代，看上去土极了。张志平用藏在档案馆大楼里的老作坊来比拟自己的工作场地。目前，技术保护部所使用的工具和保留的手工艺，大多和百年前相似甚至一致。
“拿最简单的浆糊来说，都是我们用已除去面筋的淀粉，调和而成。”张志平介绍，每天会根据工作量进行调制需要的浆糊量，如有剩余，全部倒掉。“这东西就跟牛奶一样，第二天就会酸掉，粘合性就会不好。”
修裱现场，张士兵在操作台上铺开了一张塑料材质的油纸，轻轻地将一张残破的档案背面置于上方，棕刷蘸水，再均匀有力地向档案挥洒，通过水的张力，使纸张平整。当水分完全浸透档案后，一根裹成条的毛巾均匀地碾过档案，吸干多余的水分。几秒后，盖上一张A4大小的宣纸，“这个有韧劲，不褪色，易保存。”
宣纸与修裱档案贴合后，张士兵熟练地在纸上刷上一层浆糊，“赶走”气泡。“动作要轻，要时刻保证档案的平整和完整。”这样的力度掌控，也只能靠人工完成。早些年，档案修裱机入驻档案馆，可提高档案修复工作的效率。
“很多破损严重的，还得靠我们的双手。机器有时候没法掌控，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档案。”张志平感叹道，“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早就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在正常的保存条件下，再过个百年没问题。”
所有的修裱工序完成后，需要对成沓的资料装订成册，这时登场的裁纸刀几乎是“黑科技”一般的存在。其自带刻度和切刀，代替自制木尺，方便对齐裁剪，称得上是最“先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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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刷子刷平修复的档案。
修裱那些事
用棍棒抬修复袁世凯布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士兵和张志平还在当时位于龙泉驿的成都市第一档案馆办公，平日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一台电视机。就是在这稍显清淡的生活里，两位师傅遇见了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复。“明天要修复一个宝贝！”正埋头工作的张士兵接到一个新任务。他心里不禁犯嘀咕，哪次修裱的不是宝贝？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次的任务是修裱袁世凯的布告。
石头砌起的“库房”里，有一麻袋一麻袋“未见天日”的老档案。在一次整理中，师傅们偶然发现了一枚盖有袁世凯红色印章的布告。这份档案，记载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内容，为那段风云动荡的岁月再添佐证。
泛黄又厚实的纸张，被叠成了方块，折痕处已经断裂。平铺后，长4.06米，宽1.33米，面积达5.4平方米，布告上的字遒劲有力，图案也清晰可辨。布告太大，一两人搞不定，技术部的六名同事全体出动，分工合作，足足忙了一上午。
操作台不够用。刷浆糊时，有的同事还得搭起板凳牵开布告。“修裱时用水浸湿后更重。”张士兵回忆，当时六个人，用了四五根棍子才把布告抬起来进行晾干。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受力均匀，大家移步的节奏都得一致。
张士兵和同事修裱还原的这份袁世凯布告，如今已是成都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这是全国唯一的，也算目前为止发现文字最多，幅面最大的单份档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荣幸。”张士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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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片挑出档案碎片。
“废纸”经过修裱
发现了家风家规
2016年国际档案日前夕，成都市民刘德忠在一份捐赠协议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将刘氏家族传承200多年、多达420件的契约和税票，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档案局。
爬满点点蛀洞和霉迹的各类“废纸”，一年后，经过修裱，整理，归档，又重新闪现出意义。
在去年的一次档案查阅中，一张修裱好的刘传凤进京拜帖引起了刘德忠的注意。出于对这位曾在同治年间中过举人的先辈的好奇，几经查阅，刘德忠更是发现了其留下的教材和手稿。
“捐赠前，只知道有些家里的宝贝，现在经过修复，编号整理，更加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刘德忠办理好查阅手续后，拍下了刘传凤曾用过的私塾教材和手稿，请专业人士进行了解读。
“里面是文言文，因为自己也不懂，经人一解释，才知道当时所教授的是家风家规，比如崇文重教、重德树志。”刘德忠说，自己仿佛又抓住了一条家族珍贵的生命线，立即根据解读拟出了刘氏家风家规，准备在每次的家族聚会中都拿出来诵读，以承先祖精神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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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的档案登记造册输入电脑，方便市民查询。
新闻链接
捐赠“成都历史”
目前，成都市档案馆4万多平方米的“成都历史”存库里，安放着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档案约56万卷、20万件。
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成都市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档案来源主要以市局机关档案为主，但不乏也有通过社会征集以及市民主动捐赠的历史档案。
往往在重拾这些来自民间的档案里，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细节。
最有孝心
为名医父亲“遗产”寻归宿
2016年8月，年过八旬的高东藩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来到成都市档案馆，要为父亲悬壶济世留存下来的35册古籍医书、500余张处方找个好归宿。
这位老婆婆的父亲正是成都四大名中医之一的高敬舆。
高家三代行医。遗憾的是，高敬舆儿子前几年去世后，再无承其业者。
“家里没人做这行，这些东西也怕是荒废了。”害怕遗失，高东藩便萌生了捐赠医书的想法，“不仅可以很好地传承下去，也方便医疗工作者查阅和研究。”
最有特色
老教授捐赠地球三极的化石
2013年，成都市档案馆为了丰富人文、科技类资料，发起了“成都文化名人”档案资料的征集活动。
而其中最特别的档案，要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登义教授的捐赠。高教授出生于四川大邑，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的人。
2013年，成都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到北京高登义的家中，表明来意后，高登义立马搜罗自己的藏品：一块南极的树叶化石、一块北极的扇贝化石和一块珠穆朗玛峰的海螺化石，将这些东西贡献出来。
“这三块化石，最能代表他探索三极的经历。”档案馆工作人员邱晓河告诉记者，以高登义为代表的川籍文化名人捐赠的藏品，不仅丰富了档案馆科技类材料的馆藏，也能够与市民分享科学家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秦怡 摄影 雷远东
原标题：“土”工具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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